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董国良：
“JD模式”能降房价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模式。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提出了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家和地区唯一展出的城市新模式——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简称“JD模式”）。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实际上是深圳维时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的董国良（现已七十高龄，仍意气风华，精神矍铄）。
董老的研究，始于现代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他一头扎进去就是30多年，可谓倾注了个人全部的心血和感情。
一直以来，他迫切地希望，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能展开JD模式的城市建设试验。为此董国良四处奔走，四处演说，四处争辩。2010年世博会召开，他的研究终于被呈上了这一全球性的交流平台。
世博之后，初冬之时，我与董老的来来回回几番交流，促成了以下内容。
JD模式在世博会引起热烈反响
杨 剑：世博会召开之前，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强调：“面对21世纪的诸多挑战，不能闭上眼睛，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必须创造一种新型城市模式，这也是上海世博会的使命之一。”但是，世博会上却只展出了JD模式这一个城市新模式。其他国家的“哑然”，是否表明，全世界的大城市病都在遭遇困境，但解决方案却太少？
董国良：别的国家未能展出城市新模式，是因为没有创造出来。发达国家未能突破城市建设传统理论的原因是，学科分割，面对城市问题，都在自己的学科范围里打转转、找不到出路。
业外人士可能不知道，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曾指出“传统城市建设理论将导致城市被摧毁”，一位法国学者回顾近50年城市演变的结论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上集体无能”。
杨 剑：那么，为什么您能创造出一种新城市模式理论？
董国良：人生轨迹变化莫测，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痴迷于城市的研究。
1974年我赴欧洲考察期间在巴黎遭遇严重堵车，看到交叉路口处2/3的汽车停顿、1/3的汽车在行驶，地面道路上只有60%的面积供汽车行驶、其余面积被步行和停车所占用。汽车交通的低效率令我震惊，激起了我着手研究城市问题的极大兴趣。那一年我37岁，今年74岁，算起来，我持续研究城市问题的时间也正好是37年。
杨 剑：这次世博会展出了JD模式，引起了怎样的反响？政府和学界有回应吗？他们和您展开了怎样的交流？
董国良：我认为，通过上海世博会，JD模式在一部分理性思考者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我在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论坛的主旨演讲，引起热烈反响，是唯一在演讲结束马上被媒体包围的演讲人。随后，浙江大学邀请我去讲学。
悉尼大学汉斯教授表示国外从来没听说过我的理论，他认为有道理，希望我的书能寄给他，还口头发出了邀请。
在我演讲后的讨论中，杭州张建庭副市长表示他第一次听到JD模式，认为在杭州应该考虑采用的问题（论坛后我与杭州市建委开过一次交流会）。
世博会还邀请我参加了闭幕式和高峰论坛，在高峰论坛上吴良镛院士
值得一说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世博会闭幕式上强调“要创新城市发展模式”，继2007年对JD模式批示“这种模式是城市发展方向”之后，再次指向了城市发展方向。
JD模式能降房价
杨 剑：您曾统计过，“作为新一代城市的模式，JD模式具有唯一性、最优性和必然性”，依据是什么？
董国良：按照系统论，城市是耗散结构系统，从现在城市空间利用粗放无序状态发展至集约有序状态是必然的。我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模式共有105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共有33个，JD模式是据此优选出的具有唯一性的最优模式，因此，必然是新一代城市的模式。
杨 剑：最近几年，“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概念广受亲睐，JD模式对此能产生什么影响？
董国良：生态城市已经成了最时髦的追求，因为现在城市的人居环境太差了，人们就产生一种幻想：要在不变更城市模式的情况下建设生态城市。
欧洲的很多小城市建在绿色的田野中，这些城市是生态城市吗？不是，因为这种分散的小城市造成了土地、汽车燃油、尾气排放等地球资源的严重透支。欧共体的专家们早就指出，发展中国家城市也这样建下去，大规模的生态灾难将不可避免。
