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9日

摘要：

n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开始进行系统的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毕竟有了重大的提高，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以后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n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结构失衡状况下快速增长，这得益于中国外需的稳定增长，使得中国长期推行的“赶超式”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得以持续。

n 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高速行进的中国经济列车最大的隐忧，已经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何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n 要客观认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实质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自然就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

n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新型工业化支撑城市化、城市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良性发展之路，这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全过程。

n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产业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对于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国，这是一次重大历史机遇，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题词。“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入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在若干关键领域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向产业发展高端进军。未来10年，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数倍增长。

n 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十二五”将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战略，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我们预测，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仅次于头号消费大国美国； “十二五”期间汽车消费将加速普及。

n “十二五”期间，城市规划和建设更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走向均衡。

n 从本轮房地产调控开始，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调已开始转向，由原来投资投机的发展方向回归到保障民生的基本属性上来。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政府将会更多地关注“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保障性住房投资将继续高速增长，成为调控房地产业投资的重要工具。

n 资本市场在支持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自主创新方面具有“助推器”的功能。“十二五”期间，资本市场将围绕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谋划和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的战略转型。未来5-10年，金融资本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目 录

 

一、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回顾：改革开放之前... 5

二、中国经济在失衡状况下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7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状... 7

（二）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高速成长中的“并发症”... 10

三、城市化、工业化：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3

四、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未来10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题词... 15

五、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基本形成... 17

六、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到均衡... 18

七、房地产业发展主调转向：为保民生服务，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20

八、资本市场充分发展：为经济转型和科技创新提供强力支持... 22

 

 

图表目录

 

图 1：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7

图 2：贸易依存度与出口贡献率走势................................................................................. 8

图 3：我国三次产业比例趋势............................................................................................. 9

图 4：中日韩美四国同期三项指标比较(%)..................................................................... 11

图 5：十一五规划对主体功能区的划分........................................................................... 19

图 6：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20

 

一、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回顾：改革开放之前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强国富民是中国几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最高梦想。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起，中国民族主义者就没有停止过工业化革命的努力。但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下，民族工业也多为战争服务，用于本身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很少，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主要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农业生产为主，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开始进行系统的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统计资料表明，1953-197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这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也不算低。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从1952 年的3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4亿元，第二产业GDP从1952 年的141.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45.2亿元，第三产业GDP从1952年的194.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860.5亿元，增幅分别达到471.1%、170.1%、1525.2% 和399.3%。

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中国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新的增长轨道。在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1949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异常贫穷、落后为特征的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并显示出改善的巨大能量。

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经济虽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由于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和积累率以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①]，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同时，高速经济增长还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毕竟有了重大的提高，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以后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追赶现代化，后进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因袭先行国家的老路亦步亦趋，而必须要有超前的眼光和发展战略，紧跟当代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采取超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便不能改变落后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国家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状态，虽可利用自身优势加快社会发展，但却不会在短期之内发生质的变化，这就要求这些国家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切忌急躁冒进，否则将会欲速不达，反而造成所谓现代化的“断裂”。因而，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根据国情，该超前的超前发展，不该超前的则不可冒进，在一些领域里存在适当的滞后发展也是必需和合理的[②]。

 

二、中国经济在失衡状况下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状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自此快速增长，1978-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9.98%。随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强，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转向依赖外需和投资的经济模式之后，中国经济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992-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10.52%，引起国际上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惊讶与赞叹[③]。2006-200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自“九五”计划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此项任务仍然没有完成，经济相反却实现了低通胀高速增长，近十年的低通胀增长得益于中国外需的稳定增长，使得中国长期推行的“赶超式”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得以持续。

图 1：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在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较深层次的结构失衡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双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处于生产价值链的最低端，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严重；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公共服务“短腿”，使得国内“消费抑制”现象日益突出。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高速行进的中国经济列车最大的隐忧，已经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何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概括起来，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国内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自生性不强。中国经济对贸易有较高的依存度，国际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已显露无疑，不论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经济安全来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任务。

 

图 2：贸易依存度与出口贡献率走势

 

  

受此影响，曾经对中国经济发挥重要拉动作用的外需力量越来越不稳定。从外贸出口依存度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这两大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出口规模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但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相反中国对国际经济的稳定作用正趋上升。因此，“十二五”规划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

2.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扩张，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仍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中下游）、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发展还主要依靠粗放型发展方式。

 

图 3：我国三次产业比例趋势

 

 

3.城乡、地区结构失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很不平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同时，我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但这些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归属感不强和群体冲突加剧，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

4.收入分配结构失衡。200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但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在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在偏好“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逐渐凸显。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④]，成功实现转型，改善收入分配已刻不容缓。

　　5.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十一五”期间，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个百分点。

6.行政体制改革任务艰巨。“十一五”期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薄弱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有赖于行政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与深入改革。

