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然审美的实践历程(3)

——唐宋时期：自然审美的盛行

潘世东

唐宋时期，是我国自然审美活动大发展时期，也是自然审美理论的深入总结时期。尤其是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文化发达，宗教隆盛，为自然审美活动的展开和自然审美理论的总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条件。宋承唐风，因而自然审美的实践和理论探讨到了唐宋时期为之一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唐宋时期的自然审美，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特色：

1．  然审美中的名人效应

现有著名的自然山川、风景名胜，大多在唐代就已闻名。由于唐宋以来，游览名山大川蔚然成风，尤其是文人学士，由于笃信能“得山水之助”，更由于沉湎于山水之中能灵性感发、机趣横生，所以，“触景生情，借题发挥，记为诗文，以激千古”者不乏其人，于是得之于名山胜水的山水文化如山水游记、山水诗词、山水书画、山水园林、山水盆景等等，以及渗透于山水文化之中的山水文学蓬勃地发展起来。自然美的开拓，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一大批文化名人对自然山水的钟情，推动了唐宋时期全民族的自然审美热潮的到来。如“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以“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的豪情逸趣浪迹天下。李白以他对名山大川特有的美感、丰富的想像力和浪漫主义色彩，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他所到过的名山大川，无不留下自然审美的丰碑。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对庐山香炉峰瀑布的赞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对长江三峡的审美感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对蜀道的感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是对天姥山的赞歌；“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这是对北国风光的描绘……在这里，自然山水与诗人情感交织在一起，完全体现了“畅神”的特点。李白似乎就是名山大川自然美的化身，他的山水诗歌给人以大山大水雄伟豪放的美的享受。而柳宗元则善于在静静的小山小水中觅取自然美，在静中陶冶心情。他说：“清冷之状与目谋。潆潆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从理论上说明了自然景观不仅有视觉、听觉的效应，而且有精神和心理上的作用。他认为，山川的自然美是山川自然运动变化所形成的。他的游记，对后世自然风景的审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随着大批文化名人对自然山川、风景名胜的深情讴歌，民族的目光伸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天地万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笔触伸向哪里，哪里就被点石成金、充满灵性和美丽，哪里就成为民族目光的聚焦点。如岑参的“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奇寒、奇绝、天寒地冻的塞北，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等诗句，将人们的关注引向了广漠、孤寂、无边无际的大漠，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柳宗元的“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等诗句，将杏花春雨江南的奇丽风光置于台前，而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则将高山大河的壮观雄伟推到了读者的眼前……。

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宦游四方，但他热爱祖国山水，处处流下歌颂名山大川之美天才诗篇。他“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迂境即安畅”。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对西湖自然景观审美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因他的盛名，西子湖的芳名才得以千秋流芳。更应大书特书的是，他不仅对自然风景审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亲自带领百姓先后建设过三个西湖，即杭州西湖、颖州西湖和惠州西湖，今杭州西湖、苏堤和惠阳西湖的苏公堤就是为纪念苏东坡而命名的。他创导把水利工程与建设自然山水风景结合起来；他不仅去游览名山大川，还为考察研究美的自然山水科学作出贡献，他所著的《石钟山记》便是一例。

总之，自然审美中的名人效应，即景以文传，文以景名，这是中国文化自然审美中的一大带规律性的特点。试想，黄鹤楼、岳阳楼、寒山寺、鹳雀楼、滕王阁、兰亭等地的自然风物之美，假如不是依赖诸多文化名人，他们会播名千古、生辉九州吗？

2．  然审美中的名山效应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游山玩水、栖园山居还主要是士大夫文人们的活动的话，那么唐宋以后，以造访名山大川为形式而进行的宗教性的旅游自然审美活动，就发展成了群众性的广泛的自然审美现实实践了。于是，自然山水审美便随之由上而下、潜移默化地展开了。

大体从唐代开始，佛教徒除了向上层人士宣传教义外，还对百姓进行传教，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俗讲，吸收群众中的信徒；化俗法师游行村落，也向民众说教。有的寺院把平素培养的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名寺的牡丹花在节日开放，供民众游览，或开展庙会等活动。自唐、宋以来，以宗教信徒为主的成千上万民众的朝山进香活动蔚然成风。这种宗教活动，也培养了群众对名山大川的审美观和保护建设名山大川的自觉性。当然，这种保护带有宗教的“仙山佛国”、“风水宝地”不能轻举妄动的观念，如武当道教名山后期就有明确 的“董戒同寮，爱惜天物，违者公罚” [2]、“进山莫打鸟，打鸟祸不小” 的山规，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名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且倡导了一种认同自然、热爱自然和回归自然的价值规范，而且也形成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

宗教的隆盛，游览活动的广泛开展，推动了自然审美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宗教对名山开发和建设，直接推动了自然审美的高潮的到来。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保护了自然景观，保护和生态环境；二是创造了人文景观，并且使人文景观协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中，尤以寺观为主体的世俗化了的风景建设最突出。它如同佛画和塑像一样，画的是佛国景物，表现出来的是人世间的风貌。在这里，不是宗教教义在指导人们生活，而是人类生活超越了宗教信仰。这些建筑的风景美学价值，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宗教的目的与现实实践的效果所形成的悖反上，即表面上看，造的是寺观庙宇，但实质上却是富有浓厚民族风格和民居特色的风景建设。也就是说，这些建筑在名山构景中的作用，比单纯教义观念重要得多。如九华山寺庙建设，普陀山的庵堂、茅棚，华山的道观宫祠等，无不与当地的民居有着“血缘”关系，是民居的提高和升华[3]。

