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伙计”制度对明、清商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这是一个全新而普遍的制度。以规模和组织言，以前中国史上实无前例。第二，大贾和“伙计”断然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第三，“伙计”、“掌计”大体都是亲族子弟。这一事实恰好说明明清商人如何一面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一面又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这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方式。清末民初中国新型的资本家仍然走的是这条路。难道现代型企业的发展必须以“六亲不认”为前提吗？试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比亲族更可信托的“助手”吗？西方的宗教组织在社会上占主宰地位，而中国无之。以社会功能而言，中国的亲族组织即相当于西方近代各教派的组织。韦伯以为新教伦理的一大成就即在打破亲族的束缚，使家与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系，没有“事业功能”，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史缺乏认识的缘故。明清大贾与“伙计”的关系即已向“事业功能”迈出了一大步。所以山西以诚实不欺著名的“伙计”才会成为其他大贾“争欲得之”的对象。不但如此，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便站不稳。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西方，企业和家庭关系的结合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总之，我们对“伙计”制度的出现应予以最大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经营管理阶层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