从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来看，JD模式具备生态城市的条件：①市区面积的100%是没有汽车的大花园；②市区绿化覆盖率高达60%；③具有与机动车道路完全隔离的步行、自行车道路网；④市区高度紧凑，出行距离短，且没有交通拥堵；⑤市区的雨水可以全部回收；⑥抗灾能力好。
杨 剑：如果JD模式能解决土地、交通等问题，那么，它能帮助政府降房价吗？
董国良：房价高企是现行模式城市的城市病，并不是政策的产物，政策对平抑房价的作用很有限。房价高是因为现行模式城市中存在着推高房价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需要土地财政、假性土地匮乏（即本不该出现的土地匮乏现象）、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大量游资进入房地产市场。
采用JD模式，上述四个环节都不存在：
一是，在汽车达饱和水平时，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仅为30平方米，住宅建设用地不会供不应求；二是，同样人口规模的市区面积只是现在城市的1/10，所以，城市建设投资至少节约80%，不再需要土地财政；三是，城市中不再发生交通拥堵，不会因为交通拥堵造成城市中心区房价过高；四是，住房将丧失作为投资品的价格炒作空间，投机炒作不再成为推高房价的因素。
因此，房价自然得到平抑。
长沙在全国率先“人车分流”
杨 剑：为什么长沙市会率先采用JD模式？目前其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其他城市跟进情况如何？
董国良：按照时任长沙市副市长的徐湘平所讲，他们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用了JD模式。具体情况是，新河三角洲的改造搞了四年规划，但都因为需要政府补贴20多亿，无力进行；2005年在无锡市长研讨班上听我介绍JD模式后，在我的指导下按JD模式做了规划，发现不仅无需政府补贴，而且政府可赚30亿元，很快，政府就拍板采用JD模式。
长沙市能够迅速决策采用JD模式，还因为书记、市长、主管副市长意见高度统一。当时在任的长沙市市长谭仲池本来对城市就做过深入研究，还出版了一本书《城市发展新论》，所以很快就理解了JD模式，并且高度推崇JD模式。谭仲池还写了一本小说《此情如水》，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是年夏天
目前，长沙市已建成一个JD模式街区（湘江世纪城），新河三角洲已经建成一部分，15平方公里的黎托片区（武广新城）正在按JD模式做规划。
杨 剑：JD模式与已经确定的城市规划有矛盾吗？
董国良：其实，我们通常讲的城市模式，是指市区三维空间的利用方式。JD模式是汽车大众化时代的市区三维空间利用方式，只要已确定的功能布局是合理的，就无需变更城市规划。
杨 剑：但凡新理论诞生，总会受到社会各界不同眼光的考量，质疑的声音更是在所难免。在研究与推广JD模式的工作中，您遇到哪些阻力？有着怎样的内心感受？
董国良：JD模式及其原创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传统理论的颠覆。虽然它破解了城市病日趋严重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它对传统理论的颠覆性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些人，我为此曾遭受一些很不公平的待遇，长期陷入孤独和沮丧。
奇怪的是，对JD模式坚持否定态度的人，从来不与我当面或当众进行交流，只是在背后说东道西。中央二台《对话》栏目在做JD模式专题时，我建议邀请背后到处发表否定JD模式言论的某权威，但该权威拒绝参加。
对我震动最大的是，至今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不相信中国人能破解世界性难题的心理，如果是外国人发明的JD模式，恐怕都争着要去采用、要和国际接轨。例如，对采用BRT，中国某些城市的热情远远超过了BRT的发源国巴西，巴西圣保罗的堵车那么严重，也没有采用BRT解决交通拥堵。
某权威耻笑“我一个外行，怎么可能解决国外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说我是“无知者无畏”。与会的几位老教授批评他的说法，该权威这样做了解释：“我也知道他研究得很深，我也知道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他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被动了，我这样说他，是有意而为之”。一位考察JD模式的人大代表，看了有上述内容的录像后说“原来是为反对而反对，没有道理，看起来
概括言之，JD模式的推广存在着认识、体制、利益等三方面的阻力，阻力是很大。但是，推动城市模式变革的动力更大，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之严重、耕地保护局面之严峻，已经使城市模式变革的呼声日趋高涨、对JD模式的需要日趋迫切。我深信，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将在城市中出现，在今后的几十年中，JD模式必将改变全世界城市的面貌，缔造地球人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