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史班达（之华媒体）
尽管由法国工会发起的全国大罢工行动已经暂时偃旗息鼓，但这场声势浩大、历时长久、破坏力堪比1968年该国发生的史上最严重的暴力抗议活动的大罢工，也将成为欧洲近现代罢工史册上的重要一页。同样重要的是，这次大罢工也印发欧洲各界对人口老龄化、退休制度缺陷、国家竞争力下降、生育率提升困难等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众所周知，此次大罢工的导火索是萨科齐政府力推的退休制度改革。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交纳退休金的青壮年人数在下降，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且（因为平均寿命的延长）他们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也在增长，这些直接导致了退休金体系失去收支平衡，面临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
法国政府力推的退休制度改革是要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后到62岁、能领取全额退休金的法定年龄从65岁延后到67岁。无独有偶，英国也正在酝酿相类似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在未来10年内，女性领取州郡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的法定年龄将由现在的60岁“骤升”到66岁，而男性则从目前的65岁“微调”到2018年的66岁。
而在德国——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一场围绕退休年龄从65岁提升到67岁的制度改革的博弈也正悄然进行。科隆经济研究院主任迈克尔٠休斯尔甚至公开宣称，由于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持续增长的人均寿命双重因素，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上升到70岁已是“势不可挡”。
加上金融风暴的影响，欧洲各国养老金不同程度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使素来以高税收、高福利而著称的欧洲社保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养老金困境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也将影响到国家竞争力水平是否能维持高企。根据2010年10月初由标准普尔集团出版的研究报告《2010年全球老龄化：一个无法逆转的现实》——假设目前的福利体系不变，欧洲六国（比利时、法国、希腊、卢森堡、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到2050年之际将将不得不投入整个国家GDP的30%于养老事务中。国家如何维持经济繁荣、劳力充沛、竞争力不下降…..等等，都是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上一世纪“婴儿潮”（出生于1946年-1964年间）的一代，在未来20年中都将步入退休者行列；而另一方面，欧洲众多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却直线下降，德国的数据是到2050年为止，整个人口规模将下降1000万之巨。
也许，人们不禁会问，难道不能通过刺激再一波“婴儿潮”——提高生育率的手段，来抗阻欧洲普遍的老龄化趋势？不过，在众多社会学者和研究人员分析看来，又一代“婴儿潮”似乎难成正解。
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一个全面量度居民健康、平均寿命、知识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数——往往和生育率紧密挂钩。与人们通常信奉的“生活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传统认识相反，当一个国家HDI指数达到足够高的时候，生育率也随之上升。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当父母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足够友好，社会资源有能力为第一个孩子（甚至是第一和第二个孩子）创造健康成长的优越环境、而不用父母本身殚精竭虑地来养育后代，那么总体来说生育意愿就会相对提高。
令人失望的是，德国和英国等国虽然GDP在世界上处于领先阵营，但在HDI指数上却差强人意。而法国已经达到每个育龄妇女大约两个孩子的生育率，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极其有限。欧洲总体的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2.5下降到如今的1.5，实在是难以一夜之间求得改观的。
在惯性思维中，另一个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方法是创造友好的移民环境。开放边境吸纳移民劳动力，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税收，而且可以解决老龄人口护理行业中的巨大劳力短缺。另外，欧洲地区以外的移民家庭往往生育率比较高（正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英国的总体生育率已稍见上涨）。不过，欧洲的右翼势力并不支持移民政策，甚至，来自非洲、中东等地的移民劳力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某些政治势力的替罪羊——他们被描述成抢走当地人工作机会、造成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同时，因为移民也能享受部分社会福利，所以在欧洲各国养老金陷入崩溃边缘的背景下，支持移民政策的声音并不讨巧。
既然，诸多曲线救国的方案一时都行不通，看来对养老金制度本身动刀是刻不容缓的了。支持派的首要理论是旧的退休制度与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严重脱钩——例如，1945年法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人口平均年龄为65岁，而现在这一年龄已经达到78岁。而反对派的声音则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改革倡导者”大多本身过着优越的生活（例如学者），并且他们已经非常接近退休年龄从而不会直接受到任何影响，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相比之下，走上大街罢工行列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感觉未来一片迷茫：不仅要苦苦争取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工作的人增加了，竞争自然也更激烈），还要准备付出更多的工作年份，况且——当他们年届70的时候，谁能保障退休金的额度不再会缩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