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东 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化的真正产生，是在旧石器时代以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尚处于从猿向人的过渡期。这一时期，人类还带有许多动物的特征，他们没有共同的意识，没有宗教信仰，不存在有规则的社会关系，氏族外婚尚未产生，真正的社会组织制度还未形成，总之，当时的人类还不存在文化体系，还没形成一个文化层。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人类文化体系开始产生的时期，这时期的人类被称为“早期智人”或“古人”，其代表是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是由直立人向晚期智人进化的过渡期，巫术宗教意识 社会意识，族外婚，社会组织规则，艺术等开始产生。至旧时代晚期，具有现代人基本特征的人类—“新人”代替了早期智人。 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生活资料完全靠大自然恩赐。这种社会生产是攫取性的，是人类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生产活动的延续。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层是与攫取性的生产劳动相适应的，是狩猎采集生产活动的反映。而图腾文化 巫术文化正是在狩猎和采集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外考古资料表明，图腾文化和巫术文化均产生于旧石器中期，而盛行，发达于旧石器晚期。世界上许多著名学者也于此同调，并同时认为，万物有灵观念 灵魂观念，精灵观念也在这时产生。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开始形成，攫取性的经济生产慢慢被生产性的经济生产所取代，游徙式的居住方式渐渐过渡到自建房屋定居，这样，便逐渐抛弃了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方式。人类的这一巨大的飞跃，必然会引起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变化，并随之产生一层新的文化。农牧业生产与自然现象的变化密切相关，收成的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但是，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于旧时代晚期的万物有灵观念，精灵观念在这时得到了发展，自然精灵演化为自然神。为了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们开始祈祷 祭祀自然神，形成了自然崇拜。其它精灵观念也逐步演化为神，如鬼神观念演化为祖先神，从而形成祖先崇拜。数千年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中国农牧社会中长期延续，盛行不衰，充分证明这两种宗教形式是与农牧业生产相适应的。以上文化史所提供的人类文化发展初期的大致线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不谋而和。 据初步估算，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一千多个。已经正式发掘的，有一百已上。它们以中原为中心，遍布塞北江南。这里仅以区域分布的角度，列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半坡仰韶文化，后岗文化，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等；黄河上游地区，有马厂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辛家店文化。黄河下游，山东半岛，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中上游地区，有鄂西的大溪文化，鄂东的屈家岭文化，当阳的季家湖文化和鄂西北的郧阳文化；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等；东北地区则有夏家店等文化。在这诸多的文化遗址中，根据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大约据今二十万年时，人类从类人猿阶段进化到古人阶段，此时正值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我国，属于古人阶段的人类到目前发现的有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长阳人，周口店新洞人等。大约在五万年以前，我国古代人类进化到新人阶段，此时正值旧石器时代晚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非常丰富，主要有“水洞沟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柳江人”，“资阳人”，和“山顶洞人”等。大约在六七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及以后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属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期。 在诸多文化遗址的大量文化遗存中，透过众多似是而非，光怪陆离，由形形色色文物组成的蛇形灰线，我们便能依稀勾划出中国文化自然观在中国文明发端之初的萌芽状态。 第一，万物有灵观念。据英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泰勒的意见，“万物有灵观念则是人类对自然做出的最早判断，而原始人的奇怪臆测则是产生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由于原始人对睡眠，梦，疾病，昏厥，幻觉，死亡这类现象困惑不解，因而产生种种臆测。他们臆测人体之中存在着某种幽灵，并可暂时离去或一去不反。这便是所谓的“有灵观念”。[1]人有这种幽灵，他物也必定有这种幽灵，以此类推，动物，植物，自然现象，自然物和自然力等全都有灵，于是便形成万物有灵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地存在于我国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文化遗存有：“山顶洞人还在死去的家族成员周围撒上昆赤铁矿粉粒，并陪葬一些装饰品，说明他们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仍然存在”。