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日前出版（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10/13/c_12653567.htm），书中主要反映了时下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四类问题：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如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二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如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如人教版的《妈妈的账单》；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如苏教版《少年王冕》、北师大版的《不愿长大的小姑娘》等，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

小学语文教材之于社会文化只是冰山一角，只不过对社会未来的危害有极大的栱杆比率，更让人感到揪心。其实此书罗列的问题种种，是现今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大家不难从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找到与这些问题孪生般的意识倾向，这种文化主旨反映了我们守陈习规数千年的一种社会管理思路——社会秩序源于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源于思想认知，于是乎，规限了认知、控制了思想就可以天下太平。

这不期然让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相对于西方人的率直，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管理者在社会认知控制中更显懂得“拐弯”。上承天命，下行王道，就是天子们的基本职责，选取最有利于统治者的文化思想来规限大众的认知，成了维持社会秩序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虽然这种取巧被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效仿，却逃不过一代又一代的枭雄们“替天行道”。短期利益充斥于“王道”思维，使有赖于认知提高的社会文化进步一再被扼杀，周而复始，文化落后令社会发展停滞，积重难返最后“王道归天”。文化觉醒的欧洲人扛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皇帝的“千秋大话”就此告终，但由此造成中国文化的千年积弊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管理思维。

本应以“行为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却总是将社会行为归咎于个人思想，一番溯本求源之后，“认知管理”高于“行为管理”。“解决问题要从源头抓起，预防为主”；“这个方法是有点不对头，但出发点是好的”，“认知管理”成了社会管理中最堂皇的“态度问题”，也成了最万试万灵的社会管理手段，结果，“认知控制”成了社会架构漏洞百出最佳填充物，“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和这个社会无关”。

“奉天承命，皇帝诏曰”，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君主们不正是将自己的想法戴上神的光环吗？，谁能不承认中国实际上也是神权王权并使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呢？，只不过中国的皇帝更现实些，哪种教义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便随时借来一用，无用弃之，法、儒、道、释……无分三教九流，这也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管理对待文化的现实态度。另一面，中国人传统上也习惯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社会管理的水平，故此，权力支配信仰，政治控制认知，拿捏社会道德标准便成为最有弹性的社会管理手段，社会管理便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直到，某种新的道德标准被积弊已久的社会事实点燃。

于是我们晓得，人类认知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不是权力，不是认知控制可以阻碍的。那种低成本维系权力延续的“取巧方法”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最终，社会进步只不过是以成本转嫁的形式实现，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社会管理意识只会带来剧烈社会的变革，当中包含了无可估量的文化精神损失。地球上任何一个权力都无法阻止人类整体认知的进步，还在实行这种“无知社会管理”的国家，最后大概就是这两种结局：自己改变，被人改变。

无数历史事实已经告诉过我们，在社会管理中，认知管理的路只会越走越窄，权力支配社会认知的极致在距今不远的德国、日本、前苏联、中国的文革时代都已经有非常恐怖的体现。社会认知的高度一致带来的无非就是愚昧与疯狂，对社会的危害远大于利益。纵目所及，只有行为高度一致，认知多种多样的社会才是最稳定和最有生命力的，这样的社会才能在不断创新的思维下，以同样的行为准则不断推进社会发展。

脱胎于“满街都是敌人”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者，毫无疑问是从认知管理开始建功立业的的，从管理信仰一致的小集体到管理认知繁多的大社会，需要蜕变的正是偏重认知管理的意识，要向“重”行为管理“轻”认知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过度。不可否认，小集体认知高度统一可以带来极强的能量，得以和自身强大数十倍的对手竞争，并以此建立新的社会道德参考。当走过了这个社会组建的阶段，社会管理的重心必须转移到行为管理上来，法律的建立、执行、评检成为这一阶段的具体管理目标，国家权力只是用来规范具体的社会行为。同时，减少认知管理，从社会管理最高层开始，构建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社会思想研究空间，充分发挥社会各种求知能力，并建立一套能够公平获得社会共识，将各种新知去糟取精的模式，继而在行为管理高度一致的规范下应用于社会，使社会发展得以获得稳定和进步的机会。

从信息时代开始，政治家应该回归本色，就是使社会分工更明确。政治家履行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规范好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在这个阶段，政治家不再是信仰的源头，他们应该广泛推动各种社会认知在一致的社会行为准则下求新求变。个人以致小集体的思想应该和分配资源与机会的社会权力分开，任何一种新思想都可以提出来，被公众检验，评价，但要进入到社会行为规范中，必须经过严格完整的公开程序，才能成为法律，权力只对法律负责，法律只对行为负责。

先有认知的空间才有创新的机会，这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管理者而言也是一样。不同社会进程中，社会管理者有着不一样的扮演，小集体管理思维只会再制造另外N个小集体，它不会也不可能让社会这个大集体有什么着益。给小集体蜕变的空间，管理上让思想与行为分家，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为。“有形为小，无形为大”，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治集体，应该是留益于民而不留实于己。对于认知来说，它需要的不是什么宽松的制度，也不是什么具推进作用的体系，求知需要的是无边的空间以及无碍的舒展，除此，它什么都不需要。

有形而治，社会稳定取决法律执行的完整；

无形而治，社会进步在于认知空间的广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