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多党制不能包治百病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不是取决于某些人的愿望，而主要是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必然。中国有过5000年光荣的历史，也有过近百年屈辱的经历。这段历史深深地刺痛了每个中国人民，教育了人民，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引爆了一次又一次革命义举。辛亥革命前前后后，国共有多次合作，都被蒋介石破坏了，走上内战道路。时代造就了共产党人，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举起了革命大旗，前仆后继，以革命大无畏精神，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现在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特殊的、新型的多党合作形式。新中国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这个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功说明一个真理，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尼泊尔也在闹革命，学的也是中国走过的那条道路，但是尼泊尔最后还是走上多党制这条路，三年两头换总理。政治体制归根结底主要是本国阶级力量博奕的结果，不是取决于个人或某些政党的愿望。
中国的革命经历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新中国的成长也经历艰难、屈折的历程，共产党人作为，可歌可泣，是世人公认的。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被迫拿起枪，粉碎了国民党“四﹒一二”的大屠杀、五次反革命的大围剿，进行了二万里长征，又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共产党在战斗中成长，在斗争中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衷心的拥护和爱戴，自然形成了现在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体制是阶级博弈的结局，不是专政的产物。把国家交给这样的党掌舵，顺潮流，合民意。
政党执政是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 西方的多党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主张个人联合起来，结成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党派，进行政治活动，实行的是多党民主。不同的是中国现行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合作模式，走的是人民民主之路，反对派别活动。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阶级基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奋斗的目标不同。中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有明确的纲领，有严密的组织，庞大的党员队伍，还有一支忠于人民的军队；她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她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大家携手起来，一起为人民服务。西方多党制中各党派的阶级基础是某个群体利益，组织松散，甚至没有明确的纲领；其派别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夺权，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政党为了夺权所以非常看重选票，新的领导人上台以后，要改革都要照顾选民情绪，而改革必然要触动到既得利益者，新领导人上台以后，在中期选举中议会变色的是常见之事。政党频繁变动是意料中事。共产党立志为穷人闹革命，在革命胜利以后，当然要根据人民的意愿、利用政权力量来建设新中国，为广大的工人、农民求解放，谋幸福，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要继续防止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扰与破坏。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的政治热情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高涨，人心从来没有统一，大家迫切希望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洗刷近百年屈辱历史，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容得发展对立势力？西方的多党制在中国没有市场。再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坚定革命目标的政党，在革命胜利后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把得到的政权交出去，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共产党执政活动是法治活动、民主活动；共产党也不是封闭的,凡是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又有为人民服务的品质，都可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其人事选用原则是德才兼备，绩效为准，凡符合这条标准都可以参政，并担任一定的职务。现在中国的大政方针都是共产党先作出决定，再交人大讨论、修正、通过，每次在做出决定前都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广泛征求了各方的意见。例如这次“十二五”规划，事前的调查研究不用说了，中央全会讨论后，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当然包括征求政协的意见，再交人大审查、讨论，网上的讨论可热闹了，一旦“十二五”规划在人大获得通过后，交国务院执行。你能说这样执政是“一党专政”？
政治体制好不好，最有发言权是群众。中央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8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环球舆论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做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多受访者对未来五年家庭生活变好表示有信心，九成受访者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社会将朝着稳定方向发展。这两个数字都比3个月前的调查结果有所上升。
