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当代价值

    唐太宗在位一共23年（627-649），因为治理天下成效显著，历史上誉为“贞观之治”。一千多年过去了，今天回顾贞观时代，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唐太宗曾经过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从隋朝的覆亡中，唐太宗一班君臣也确实获得诸多启发。那么，唐太宗的时代对于今天是否也有启发的意义呢？答案是肯定的。

讨论人物应该从最真实的历史，从历史的实际开始。但实际上，1000多年后谈唐太宗，所凭借记载，而这些记载不完全考普，不完全真实，历史人物永远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徘徊。研究越不过记载，但是记载又存在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立场，造成同一个人物，不同版本。但就一个人物基本特征，还是有稳定因素的，不能因为一点分歧和假象，就否定全部和一切。

    理性从政——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在帝王谱系中，他的位置肯定数一数二的。帝王掌握很多权利，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地方，感情用事。所以权利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在此系列中给出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利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应该是独一无二，在此表现最为出色。当今尤为强调。专制体制下，能够如此理性运用权力，应大书特书的。这一特点决定影响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绩。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特点，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见过盛世，也见过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中国历史给人们积累的经验到唐代已经很丰富，理性统治者如果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像战国就很少有参照。读历史使人明智，他做得很少。历史学在整个唐代，甚至古代，和我们现在概念不同，那时候历史学和现世政治紧密联系一起的，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身边都是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变成纯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那时候很使用，直接对政治发挥作用，很明晰。这个时期，中国王朝能够足以给人历史的智慧，通过“兴”，王朝的兴衰，兴退来把握自己手中权利。唐太宗为什么那么理性呢？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太重要了，作为国家统治者，掌舵者应该知道国家的何去何从，怎么知道？就是历史。当今世界有所不同，不仅要看历史，还要看整个世界的历史经验教训。但是唐代这些政治家学习政治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中学习。第二，从个人角度讲，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那隋炀帝就没有吗？都有治理好天下的动机，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夺权夺来是逆取。所以不能对玄武门之变做一概否定评价，确实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但是也有积极作用，唐太宗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来为自己最后的名声评价写上正面的词汇。这跟玄武门之变有关系。后来贞观18年修禁书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大家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就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这么多好事，总是记不住。从他个人讲，他想做好皇帝的角色，与个人经历，特别是玄武门之变很密切的。而且有同等心情的人不止他一人。周围大臣，一方面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把握都有相当深刻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都不是混事的人。贞观时期一大批这样的人，一心一意考虑国家事情，要把国家建设好。个人受到损失都无所谓。如果统治集团里单就一个想法不一致，不同心同德也是很麻烦的。看贞观时候的故事，让人感慨的地方特别多，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处理。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换个时代没什么，谁能管这事？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征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影响会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怎么搞的，贞观时期都是君子，不理解。全都公私分明。即使今天也讲公私关系，唐太宗时期，公私真的很分明，即使私事也从国家角度考虑。如何维护皇帝形象，国家政府形象，他可不是用新闻检查的办法来管理形象，实际上就是不做。所以贞观不仅感动中国1000多年后今天，武则天时代人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很快就比较出来了。这样良好清明的政治，这样理智统治的集团，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君臣关系——这样今天来讨论唐太宗就会有很多话题。一我们今天强调法制时代，唐太宗是典型人治时代，如果人治能够把现有人员充分调动起来，统治集团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利，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水准。所以在一个人治范围内讨论这样话题也不是不可以。比如，人治一个重要问题——以德化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行。唐太宗时期能做到，他以身作则，确实让人看到，自己吃点苦受点罪，也不觉得什么，像毛泽东时期也有过这样时间，听说主席生活很艰苦，总理衬衣补了多少补丁，大家就感动了，真感动。认为领导人都能这样，大家吃点苦也可以。现在生活好了，牢骚却很多。国家领导人不管人治还是法治情况下，都应该是表率。法制情况下就应该是表帅而已。人治时候能做好这点，确实能够感动人。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因此要赞扬帝王，因为在批评帝王戏时，有一种观点，总演帝王戏，不是在为帝王，专制制度招魂，这种说法过为严重。其实我们回想民族历史，国家历史，有一断时间很美好，1000多年前的历史，至今看起来很感动，某种意义上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古代不全是罪恶的皇帝，所有的权利运行都很野蛮，所有的时代都很黑暗，不是这样的。看看近代以后，比较西方国家觉得落后，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谈论人还是很多，五四以来否定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现在也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很多的。看看现在文化也是非驴非马的，可能文化本质就是杂交的，因为自己主动批判传统，破坏传统，拆城墙，砸文物，差不多现在基本情况数典忘祖吧。远离了传统，传统根本没有复辟的可能，纯粹侠义文化都很难。