除了寺观庙宇以外，还有文人学士的别墅，退隐寓所、书馆、书院等，也在自然审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建的白草堂，“五间三架新草堂，石除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白居易在这里“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唐、宋时期，文化繁荣，名山中出现了一些书馆、书院，成为文人学士藏书、读书、讲学的场所 ，给名山增添了文化色彩。北宋初年，书院盛行，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和睢阳书院，都建在大小名山之中。这些建设为名山招来了文人学士，而文人学士亦为名山注入了文化血液，它们不仅使风景名胜区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功能，而且使名山更加有名、更加有影响和魅力，更加英名远播，并成为在未来历史发展中自然审美的牢固基地和先锋前哨。

3．  然审美中的“名理”效应

自然审美中的名理效应中的“名理”，指的是唐宋时期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们提出的、并且在当代和后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的自然审美理论，而非六朝和宋明时期封建卫道士们提出的“名理”和宋明理学。

“知难行易”，这个中国哲学的著名论点是被实践反复验证了的真理。诚然如此。在实践中，我们首先要面临的便是认识问题，而认识问题的最终解决则需要反复的实践活动。认识问题不解决，一切实践恐怕都会落入盲人摸象、瞎子点灯的结局，而一旦认识问题解决了，行动起来便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向，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有人说，伟大的理论具有伟大的力量，道理恐怕就在这里。唐宋时期自然审美的盛行，固然同时代、名人和名山等因素直接相关，但还应该特别指出的则是著名的自然山水审美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形成。

综观这个时期的自然审美理论，真是缤纷五彩、林琅满目。有挂名在唐代全能天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大诗人王维处的《山水诀》和《山水论》，有张怀瑾《书断》中“学之于造化”的著名论断，有张璪《历代名画记》中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有山水画家和理论家荆浩的《笔法记》，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录》，有苏轼的《超然台记》、《宝绘堂记》和《虔州八境图。序》，有华光《梅谱》中对梅花的“理”的剖析，有韩纯全关于山水、松柏、云雾审美的法则，有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提出的自然审美要求，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在游览、观赏自然风景的实践活动中，对自然景观特征的观察分析和审美理论总结，山水画家更为深刻。宋代山水画大师、山水理论家郭熙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以画家特有的敏感和细微的观察，总结出一套观赏山岳、河川和风云等自然物象的方法。在《山水训》中，他写道：“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数十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这是他“饱游饫看”天下名山大川后总结出的观赏山水的审美方法。这是一种对比的、动态的审美方法。在此基础上，他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这里的“势”是指山体的宏观走向和形态，即不同类型山岳的地貌形态；这里的“质”，就是指构成山体的岩石性质及其风化特征。郭熙还提出了人与环境的感应关系，“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4]。——和不同的山川物象所对应的则是人不同的心理波动和不同的精神反映。

对于名山自然审美的建设和开发来讲，在唐宋时期也提出了富于指导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理论，其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则之一，就是“因境而成”，“因山就势”。也就是说，不同的自然景观形象和景观部位，应布置与其相协调而构成美的景观的建筑物，包括房屋、道路、桥梁、摩崖石刻等。这种理论后来在明代不仅为画家、高僧、艺匠所接受，就连皇帝亦通晓此理。例如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命工部督军夫20余万人，“统领天下亿万钱粮”，历时十四年，在武当山兴建庞大的道教建筑群——拥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等建筑[5]。在勘察设计、施工、管理过程中，朱棣曾亲自下了多道圣旨。一曰：“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其体”[6]。二曰：“今大岳太和山金顶砌造四周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随地势高下，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即止，备要坚固壮实，万万年与天地同久远”[7]。。。三曰：“特用敕尔，常川用心巡视，遇宫观有渗漏透湿之处，随即修理；沟渠道路有淤塞处，即便整治。……务使宫观长年完美，沟渠道路永远通利，庶不隳废前工，以处祀事于悠久”[8]。这三道圣旨说明因山就势的三个根本问题，一是根据山岳来确定建设用地的位置和大小；二是建设物随地势起伏，以不破坏自然地形为原则，这是很关键的一条；三是管理和维护的原则是保持宫观的完美。可见这时期中国的名山建设和自然审美从理论到实践已经日渐成熟，且逐步深入人心。

正是在上述一大批名家自然审美理论的导引下，唐宋时期自然审美才在规模和水平、数量和质量上、深度和广度上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不仅拓展了自然审美的空间层面和物象种类，而且，基本上建立起了自然审美的价值规范体系，使自然审美开始走向经验化、自觉化和规范化。比如“登山穷源，方能造意”，“搜尽奇峰打草稿”，“登山穷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自然审美的法则，成了人们创造自然美和欣赏自然美自觉服从的审美律令。

注释：

[1]岑参《白雪送武判官归京》。

[2][5]参见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第337、217页。

[3]谢凝高《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4]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

[6][7][8]杨立志《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点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