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范式”和“中国本位”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内部最时髦的话语之一，它的大意是：中国学术应该摆脱长期困扰我们的“欧洲中心论”，建构起一种立足中国文化的学术导向。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思索世界。这种话语的兴起当然是基于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政治实力之上的，一位青年学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为它下了很好的定义：
在三十年来“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话语，具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其志向不止于“寻求富强”，甚至不止于发展“特殊主义”版本的中国文化，而是致力于从中国，创建中国的“普世主义”论述，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文化开拓道路。而其于学术界的主要关切，是要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觉”的大视野中，重新探索和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而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也将导向促进文化自主的大目标。（刘擎《寻找中国文化的自信》，2009年10月22日《社会科学报》第6版）
众所周知，中国在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前，甚至一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之前，从来就是有这种文化自主性的。我们的先辈甚至可能以一种比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更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打量世间的一切，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居于“中央之国”。即使在历史上数度被异族征服的时代，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也丝毫未有任何损失和动摇。在迷惘和失落了短短100年后，中国人现在要重新找回这种文化上的自主性，这一切看起来相当顺理成章。然而，阻挠我们重新确立这种“中国范式”和“中国本位”的最大障碍在哪里呢？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旁听了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高级论坛”。主办者自封论坛为“高级”并不算太过分，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今国内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人文社科学者。
如同所有类似的聚会一样，论坛的主题自然而然地渐渐聚焦在了下面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思想文化传统的规模如此庞大的社会在经历剧烈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无法诞生与时代相匹配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和巨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片丰饶的土壤，但后者非但没有收获预期中的丰硕果实，连一个正确的成长方向似乎都还没有找到。
忧心忡忡的学者们讨论了当前困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许多障碍，撇除文人圈子里少不了的极富智慧与幽默的牢骚和自嘲，我粗略地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梳理成以下表述，相信这基本上代表了眼下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共识——
1）中国当代学术进步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当然在体制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教授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容易撞到的意识形态板墙的批评反而很少，估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早已经浪费了太多口水，并知道说再多也还是白费。他们对体制的批评主要是技术性的，如学院和研究机构内的各类职称、资格审批与业绩考核，固定的薪资与不固定的课题项目经费之间的关系等。这里是不是隐含了一种“程序决定论”？
2）但是，更为根本性的缺陷还在于整个学术圈内部的浮躁，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做学问；人人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大师，写出传世名著。这种浮躁心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不同原因和方向。事实上，即使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转型也才不足200年时间，中国学术的现代突破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需要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大师和巨著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但我们现在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3）当代中国学术的最大困境在于“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地位，如果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想要达到乃至超过西方同行所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恰恰是确立中国学术的“中国本位”。当代中国学人应该向上承接中国古代学术的光辉传统，向下立足于当代中国鲜活的社会实践，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问。我们再也不能主动或被动地将中国的社会实践扭曲和抽象化为西方人发明出来的各种“主义”的注脚。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圈子外面的一个热心读者，我为圈内知识分子的上述自我反省感到高兴。这至少表达了一种通过内部努力对中国学术进行“自我改造”的愿望，而不是像以往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总是将学术的进步视为更加宏大的外部社会环境改造的使命中的附属任务。然而，我这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同时也明显地看到了学者们上述自省中的根本性缺陷。
在我看来，所谓“祛除西方话语霸权、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本位”的豪迈诉求，恰恰暴露了当代中国学术和中国学人的严重的底气不足。或许人文社会科学确实不同于自然科学，存在“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特色”。但是“中国人要做中国的学问”这句宣言背后的潜台词，是不是“中国人不可能做好西方的学问”呢？按照这种逻辑，假如复旦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花一辈子时间研究柏拉图，除非他首先确立一套柏拉图研究的“中国本位”，否则他的学术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
玄奘是我至为景仰的一位中国古代学者，他的学术工作历尽艰辛，但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印度的佛教经典忠实地传播到中国来。的确，佛教后来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化，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粗枝大叶地将这种中国化视为确立了佛教的“中国本位”或“中国范式”。但可以肯定的是，玄奘从事佛教学术研究和翻译时，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本位”。我甚至可以更加肯定地说，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抱着要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宗旨踏上西行之旅的话，那么他将一事无成，因为他取回来的“真经”一定只是披着一件印度佛教外衣的中国思想。