再说，西方的多党制也不能包治百病。
西方的多党制的伴旅是“个人主义”和“放任自由”，没有这两个伴旅，多党制也发挥不了作用。多党制中各政党都从党派的利益出发，让党派利益跃居其整体国民利益之上，以是否能赢得选举作为研究问题与决断的基础，甚至不停地寻找对方的弱点，咬住对方的弱点，不停地“斗”，甚至把反对党一些正确的做法也撇在一边。当然通过“斗争”，也强化了权力监督机制，但是后一目的只是一种副产品。政党间，没有共同的信仰，统一的目标，当然也无从谈起长远规划，彼此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在斗争时，常常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一切都可以豁了出去，打棍子、掺沙子、戴帽子无所不用其极。少有一个理性、健康、忠诚的反对党.其结果毒害了人们的思想，毒化了社会环境，浪费了大量资源，得不偿失。西方多党制中各个政党，只是某个群体利益的代表，各有自己的信仰偏好。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6日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说，德国有5个主流政党，它们不断地竞争和选举，而且不得不持续不断均衡自身理念。她的党代表中小企业，绿党代表环保科技，社民党代表福利，而自民党代表“更多的一点的自由”。吉尔吉斯斯坦在橙色革命后，转向议会制，全国出现了148个政党，还有许多政党在排队登记。家长党、司机党、农场主党、烟草种植者党或无党派别党，真是五花八门。吉国最近举行了一次大选，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议会多数。得票率最高的“故乡党”仅以8﹒69%的得票率领先，亲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8﹒09%，“尊严党”得票率为7﹒48%，“共和党”得票率为7﹒12%，“社国党”得票率为5﹒94%，五个政党得票率加在一起也只有37﹒32%，不到三分之一。因为大家都从“私”字或某个群体利益出发，想问题，提建议，各打各的算盘，社会难以稳定，也极易被政客利用，结党营私、争权夺利，闹得鸡犬不宁。如果我们也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制，达赖第一、达赖第二、第三﹍﹍都会粉墨登场，美对中国推敲和平演变的阴谋就会得逞，到处扇阴风点鬼火，我们还能安心搞发展？我们又是一个特别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情况复杂、又处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我们不应该留个空隙，为敌人利用。我们的宗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得到了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并且已经形成了足够的中坚力量，我们可以大踏步奔向未来。这时候，我们需要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希望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用。我们提倡集体主义，强调社会责任，我们的思想体系与社会价值观，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不可能把思想阵地给“放任自由”们让出来，实行西方的多党制。现在的社会是众人社会，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需要彼此关爱，需要全局思想，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国家应该去培育这种精神，而不是适得其反，去搞西方的民主自由主义和多党制。西方的多党制有搞得好的，但是在早期，近期没有一个学成功的。台湾民进党打着台独旗号，纠集了一夥人，以“武斗”出名。立法院中打，街头打，选举中打，大陆代表去谈判时也打，“逢中必反”。陈水扁执政时，贪污一串，也是在陈水扁下台后，揭出来的，带出了一大串贪污案，但是陈水扁还是受到一些人的吹捧。台湾社会分成蓝绿两大块，几乎固定下来！民进党逢中必反，也反对两岸签订了“ECFA”，但是ECFA最后还是签订了，民进党控制的市县却是“支持ECFA，票投民进党”！台湾有些人一切为了“台独”！这种现象不是台湾的特例，泰国也是这样。多党制的祖师爷是美国。也好不到那里去。美国的两派一样不讲理，不讲原则，热衷于动武。打了科索沃，又打伊拉克、阿富汗。因为找不到开战理由，就无中生有造了一个借口，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拉登有勾结，于是就绕开联合国，把伊拉克打个稀烂，把他的民选总统——萨达姆送上断头台，自已也拖得筋疲力尽。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四十三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一个小国，打了几年，也没能迫使这个小国反对派认输，自己反而损兵折将，日子也不好过。后来秘密暴露了，查清楚了，萨达姆既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与拉登有牵连，谎言是美国自己造出来的。当时阿富汗是塔利班奥马尔掌权，美国说住在阿富汗的本﹒拉丹策划的“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活动。奥马尔说，他并没发现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拉丹在阿富汗策划恐怖袭击活动，并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美国听都不听，纠集西方一些国家派兵灭了塔利班。塔利班不服输，退到乡下打游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报上说现今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塔利班曾“严厉孤立”本﹒拉丹，说奥马尔支持塔利班是美国造的谣。美国说本﹒拉登是9﹒11的罪魁祸首，可拉登一直否认。八年过后，法国记者也质疑9．11的官方结论。他在出版的书中列举了多处怪异之处，怀疑9﹒11是一起假案。
