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念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否保障国泰民安、人性丰满与充实，不在于它是否得到众多他者所认同，是否被目下的话语权所肯定，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是否按照人之为人的（变换自然的）社会方式改变自己文化类群的命运和人类发展的历史。

    或许由于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缘故，人们总是天真地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泰民安’、‘人性丰满与充实’——不属理性认知的话题，而是理当如此的社会本然。这样，就把关涉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性问题，作为无需赘言、无关宏旨的对象，排除在人们思维理性的语境之外。

    于是，在个体认知理性的视域内，只剩下可以被认知者思维理性所验明的十分有限的事物和命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在关乎他们具体命运的这些问题上达到通约共识，人类的一切事物就统统好办了！

    这就构成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思想者既要关注被所有个体通约共识的个人命运，又要把给定这种命运的发展性问题——具体道路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排除在外。

    在他们看来，那些承载着所有生命个体现实命运的社会存在、人类历史及其实践文化，对于个体的理性认知实在是‘大而不当’、‘太过遥远’，根本不属人类通约共识的文化范畴；人类通约共识的范畴，只能限定在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只能在认知个体的理性范畴来达成。就仿佛是说：人只是认识的动物，而不是自己文化类群在他们共同实践文化中相互创造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自己文化类群改变社会命运的实践文化，已然超出个体理性认知的可能范畴，因而无法作为人们感性基础上的认知理性——便于人们驾驭和掌控。于是乎：既然人们对此无法驾驭和掌控，我们凭什么以它为标识统观我们的命运和理性呢？！与之相关的质疑是：既然它属于个体不可认知之域，人们又该如何在此达到通约共识、追求真理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超出人们日常语境的发展现实。她需要与世界独处的全新文化语境。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合的观念方式，必须超越个体意识的体认视野、文化局限，站在历史经由现实引申至未来的发展性视域 ，学会从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所有文化类群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认知被自我意识拒斥的现实世界，重新构建达成人类通约共识的历史通道！

    毋庸置疑，欲学会面对这样的历史，就需要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语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对自己民族内忧外患发展历史的文化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两个条件：

    1.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文化类群根在何处、命在何方；

    2.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与其他文化类群相融合，学习时代、创造未来。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一种在构成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现实基础上，以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市场化理念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命运媾和一起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化语境，要求把自己国家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整合在同以其他所有国家构成类属关系（而不是霸权关系）的全球经济生活之中！它显然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思维个体为单元的文化认知语境，也不同于那种以对他国命运社会驾驭为目的的文化强权语境。

    那些主张去市场化、单纯以宪政民主拯救世界的人，通常采用前一种语境（个体认知的语境，和西方国家的霸权语境）。这种文化语境的‘优势’是：它尽可以在民主、自由、人权抽象认知的层面上，顺从人们个体认知的局限，激化人们对社会、对国家、对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怨与不瞒；再配合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外部干涉与话语权。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有着个体（趋利避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禀性作支撑、口惠而实不至的抽象认知语境，也是有着西方全球战略作支撑的（解构所有对其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民族国家的）强势语境。这两种语境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推行霸权文化的政治基础。

    与之相比，后一种语境却是如此脆弱！ 脆弱到——哪怕你想把自己民族国家做大、做强，试图摆脱历史上曾经遭受的凌辱，强化自己文化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那些以个体认知语境看待世界的人，尽可以采用西方后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语境（民主、自由、人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利用社会转型无法避免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不适，以及权利与资本结合所造成的社会阵痛与腐败，轻易地整治自己的国家、政府和人民，破坏和瓦解自己文化类群的社会根基与历史文化！

    在这些人看来：不把这样的国家（对西方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从当下的市场经济打回十八世纪，不足以把握个体认知视野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从两种文化语境的对比看，前一种文化语境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只会保障邪恶的更加邪恶、无望的更加无望！它警示我们：倘若不是纳入全新的发展视野及其文化语境，我们的民族国家便会重遭西方殖民霸权之毒手，民族振兴复又变得没有希望！

    后一种文化语境预示着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政治前途：它以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生活、主宰自己历史命运的话语方式——向世界陈明：自由，是所有民族国家在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基础上，而对自己文化类群发展命运的社会改造与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