让我们再来看看教授们为什么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本位”？这是一个更为深层和重要的问题。“中国人应该做中国的学问”这句话，应该更精确地被翻译成：“中国人只有做中国自己的学问，才能在学问上超越西方同行”。这触及了问题的真正核心：学问在我们这里仍然只是一种手段，做学问这件事情为的是一个超越学问本身的更高目的，那就是赶超西方。或者说得更尖刻些，是要得到西方学术界的承认和好评。看来，中国的学术界与民间社会一样，涌动着浓烈的“大国崛起”的情结。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人一直做不好学问、中国学术一直在在浮躁中漂荡的根源。出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挨打面貌的目的，从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学术落下了急功近利的政治化病灶。以后的主流学者，不管他们信奉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多么尖锐的对立，但在把学术当作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同志。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正是学术政治化这个罪魁，不仅败坏了学术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他们本来希望用学术来加以改进的政治。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喧闹广场上退回到90年代的清冷书斋中的中国学者大多不再有以自己的一枝笔来改造社会的雄心和自信心。然而，学术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工具（实际上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口号）这种认识真的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内生根发芽了吗？
我认为远远没有。克制了为政治服务的强烈冲动的学术，现在可以服务的对象更多：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名誉，还可能是一份“世界大学前100名排行榜”，甚至可能只是西方同行的几句奉承。所以我明显地感觉到，在这个周末的复旦大学教室中，流淌着一股与校园围墙外大街上如出一辙的焦躁。那里的焦躁是源于对权力、金钱、美女的永不满足的欲望，这里的焦躁则是对堪与西方高度比肩的大师和巨著的急切期盼。实际上，我们的教授们在强烈要求祛除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西方本位”或“西方话语霸权”时，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不正是因为用一套西方学术话语来诠释中国问题被认为更容易得到“先进”的西方学术界的接纳和认可吗？
真正的大师和巨著必定是那些对社会产生巨大和深刻影响的人和书，并得到举世赞誉。但知识如何影响社会现实，却是一个难以预料因而也不可能人为掌控的过程。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下最需要确立的并不是什么“中国本位”，而是“学术本位”。一个将学术本身视为最高目的的学者是不会成天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评价为大师和巨著而操心的，因为他自身的价值已经与对知识和真理的执着追求融为一体。而真正的知识并不需要区分什么“中国本位”和“西方本位”。但历史的诡谲恰在于，惟有从“为知识而知识”出发，才有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知识，也才有可能以一种正确的方式真正服务于社会。
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位青年学者在他的文章中不无洞见地总结道——
也许，我们之所以无法在学术上根本摆脱西方、难以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因为所谓“西方”已经“内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形式”的构成性部分。如果对此没有足够自觉的把握，那么反“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话语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理论力量，反而可能耗尽起批判潜力，蜕变为一种非反思性的指控，一种容易让人熟视无睹的陈词滥调。（同上）
我想我是能够充分理解这段话的含义的，它绝不是要求我们拒绝西方的知识、隔绝西方的影响，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时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思想的“内容”部分，同时坚决摈弃西方思想的“模式”部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不能用西方人的头脑来思考世界和我们自己。
然而，这是可能和可欲的吗？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讨论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在谈文化。有一句被我们长期视为真理的话，叫做“洋为中用”。然而，政治和经济上的“体”和“用”或许还可以勉强区分（其实也不容易），我实在不知道文化如何区分“体用”？事实上，文化的演化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无显然的“功效”，我们人为所能做的只是在各个方向上开掘它的可能性。
如果说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将从西方社会的演进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特殊知识上升为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真理的话，它的确应当为我们所坚决拒斥，因为历史已经将它的谬误和危害展露无余。但问题在于，你如何能够在对某一种理论尚未真正理解之前就判定它是特殊的知识还是普世的智慧、进而决定是否在自己的头脑里预先设定一道防火墙？而所谓理解，说到底也就是学会用他的眼光来看问题。假如一个学者在已经自觉意识到他的研究仅仅只是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里的特殊知识、却仍然试图把它拔高到普世的位子上，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严肃的学者。不仅这样的“欧洲中心论”要不得，类似这样将从中国社会实践中提炼的特殊知识拔高为普世价值的“中国中心论”——假如它有的话——也同样要不得！不要忘记，最先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批判的不是其他地方的人，正是西方人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探究真理。
我不知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究竟是否存在普世真理，也许历史会证明，一切曾经的普世真理最终都不过是特殊的或地方性的知识而已。但我想每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在探寻可能的普世真理（而那些坚决拒绝世界上有普遍真理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实际上也宣称发现了自己的真理：世界上没有真理）。
历史上那些“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的伟大缔造者们——从孔子到朱熹，从司马迁到王夫之——从没有认为自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发表中国人的观点。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普世和永恒的真理发言。因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只是一种作茧自缚而已，它们充其量只是其倡导者的文化自卑的曲折反射而已，是百年前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对“真理在西方”的盲目信仰的一种奇特镜像。依我看，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本位”和“中国范式”的诉求，倒恰恰再真实不过地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是何等的深入骨髓！
初写于2008年12月7日，修改于2009年12月13日，分三期发表于2009年12月18日、12月25日、2010年1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随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