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进
在当代战场上，敌我双方是以不见真刀真枪的金融手段为武器，进行激烈的格斗。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给其成员国带来了经济优势：贸易壁垒降低了，门户也随之更加开放。更有意义的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等于在全球的商业谈判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标志着一个国家的重要地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打开了全球的市场。固定的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制造保持最低的成本，吸引世界各地的工厂、企业涌向中国。
特别是在2005年，中国制造商收获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为期20年的《多纤维贸易协议》到期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方面的限制被解除，大量低成本的中国纺织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上。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还只是个小角色，可大约10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制成品产量在全球所占份额超过1/10的国家，随之而来的，还有滚滚财富。试想，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00年只有500亿美元，到了2008年，贸易总额达到了2500亿美元，仅仅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3。
在中美贸易往来中，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中国的精英阶层最初不知如何是好。最简单的利用财富的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存中国人民挣来的血汗钱。因为美国国债最安全，并且具有流动性，而且投资于国债不需要具备复杂的金融知识。此时，就像狼闻到了血腥味，中国的财富令华尔街垂涎欲滴，眼珠子都发绿了。
中国的财富越积越多，但美元这一地位独特的货币，时常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或贬值或升值，使中国握有的美国国债收益不稳（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一现象）。假如单单考虑资金的安全性，那么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4%，这一水平还不错。但是，拿现金滚动的速度和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速相比，4%的收益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中国为抵御美元贬值导致资产缩水而采取自卫行动的微弱声息，就足以使华尔街人士蠢蠢欲动了。他们到中国兜售带有异国特色的金融衍生产品，如企业债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他们用来怂恿中国购买其证券的说辞特别有说服力：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房主总共获得了价值上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而这类贷款的损失可以说只有1/1000。只是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有一些地方的房价有所下跌，但那也是暂时的，除此之外，美国房价根本不会下跌。
在此情形下，中国扩大了投资组合的规模，开始作出大胆的涉及巨额资金的投资决定：购买“两房”发行的美国机构债券及房地美的企业债券，以平衡美元贬值带给中国的巨额亏损。中国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其持有的由“两房”发行的证券价值3763.26亿美元，资产抵押支持证券价值2060亿美元。
“两房”在私有化之前，有着政府背景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两房”并非直接把贷款提供给购房者，相反，它们从银行和放贷机构那里购买抵押贷款合同，给银行或放贷者腾出更多的现金，以便再贷给购房人士或延长贷款期限。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正式为这些证券提供过背书，但为其作过担保。然而中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及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个人投资者无论如何都没料到，“两房”经过“精心包装”，把从银行买来的次级抵押贷款投放到价值5.2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上，并使之获得了最高信用评级AAA级，似乎这一产品跟美国国债一样可靠，是只赚不赔的投资，且带来的回报比美国国债高。
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2008年9月8日对“两房”来说可谓“黑色星期一”。早上一开盘，房利美股价就从每股2.05美元下跌至每股0.73美分，而房地美股价从每股3.60美元跌至每股0.83美分，均跌破每股1美元，冲破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的每股1美元的“警戒线”，进入该交易所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名单，面临被摘牌的可能性。在此前的2007年，“两房”的股价还分别达到过每股68.60美元和每股65.88美元。所幸美国政府救起“两房”，抛弃了雷曼兄弟，使中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
由于美国政府接管了“两房”，持有“两房”普通股和一般优先股的投资人倒霉了。他们的派息在接管期间被取消，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美国财政部还可以认购相当于“两房”79.9%的普通股的股权，在很大程度上稀释普通股的价值。
跟着蒙受损失的是持有“两房”优先股的金融机构，包括美国和欧洲银行。这些机构大约持有总额为50亿美元的优先股。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已将“两房”的优先股评级调低到14级，穆迪也宣布将“两房”优先股评级降至垃圾级。
但是，当衍生产品扩大的利润被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掠夺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窟窿将由谁去填补？毫无疑问，当然是纳税人了。他们是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人。据估算，由于拯救“两房”的资金至少达到1万亿美元，平均而言，每一个纳税人必须拿出6000美元来为此买单。纳税人中最倒霉的是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像富豪那样逃税漏税的资本（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士为之服务），又不甘于像穷人（其基本上不用纳税）那样依赖政府。除去富人和穷人，每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可能为拯救“两房”分摊高达上万美元。
（选自《金融让谁富有》，陈思进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