[2]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114座墓中，“一般都有随葬品”。[3]山顶洞人和裴李岗文化遗址，正是旧石器时代的代表。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厂型马家窑彩陶文化中，有不少象征太阳的“+”字纹及其变体图案，山东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有日月纹和日月山纹，在半坡，仰韶，大溪等文化中所发现的陶器商的人面鱼纹，植物纹等，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神灵，动物神灵和植物神灵。 第二，图腾崇拜观念。图腾(totem)一词，是北美印地安阿尔衮琴部落一支的鄂吉布瓦的方言。印地安语totem源于ototeman一词，意为“我的亲属”。从语源学上看，“亲属”是图腾观念最核心的意义。原始人类相信，某一人群与某一动植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并将这一动植物当作自己的亲属，进而作为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其中，人与动植物的血缘关系是构成这种亲属观念和祖先观念的最核心的因素。正如安德鲁。兰所言，“如果一个民族未曾宣称与神圣动物有血缘关系，图腾制最主要的特征便不具备”。[4]因此，可以断定，图腾观念是原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判断和测定。进入新石器的我国氏族社会，每个氏族社会都有自己的图腾。图腾有的是某种动物，有的是某种自然现象，传说中黄帝氏族以云名，炎帝氏族以火名，共工氏族以水名，太昊氏族以龙名，少昊氏族以鸟名。云，水，火，龙，鸟分别是这些氏族的图腾。 为什么原始人类会在动植物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之间建立起血缘关系呢？这是由先民原始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正如青年学者 图腾崇拜是与狩猎和采集生活相适应的宗教形式，它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延至新石器时代则逐渐演变。图腾最初被视为民族的亲属和祖先，而不是神。当万物有灵观念产生之后，图腾才逐渐神化，成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或演化为地域的保护神。近代以来，诸多被发现的新石器以前时代的文化遗存，都形象地显示着这个时期图腾崇拜的观念和情形。这里，仅列出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化遗址和文化遗存： 作为图腾崇拜观念补证的，是遗存到今天，保存在少数民族中的文化习俗。他们或将自然物 自然现象作为图腾，如珞巴族某些氏族奉太阳和月亮为图腾，[8]傈傈族有两个氏族分别以火与霜为图腾，[9]彝族有尊奉山 水 地为图腾的氏族或宗族，[10]而有的民族则将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如东北的鄂伦春人过去称公熊为“雅亚”(祖父)，称母熊为“太帖”(祖母)；海南毛道黎人称熊猫为祖父，称雌猫为祖母。云南普末族称蛙为“蛙舅”。[11]这些都是远古图腾崇拜的活化石。 第三，自然崇拜的产生。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各种图腾逐渐被神化，逐渐演化为氏族 部落或地域的保护神，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图腾也不例外。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自然和自然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显得非常突出，天旱水涝，农作物或许就颗粒无收，而风调雨顺，农作物便会五谷丰登。畜牧业亦然，水草丰茂，便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景象，而酷暑严寒则会带来所饲牲口的大量死亡。总之，大自然的万千变化，都会使人们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既崇拜又畏惧，产生一种敬畏感。于是，原来被人们奉为图腾的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逐步被人神化和人格化，被赋于神性和神职，并逐步形成专门祭祀自然神的仪式，受到人们的膜拜。而且，当这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图腾被神化之后，它便超越了氏族，部落的界限，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12]于是，典型的自然崇拜便告产生。 自然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宗教形式之一，是人类农耕，畜牧业的伴生物，因而其崇拜的对象是神灵化了的与农业和畜牧业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现象自然力和自然物，即天 地 日 月风云雷电山石草木水火等；又因农业畜牧业伴随人类古今，所以，自然崇拜始自原始时代，延续至今，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承时间最长的宗教形式之一，而且影响深远。正如杜毕伊在其《一切崇拜的起源》中所说：“自然崇拜，是原始的，囊括一切的宗教，无论是在旧大陆，抑或在新大陆，两者皆然”。[13] 在中国，有关自然神和自然崇拜的资料浩如烟海，既有大量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又有众多的民族调查和古文字资料，而近代以来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存，更是直接的铁证。它们是：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日月纹和日月山纹，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双鸟朝阳雕像，马家窑文化遗存中的彩陶图案，如众多园圈内有“+”形及其变体“x”形和“*”形，以及“ ”形图案。