 

（二）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高速成长中的“并发症”

上述经济不平衡当然是不合意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⑤]。我们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述的所有失衡问题几乎都不明显，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失衡也远没有如此严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还是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的经济。

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1978-2003年，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7.73％、5.73％、14.42％，然而日本在1952-1978年经济起飞阶段相应指标分别是9.57％、7.97％和13.17％；这一时期，韩国相应是10.89％、8.77％和26.1％，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几乎如出一辙。并且，相比之下，日、韩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面临着比当前中国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甚至即便是现在，日、韩的经济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美国。这个模式支撑着日、韩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就这一点而言，不应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过度担忧（图4）。

 

图 4：中日韩美四国同期三项指标比较(%)

  

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的视角看，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第一个转折是，1978年以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伴随这一过程，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执行。这两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一个效应就是，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正储蓄的人群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此外，有很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已严重影响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迫使政府采取措施，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达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关于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⑥]：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由几年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近二十年来持续徘徊的工资水平终于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这些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通过对中国结构性失衡作多角度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除了经济规模庞大之外，中国经济在结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

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因此，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实质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自然就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

 

 

三、城市化、工业化：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十五”计划中，城市化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按照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国家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我国城市化发展由此开始了“画圈”时代。特别是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了“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全国各地的城（都）市带、经济圈蓬勃发展起来。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显著提升，从2000年的36.1%上升到2008年的45.68%，2009年达到46.6%。预计到2020 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8%，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每年约有1500 多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要防止特大城市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未来10年，我国的城市化还将处于加速阶段，城市化将成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

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000多万，城市面临巨大就业压力[⑦]。到2009年，我国有6.22亿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有大约1.67亿农民工被统计进城市常驻人口，他们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权益，欠缺消费能力。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和城镇就业率人口占比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有相当多的“被城市化”的人没有实现就业，城市化进程没有得到相应的产业支撑，吸纳就业的能力还来不及跟上过急的城市化步伐[⑧]，城市化与城市就业容量的不匹配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⑨]。

中国还远未走完工业化的路程，工业化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大力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保持工业持续稳定增长是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工业增长失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和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是解决当前及今后一切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目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制造业是中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然而，中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未来10年，中国将会大力加强结构优化调整和提升核心创新能力，在提高优化现有工业的同时，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价值链，初步走上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以新型工业化支撑城市化、城市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良性发展之路，这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全过程，可以预期，未来10年，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将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未来10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题词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产业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以强大的力量催生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推动着经济发展理念的变革。中国制造曾经是“低成本，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代名词”，但这种模式伴随着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的需求约束增强已无法延续[⑩]，经济转型升级已进入“倒逼”通道。对于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国，这是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题词。

2009年以来，除了出台短期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外，还出台了许多有利于经济中长期转型发展的产业振兴规划，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提出了发展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把培育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步骤。如今这些政策的效果已经出现，而且新的更有长久增长潜能的经济增长动能也已开始浮现，它们将有望推动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当前，世界各国都将新兴产业发展摆上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家也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关键在于谁能抓住机遇、先人一步，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优势，谁就能赢得主动，抢占发展制高点。“十二五”期间，国家鼓励创新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我国将进入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在若干关键领域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向产业发展高端进军。

此外，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在一些具有很强“正外部性”、有超越经济意义的领域选择一些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政府的力量规划、投入、组织、协调和推进，这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的又一个重要支柱。

不久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至2015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2010年我国新兴产业占GDP比重为3%，这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0年内占GDP将数倍增长。

至2020年，七大产业将分别拥有自己的明晰定位。其中，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未来10年，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转移、升级的成败和自主创新能否取得突破，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我们要由技术跟踪者，转变为自跑者，并乘机成为领跑者。能否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如何将自主创新、产业承接和产业升级相结合，对我们既是一次艰难的攀登，也是一次历史性考验。可以预计，未来政府将充分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的作用，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驱动力，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空间，实现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此外，还要注意到，新兴产业进入孕育期，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如果另辟蹊径，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低层次是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

 

 

 

五、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基本形成

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虽然政府消费不断上升，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却逐年下降，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约36%（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

近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内需，让更多民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效果甚微。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令多数人意识到，只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并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此外，如果能有效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中国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权。

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已将其完全纳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的轨道。“十二五”将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挖掘内需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中国要启动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下一阶段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有实质性进展。中央五中全会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明确写入会议公报彰显国家对此的重视程度，预计不久之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诸项细则就将陆续出台，其主要着眼点将在于对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改善。未来10年，居民收入增长将和经济发展同步，只有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才有可能扩大消费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预测，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仅次于头号消费大国美国[11]。

