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是一个蒙受损失的第一个十年。尼尔波斯曼于2003年故世，而凯利（Carey）也于2006年得到了上帝的召唤。不过，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从来不搞田野研究，也不搞原始数据研究，他也从来不是从一个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展开论文写作，他其实是一个写思想性文章的学者——这在包括传播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科研究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现象。我有一本他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文版，读完本章，我想应该翻开此书，虽然我知道，读思想性学者的文章其实很累。
<第九章 詹姆斯凯利：寻求文化平衡> 作者：弗里德里克 瓦塞尔（Frederick Wasser）
在我前面写的几章笔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是“寻求平衡”——这其实是和自然环境保护一脉相承的。凯利也在寻求媒介的平衡。他认为，传播垄断的形成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体的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为了反对这些垄断，就必须寻求媒介的平衡。
既然他是一名文化论者，那么，在寻求媒介的平衡时，就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研究。对于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态度，他持同情的观点，但他回避这个问题。他拒绝狭隘的“品味”观念，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意义王国，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中。
客观事实是，文化是经由传播创建起来的。所以这位文化论者就很自然地走出了从媒介到文化到传播的研究路子。他回顾了麦克卢汉的研究突破，即麦克卢汉批驳的一个概念：传播问题仅仅是传输信息的问题。凯利要我们考虑，传播有一个仪式的问题，仪式的功能和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样重要。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传播行为都有一个超越传输功能的意义。许多意义可以叫做仪式，比如我们交换和共享讯息以便重申友谊和归属感时，就是在进行仪式性的交流。仪式性传播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是人们共享的润滑剂，并不限于宗教仪式里的涂油仪式。
凯利拓展了杜威的理论，他写道：“传播是一个符号交换过程，现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维护、修补和转化的”。意义是文化生产者和受众互动的一个协商场所，受众可能接受生产者的意图，也可能修正生产者的意图，有时甚至可能颠倒生产者的意图（这样的例子在国内，远可以参照《馒头》对《无极》的解构，近可以参照“老子不看孔子，去看孙子”的故事）
凯利也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问题。前面我提到，芒福德是从技术乐观派转向悲观派的，芒福德的毁灭感提醒了凯利如何去看待技术。他着重研究了电报这项技术。
凯利论证说，电报将运输和通讯明显地区别开来，电报的空间控制导致了美国地方时间的死亡，期货交易人取代了倒卖差价的经纪人，这样就使知识竞争成为可能——结果就导致了知识垄断。18世纪资本主义开创了商品使用和商品价格的分离，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引起的知识垄断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分离的势头，马克思从这个势头从获得灵感，构建了他的商品化理论。
不过，凯利的立场和马克思是略有不同的，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凯利更倾向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即文化和经济在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中是同等重要的因素。霸权价值被灌输到了各种社会制度中，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但凯利也仅仅是倾向而已，他一没拒绝种族和性别研究给人的启示，二也没有完全接受这种研究泛化为概括一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句同意每个人互相不同意的意见的味道。
凯利关注到技术问题和随之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播问题。因为人们创造技术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拓展公共领域，技术系统的生产和分配仅限于市场内部，而市场肯定是以私利为导向的。凯利认为，经济和传播构成矛盾的框架，经济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实践，信息传播是生产意义的过程，是绝对不会短缺的资源，实际上它是极端丰富而免费的商品。日益技术化的传播使得传播更加成为私利的资源，而不是共享的公共领域。凯利注意到了我们在语言里的无意识转变，我们已完成从传播到信息的过渡，从公众到受众的过渡。他提醒我们注意，经济问题是个人的领域，是“那对我有何好处”的问题。
本文最后还提到了凯利对新闻教育的看法和研究，基本上，我对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不是很大，此处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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