而据大多学者考证，“+”形图案在世界各地的史前时代和在北美印地安人以及欧洲青铜器时代，都是太阳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图像和物象，几乎遍布中国版土的东南西北的文化遗址中：在新疆罗布焯尔墓葬区，有许多根粗细不同的木桩构成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在辽西的牛河梁发现了“女神庙昆”，这个遗址的分布层迭有序，由中心向四周辐射，从空间看，颇似罗布焯尔的木桩图案；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有太阳纹淘片，良渚文化玉器上有太阳鸟，西南各种原始岩画中有人与太阳密不可分的形形色色的图案。[14]不难想象，蕴藏在各种太阳图案和符号中的，是先民对太阳的一种怎样尊敬，感激，祈祷，和畏惧的感情，也不难想象，先民对赐人光明和温暖的太阳顶礼暮拜的情形。同时这些文化遗存也形象地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已大量存在着太阳崇拜。 不独对太阳崇拜，在仰韶型和马家窑型彩淘纹样上，我们会发现许多自然物都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鹿 ，狗，鱼，鸟，蛙，树叶，水纹等，其中尤以水纹最普遍，有十余种。[15]在这里，从动物到植物，再到自然天象，可以说，先民展开了对整个大自然的全方位的崇拜。 可以作为上述文化遗存补证的，则是流传至今的自然崇拜的形形色色的活化石。 居住在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傈族五十年代前保留了较浓厚的自然精灵观念，他们称精灵为鬼。据调查，他们的鬼约有三十多种，其中有天鬼，山鬼，水鬼，水井鬼等。他们不仅认为这些鬼对人构成各种各样的威协，而且根据各种鬼的习好，对之进行祭祀。[16]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拉牯族，既有某些自然神观念，但更多的还是自然精灵，他们有使人头痛头晕的雷神，使人眼睛红肿的月神，使人手脚起泡红肿的水鬼，还有山鬼等。[17]五十年代的都龙族，自然神观念已经形成，但山鬼水鬼河神等观念依然存在。[18]不仅在云南，在全国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相对闭塞的地区，都有自然神观念和自然崇拜习俗的残存。自八十年代以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使得残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自然神观念死灰复燃，在广大农村牧区，又兴起了自然崇拜热，祭天地日月神，祭山川土地神，祭风雨雷电神，祭社神灶神等习俗，更是因风借火，盛极一时。撇开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不谈，远古以来，持续数千年的自然崇拜的巨大历史积淀作用当是最为深远，最为基本，亦是最为顽固的因素。 总之，由于“奇怪臆测”使先民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此观念使他们确信，宇宙万物，莫不有生，莫不有灵，莫不在生命和灵魂这个共同点上趋于同一，并进而形成人和宇宙万物物我不分、物我一体的认识。既然物我不分，物我一体，那么，我和万物便是同胞亲属，便有血缘关系。于是，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由于散文的简单性和直观性，经过简单的置换推理，先民便将与自己休戚相关--与自己生存有重大直接关系的动植物或自然现象视为自己氏族货部落的亲属或祖先，与自己有血缘关系，这便形成了图腾崇拜观念。“成为宗教崇拜对象的自然现象，到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的时期。。。。。才对人获得特殊的意义”。[19]随着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和农牧业的形成，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在自然接口前，先民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萌芽于旧石器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念和精灵观念迅速发展，自然精灵演化为自然神，成为人们乞求祭祀的对象，与之有关的祭祀仪式也开始形成，于是便产生了自然崇拜。这便是在`文化遗址的巡礼中，我们所得到的先民自然观发展的大致序列：万物有灵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 注释： [1]参见泰勒《原始文化》 [2][3]王连升《简明中国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4]安德鲁。兰《现代神话学》，三联书店，1990年，第86页。 [5]朱秉祥《伏羲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6][7]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04、105页。 [8]刘芳贤《珞巴族的原始宗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9]杨毓才《傈 族氏族图腾崇拜》，《民族文化》，1981年第3期。 [10][11]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6、17页。 [12]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43页。 [13]C。A。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页。 [14]瞿林东主编《天地生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32页。 [15]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16]《傈傈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17]《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页。 [18]《云南省怒江独龙族社会调查》，1964年内部铅印本，第118页。 [19]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0页。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及其艺术表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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