我们预计，“十二五”期间汽车消费将加速普及。国际经验显示，一旦收入达到某个临界点，汽车需求便会呈爆发性增长。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汽车消费轨迹，曾出现两次明显的上行拐点——2001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一辆轿车价格的1/6水平，自此之后私家车进入明显加速增长期；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达到一辆轿车价格的1/4，从该年开始更进入了一个爆发性增长期。这一经验对于我们判断中西部地区的汽车消费起飞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到2011年，我们预计中西部人均GDP将达到轿车价格1/4，进一步刺激汽车消费爆发性释放。

 

六、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到均衡

改革开放初期，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开始从地缘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多个方面考虑，改变过去人为强力布局工业产业的做法，利用东部沿海有利的运输条件，对新设的经济特区给予了政策优惠，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意图通过东部经济的发展，带动和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经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正式拉开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序幕。

辩证的来看，非均衡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在当时价格机制不顺的背景下，资源的比较优势加剧了资金、人才和资源向东部沿海的集中，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战略在保证了“效率优先”的时代目标同时，也扩大了东部与中、西部间的经济发展差距[12]。

从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首次以政府最高规划的形式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针开始，国家在之后的重大战略规划当中都以重要的篇幅阐述了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性，并体现了全局性的均衡协调发展和局部非均衡的战略思想。受益于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之后，陆续出台支持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经济规划，在政策和资金倾向的拉动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总体上区域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人流、物流、资金流还主要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一些特大城市过度扩张，“城市病”急剧凸显。

“十二五”期间，城市规划和建设更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可以预期，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区域经济带和区内部非均衡发展路径，由区域内部关键的“点”和“线”（区域内部的非均衡增长极和增长带）带动整个区域范围经济的发展，从而为全局性均衡发展发挥作用。

 

图 5：十一五规划对主体功能区的划分

 

  

 

 

七、房地产业发展主调转向：为保民生服务，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从本轮房地产调控开始，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调已开始转向，由原来投资投机的发展方向回归到保障民生的基本属性上来了。未来10年，房地产业将以保民生为首要目标，土地供应住房建设也将向民生领域倾斜。

房地产业曾一直作为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作为投资的主要拉动力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投资的20%以上（城镇固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80%以上），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为4.5%。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房地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将逐渐降低，其“支柱性”地位将减弱，但“十二五”期间，房地产业仍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仍然拥有前景，这不仅是因为其带来的高额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因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巨大住房需求等因素决定的。

 

图 6：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十二五”将对现有政策进行深化和延续，政府将通过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政府将会更多地关注“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保障性住房投资将继续高速增长，成为调控房地产业投资的重要工具。当前大中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大约解决了7%-10%的住房需求问题，而“十二五”的目标是，要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20%的住房需求。“十二五”房地产规划当中将强调住房保障的投资力度，我们预计，每年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将成为常态。

新的政策导向，将给接下来的房地产调控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调控房地产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只会让经济发展更加协调。虽然商品房投资增长短期可能下滑，但同时受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促进影响，全国房地产投资总规模继续上涨，估计未来仍可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率。

房产税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成为现实。虽然不一定是全国范围征收，但会是在部分城市试点，预计“十三五”期间，房产税将实现全国征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八、资本市场充分发展：为经济转型和科技创新提供强力支持

资本市场在支持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自主创新方面具有“助推器”的功能。资本市场可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通过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有效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政府鼓励的基础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既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又能够有效地促进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够起到有效减缓银行系统的压力和规避风险的作用。

资本市场通过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优质企业集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业板的推出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国家战略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创业板市场已成为支持高新技术、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重要场所，成为支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十二五”期间，资本市场将围绕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谋划和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的战略转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资本将做大做强。做大做强中国金融，这对于壮大中国经济的综合实力，促进中国从生产大国向金融大国发展，从资本弱国向资本强国发展，都极为重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持续贬值，引发全球市场混乱，美元国际地位下降；从国内看，30年我国资本积累已达到相当规模，如何调整产业资本，做强金融资本，既有外部契机又有内部需求，更符合经济规律。从生产大国向金融大国发展，是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因此，未来5-10年，金融资本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二、资本市场将为战略性产业提供巨大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必然要带来大规模资产重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未来支柱产业，可以支持改造提升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三高”产业。同时，资本市场还要立足我国经济走出去的需要，积极支持优质企业兼并、收购境外企业，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第三、资本市场将为促进企业创新服务。多年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结果是丢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这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是换不来、等不来的。只有具备自主创新的扎实根基，才能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说，自主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是维护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十二五”期间，我国资本市场在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挑起自主创新大梁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民营企业活力无穷，提供了70%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但是他们很难从银行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近两年迅速崛起的一大批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借助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平台，实现了产融结合，走上了创新驱动的快速发展轨道。

可以预计，在未来5-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优化结构，加大金融创新，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更好地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让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将不断完善市场参与主体的治理结构，提高监管水平，在“三公“原则下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以肯定，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经济发展发式转变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