    理性运用权力，他知道群策群力的力量。唐太宗时代有很多制度保证权利运行是理性的。现在才说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个道理唐太宗时代早就认识很清楚。他说过，大臣你们担当各色职务，都应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尤其见到不同意见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失之千里了。观点是理性的，避免决策失误。贞观时代有几个重要会议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把八座一室，部长级会议，上面有宰相会议，然后唐太宗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几个阶层会议，不同声音一直可以达到皇帝面前，不同声音可以争论争吵。有个有名的故事，他要求文武百官都要提意见，有些武官连字都不会写，怎么提？武官长何不会写，房客马周就替他写，皇帝看了观点不错，长何说是房客观点，唐太宗很快找来马周，最后马周做到宰相。唐太宗夺权当天就有这样公布，要求官员对国家问题献计献策。这样东西比较容易使唐代官员有机会表达自己真知所见，有很多机会。这样集思广益的做法是理性行政一部分，其中最有名的纳谏。以魏征为代表很多时候方式方法直截了当，让皇帝难为情。但毕竟凡是正确的，唐太宗就接受了。现在大家公认意见，做到皇帝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担心被否定。唐太宗就能克服这个问题。唐太宗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还能知道这种做法不好。长孙皇后就有很好的总结，魏征善于以理治主之情。这是魏征最大功劳，反映皇后的水平也很到位。他误杀一个大臣张蕴古后，张确实犯错，但不致死，唐太宗后悔了，错误犯了不可挽回，就确定一个复奏制度。以后皇帝下令杀谁不能当场，带下去第二天复奏一次，皇帝怒气不消还要杀再复奏，给皇帝充分时间和余地有反悔余地，历史记载，因为复奏制度，挽回了不少生命。限制了皇帝犯错误的权利。以少犯错误为己任。后来唐太宗几乎一刻都离不开魏征。不会觉得自己权利受限制，反倒觉得自己少犯错误。以至他形容自己和魏征是璞玉和玉工的关系，自身素质不是很高，因为魏征雕琢越发不错，这种话至少说了两次。认为魏征缔造他，古往今来，最高当局者谁过这样的话。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自己被培养了。后来魏征去世，他痛失自己失去一面镜子。后来他果然犯错，打辽东战败而归。

    以民为本——先秦以来的理论，以民为本。后来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理论，一般认为是儒家象牙塔之说。没有实现过。但是唐太宗时代就很好履行了这种理论。有一次唐太宗要结婚，贞观8年，娶一个郑家的女儿，皇帝娶亲很费事，手续都做了一半，魏征听到消息，郑家女儿已经跟别人订婚了，皇帝不应该再跟他结婚。当时说的是——皇帝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想想人家的感受，如果硬娶，老百姓做何感想？所以婚没结成。最高统治者经常能够换位思考。