小布什的这些行动当时是得到80%以上人民的支持，两党无疑都是支持的。小布什连任选举时，美国的两党和人民都是全力支持的，这说明美国人民的立场是清清楚楚的。几年下来了，侵略伊拉克、阿富汗的真相终于大白了。现在英国已经有人起来起诉布莱尔，虽然是虎头蛇尾，但是在美国没有动静，没有人出来追求小布什的战争责任。日本是挑起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侵略成性，美国也曾经深受其害。现在美国又同他好上了！打得火热。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大战中，日本夺取了邻国不少领土，现在占着不还；在侵略中国时，做了许多灭绝人性的事，现在还死不认罪，美国还是袒护他。这就是美国的德性。行事总是不讲理，不讲原则。多党制助长了这种精神，实是祸根。再说一个国家，党派之间常处在对立状态，老是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勾心斗角，对思想建设都没有什么处。我们提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办事讲原则，讲思想，容纳不下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放任自由，所以也排斥西方那种多党制。
多党制也在变化。
多党制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主张放任自由，所以稳定性差，容易分化、动荡，也难有全局性、长期的发展规划，资源利用也往往顾此失彼。一些小国、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当前问题都比较多，一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于是党派林立，内斗不止，国无宁日。即使是美国，虽精英辈出，但问题也成堆，分化业已开始。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美国制造的，事前没有一个党派、一个精英曾经发出警告。危机发生后，各党派都开出了处方，但苦干找不到灵丹妙药，美国有两大问题，一是高赤字，二是高失业率，但国会拼命在国外找替罪羊，想在汇率上找到急救药。内部出现动荡。美国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骇人程度。美联储主席本﹒伯克南今天呼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美国激增的预算赤字，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美国正面临“不堪一击的财政形势”。按照美国的现实，美国必须首先解决财政赤字和增加人储蓄问题，可是许多人反对，党派竞争时还是继续用减税和刺激消费来骗取选票。现在冒出了一个茶党，自称是230多年前“波尔顿倾茶运动”先贤的后继者，在种族和宗教上极端保守；虽不是正规政党，人气却比两党还旺。它没有章程，没有公开宣言，更没有中枢机构。为迎合社会舆论，提出了一些打动人们眼球的主张。本来吆，为了减少巨大高赤字，政府有点对应措施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因为美国是以个人主义立国，触动到一些人的利益，反映就很强烈。社会上也出现了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小布什及奥巴马政府采取的经济干预强烈不满，极力反对政府提高税率、扩大财政赤字、全民医保计划以及“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复苏”等措施。一些人趁机打出“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的横幅，上街游行示威。有媒体把这一口号三个词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就是英文单词TEA（茶），取名为“茶党”，抗议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政客为了选票也在煽风点火，契合民众不满情绪，使对茶党的支持率超过“驴象”两党，最后一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接近200万。现在两党的一些头面人物认为时机已到，也有钻了进去，招摇撞骗，塞进去一些内容，主张大幅缩小政府规模，取消对金融市场的限制、削弱监管以及减少联邦权力等，同奥巴马唱对头戏，搞乱了美国政坛。从实践看，一旦局部利益政治化后，与党派活动结在一起，是很危险的。民主、自由、多党制原是美国的三张王牌。放任自由主义制造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在治乱时，多党制又搞乱了经济救援计划。这下可热闹了！现在倒是美国政府要化一点精力来对付：“民主”、“自由”与“多党制”的干扰！
权力监督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
有些人说实行多党制国家，贪官就少一些，这也是戴上有色眼镜看问题。陈水扁当权的台湾就没有“遵守”这条规律，陈水扁在台上时，揭出来的问题并不多，陈水扁下台后，揭出来一串又一串大贪污案件。纵观人类历史，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都有过腐败高发期。美、英、法、日都走过同样的道路。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0日在：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一文中说，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在中国，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合法的。又如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要有钱。政客接受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是民主制度下的刚性腐败。在中国，实行“分工监督制”，这是一种责任监督制，同时围绕责任，建立起一种制度反腐网，与以法（律）反腐配套起来，已经逐渐见效。我们只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不护丑，通过权力适当分散，强化责任规范和制度、体制建设，强化权力监督是可能的。新加坡也不是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的国家，她的廉政建设搞得比西方多党制的权力监督机制好，副作用少。走的是“责任监督”路，靠的是制度与体制的约束。我们在房地产管理方面出的问题不少，新加坡这方面问题出的就很少。新加坡的组屋，覆盖了新加坡80%的人口。他们把土地拥有权与土地分发决定权分开，由两个部门分管。国家发展部分管土地规划工作，决定土地用途和什么时候发售放到市场上。土地局决定如何出售这一块土地工作。两个部门之间形成了制衡和监控，因而避免了权力寻租。同时规定土地收入并不纳入政府财政，而是纳入国家储备金管理，储备金的用途非常有限，而且必须通过总统，这就又多了一层管理。因为土地收入不纳入地方财政，与收入预算脱钩，这就抑制了政府高价卖地的冲动。再加上土地规划透明，也便于群众监督。所以新加坡土地方面出的问题就比较少。这说明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比西方多党制还好的权力监督办法。
