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孔子生世的探讨文章再度引起人们对古代婚俗的兴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说孔子父亲梁纥六十多岁了，到郊外看到颜姓女子貌美而与之野合，女受孕得孔子。
司马迁的史记一向以严肃求实著称，可信度较高。但他没有顾及，孔子因为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日渐推崇，他对孔子生世的记载，很伤后代人的脑筋。他被后人奉为“圣人”、“素王”，倍受推崇。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堂堂的孔圣人，怎么可能会是野合而生呢？自己本身就是因为生父亲伤风化而出世，又能如何去教导世人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条条框框呢？
于是，有人对当时的婚俗进行开放性研究，对野合的词源词义重新作出考证。到唐朝，有小司马之称的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引》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也就是说，孔子父亲梁纥以六十多岁的老龄而配婚初笄之少女，不合礼数，称为野合，并非野地苟和。
按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历代君王中多有以老征少者，皆可谓之野合。
有学者指出，古代野合婚俗并非像现在这样被人嗤之以鼻，相反，它是一种吉祥、美好而神圣的象征。所以在墓砖、岩画、绘画、雕刻中常有野合图。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孔子所处的时代对偶婚盛行，而男子又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所以每当花好月圆之夜，许多男女就会聚集到一定的地点，唱歌跳舞，以至幽会。那时的野外交合并非像现在偷偷摸摸，唯恐被别人知道，而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事情。只是到了秦朝，颁布了较为严厉的婚姻方面的律令，野合之风才有所扭转。
如果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看待人类的繁衍，我更认同孔子的生世出于“野地苟合”的“野合”，而非仅仅不合礼数。一个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男子与二十多岁青年男子的区别，就如同刚从监狱出来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与二十年前的自己的区别，当年的冒失与急躁已被人世间的风雨消磨殆尽，留下的是成熟的智慧与仁慈的内心。翻阅历史，有好多伟人特别是推崇仁政的思想家，在家中都不是长子，很可能与父母中年得子有关。
从生理上反证，野合说明生父身体健康，走到野外，陡生冲动，体内还有大自然赋予其繁衍后代的本能。野合而生的孩子，大多比家合而生的孩子更健康，更聪明，这也是事实。如果生父是中年熟男而又能野合，孩子不仅健康聪明，而且宅心仁厚。在这类人当中，诞生出孔子这样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创始人，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
据《圣经》介绍，耶稣也不是其母和其合法父亲所生，而是其母与没有婚姻关系的“上帝”所生。这样看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生世缘于野合，并不奇怪，我们后人也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羞耻，因“为尊者讳”而故意曲解史实。
民间的野合之风，即便有了秦法律出炉，也很难禁止。特别是在村郊山野，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较为开放，从而使野合成为经久不衰的民间风俗。我的长篇小说新作《种》写的是浙西民俗文化，里面有多处写到野合。因为劳动人民长期在野外劳动，男女之间相互愉悦，未必囿于婚姻。夫妻之间，或非夫妻双方，对上眼之后，就会钻进树丛，席地交欢。为防止外人打搅，民间形成了一种风俗，即在野合之前，会在外面的叉路口插上树枝，提醒外人莫入。这叫“插青”。倘若在“插青”之后，仍有人进入干扰，野合者会因为好事中断而怒起报复，用箭射、用刀斧劈。当然，作为干扰野合的人来说，有的是不小心误入，并非存心，会认作是一种晦气。
小说《种》写到大量民间借种的风俗。主人公狗能跑是个老光棍，也是个借种专家。他向严州地区的广大育龄妇女出借种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上门打短工，白天帮助耕种，晚上帮助种人，完成使命后被扫地出门；二是到寺庙当和尚，向住在寺庙求佛的信女出借种子；三是通过参加庙会“赶香头”活动出借种子。赶香头即参加庙会时，在手持点燃了香的女子中看到中意的，尾随而去，躲在某角落里交合。可以说，这第三种借种方式，也属于野合。
白天种地，晚上种人。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男性承载了大自然赋予的重任。因为子嗣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传宗接代，还承担养老送终的任务。在民间，一些人并不刻意排斥非亲生子嗣，而更在意自己有没有后代，有没有人为自己养老送终。因此，许多地方的民间对借种风俗是默认的。当知道某户人家的子嗣是借种得来的，即便是仇家也保持沉默，以此作为做人的最高修养。我在浙西民间采访数年，将这些风俗写进《种》，从中看到了人类代代相传的温暖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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