    建国之初朝廷考虑如何减少犯罪问题，有臣建议严查严打，唐太宗认为去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能够按照常理去理解问题。他知道换位思考。贞观4年，房玄龄报告皇帝，国家的粮食储备、军事器械已经超过了隋朝，唐太宗听了应该很高兴，但是他很平淡，他说隋朝不是因为穷，贫困而灭亡，因为隋朝太富有才灭亡。农民起义因为饥饿，隋朝有粮食吗？很多。唐太宗亲口说，隋朝粮食留到现在还能吃五六十年。但当时发生自然灾害时就舍不得开仓放粮。所以隋朝不是灭亡太穷，而是太富，两级分化很厉害，国家严重不和谐。所以唐太宗说应该藏富于民。他对人生命的珍惜，差不多空前绝后，尽量不实行死刑。减少死刑数量，死刑变成肉刑砍脚，后来也取消就变成流放。唐代轻易不执行死刑，有很多执行限制，春天不执行，夏天也不行，秋天还不行，下雨天不行，下雪不行，晚上也不行。就是限制。贞观四年，全国犯死刑的只有29人。唐太宗有个制度，要定期检查监狱，直接面对犯人，这也是犯人机会，有机会向皇帝喊冤。有一次到大理寺监狱里面看犯人，一般情况下都要喊冤，今年很奇怪，400多死刑犯没有人喊冤，唐太宗很奇怪，大家都认为罪有应得。人死不能复生，唐太宗当即决定释放他们回家，一年秋收后再回来报到。一年之后一个不少都回来。贞观时期很有名的象征，400死囚来归狱。唐太宗最后全部赦免。齐名的故事还有放3000宫女，共放了两次，他就说本来都是隋朝时候进宫，除了撒扫之外没那么多事干，一则节约国家开支，二则可以任意嫁人，还可以繁衍人口；嫁娶也符合人性，让她们自由生活。唐太宗和突厥修好时，对方要给马匹，唐拒绝，要求释放回来本国人口。他很重视人口。河北卫州发生案件，一个士兵杨真经过板桥镇，住店一晚上，当夜发生案件，旅店老板被杀，查线索在这个士兵刀上发现血迹，当场报官，审判，刑讯逼供结果，杨承认杀老板，叛死刑，当时不能马上执行，要报皇帝过目。每个人死皇帝要知道。不会出现今天。唐太宗认为这个案子太可疑，这个士兵有紧急军务路过，又与老板素不相识，没有杀人动机。为什么杀人？从中央派人下去重新查案。生命对个体固然很重要，对皇帝未必尽然。然而唐太宗知道生命很重要，重新调查，跟杨没有关系，老板娘有外遇，情杀，杨真被人陷害。

    当然他也不都是正面形象，像玄武门事件，这也是这个制度下的死结，解不开的问题。，最高权力总是会有人争夺，皇位继承总是会被人事冲突所干扰，一般都不太平。所以中国社会里，最高权力转移总是个大问题。清朝以前，古史阶段，研究唐太宗最重视君臣关系。解放以后，用阶级斗争考虑所有历史问题，民本主义，说到贞观之治，都是从阶级关系来说，提出让步政策，北大教授剪伯赞提出的，农民战争结束后，地主阶级新上台，执政时会对农民阶级实行让步政策，因为他们知道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贞观就是让步政策的体现。后来文革期间，有人批判让步政策，认为美化地主阶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唐太宗很重视社会和谐的建设。特别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协和关系。如果想要社会和谐，肯定要由最高当局来建设。如果制度本身不和谐，老百姓怨声载道，使矛盾更加激化而已。改革开放以后，比较重视统治者的理性行政，特别重视制度的建设。唐代人很了不起的思维模式，凡事从制度角度考虑。在那个时代很了不起。魏征的职务关系，致使他不断提意见。

    任何时代唐太宗都会被提及。现在很难对一个历史人物形成一个主流声音，毕竟毛泽东时代是极为特殊的年代，他提及一个人，全民皆从。

    其实对有的问题都是随着研究问题深入，才有新的发现。我们现在认为贞观伟大之处在于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打下制度的基础。以前都是着重看君臣，看阶级斗争。现在发现理性从政，制度建设有多么重要。对唐太宗争议比较少,对他看法反差不大。作为明君，对他的认同基本一致。拍摄《贞观之治》，经有关部门审查后，突厥部分不能提，改成草原十八部，不知何意，真实历史都不能正视。还有玄武门那段也不让播放，一剑射出嘎然而止。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还原历史,但总有人连真实也会莫名其妙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