从中外长期历史的进程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面压力来激活。我们可以否定西方的多党制，但是不能否定权力仍然需要监督，特别象我们这样体制，如果权力不适当分散，没有过硬的权力监督机制，我们肯定要出大问题。如果权力监督问题解决不好，权力腐败和寄生在权力腐败上的干部贪婪、专横问题也难以解决，共产党也会因权力腐败而衰退，直至被群众抛弃，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我们主张用“分工监督”来替代“多党制监督”，但必须有过硬的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相呼应、相配合。民主监督当然包括党派监督。所以我们一面要通过体制改革适当分散权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规定，限制权力运用，一面要扩大、完善内部民主——人民民主的道路，监督权力运作，当然也包括完善多党合作机制。为此，
一是理顺“一党执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一党执政”说的是政权的组织结构，但是治国还是依法治疗国，执政就是法治过程。最近温总理有一段关于政治体制的讲话，阐明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温总理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当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以每个组织都要在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行政活动实际是法治活动。在法律面前，共产党和它的党员都没有特权，不应该在“一党执政”中谋求特权，享有特权。
二是理顺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参政不限于“议政”，“参政”包含参加“执政”。应该发挥执政党的主导作用，但是参政党也应该参加“执政”不应该把执政理解为人事权“独揽”。应该保护党员与非党员都能公平竞争上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保护人事领域的竞争关系，绝对是利大于弊，对党、对国家、对个人成长都有好处。为此，党的人事权与政府的人事权应该分开，并且要保留人事领域的竞争关系。人事权过于垄断，失去了竞争性，有可能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八旗兵”。人事制度应该坚持“德才兼备，绩效第一”的方针，竞争上岗。参政既包括监督权，更包括任职权。要不断探讨、深入解决、丰富、完善“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方式和方法问题，让多党参政落到实处。一方面在思想上、组织上多方面扩大民主党派参政的机会，使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和人事安排等有其名，且有其实。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体制上，要扩大参政平台，扩大中央一级政府机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人员比例；在基层；要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不分党派，择优录用，竞争上岗，人人都有为人民服务机会，民主监督机会。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利用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积极性，激发创新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人事权过分垄断，不利竞争，还会影响民主监督的积极性，滋生腐败。我们可以不搞多党制，但是不能不保护个人利益，不能没有竞争；只有我们认真去保护个人利益，保护竞争，群众才有监督的积极性。保护个人利益，保护竞争，这是执政者不容推辞的责任，也是培育民主监督精神的摇篮。
三是理顺党内民主和全民主的关系，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有先党内，后党外之分，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人民民主。重点有二。一是加快社会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建设；二是切实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切实防止可能出现的执政党的专制、骄横问题。要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务必使民意、民主党派的意愿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实践，人才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共产党应该有这样的胆量与胸怀，并从这里出发，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强化民主监督机制，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构建一个宽松的、和谐的政治环境。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去学西方的政治模式，但是也不能让我们的干部由于监督不力而蜕化为“八旗兵“。如果要评价两种权力监督方式谁优谁劣，要从内因和外因两方法方面去分析。中国的权力监督模式确立前提是：思想基础好，有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党内监督机制强，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种监督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一党执政”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不取决共产党的主观愿望，而取决共产党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意愿，其关键还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能否切实解决权力监督问题，能否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干部摆在民主监督之下，作风公正廉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民主监督不灵，中国共产党也会重蹈苏联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一个有明确的宗旨、严明的纪律、内部约束能力、纠错能力强的党，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有效的责任监制的，但要全党的努力。（201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