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振龙
“近10天来，中央新闻媒体对沈浩事迹进行了连续报道，一个‘农民群众的贴心人’的形象在全国人民心中日渐清晰。”——这是1月13日新华网消息《思念关爱鼓励——记沈浩家属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中的第一句话。
与之堪称“互文”的，则是两天之前《安徽日报》的报道《中央媒体连续7天浓墨重彩宣传沈浩》开篇即“激动”地说：“从1月3日至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重点网站连续集中报道沈浩先进事迹，弘扬沈浩精神和高尚品德，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当然，可圈可点的还不止这些。譬如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沉痛悼念沈浩同志”，譬如“八日下午，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省长王三运一行在合肥亲切看望沈浩家人，并转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亲切慰问”，而“沈浩亲属对总书记和安徽省领导的看望慰问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一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辜负沈浩的遗愿，不辜负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怀厚爱。”再譬如，一评“沈浩精神”: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的沃土；二评“沈浩精神”：创新的源泉在群众之中；三评“沈浩精神”：为人民服务没有小事，而精神的力量果然是感人的，紧接着有了——“安徽56名干部报名接替沈浩赴小岗”。
一个年仅46岁不足“天命”，从省级单位单位财政厅下到“村”里6年，深得群众热爱并政绩显著的好干部走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哀痛的事，也的确值得我们寄以深切的缅怀。然而许多天下来，尤其是对于处在“舆论宣传旋窝”中心地带——安徽省会合肥——的人们来讲，据笔者所知，有一个看似很自然而然的问题正在为大家所讨论：沈浩会不会成为我们安徽人的“骄傲”呢——说的更确切一点，沈浩会不会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一样成为时下党员干部的楷模，当代人的政治“偶像”。而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连日来忍不住一再揣摩的问题。
说实话，我眼中的沈浩不是“偶像”。合肥小城不大，早在2004年的时候沈浩小岗村的“下放”（挂职）好像没有成为什么新闻，听说沈浩其名约是两年之后：2006年，小岗村跻身2005年度“全国十大名村”，2007年初，小岗村被授予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见到其人则纯属偶然：2007年夏天我所指导的一组“大学生暑期社会时间团队”在当地作“凤阳花鼓戏”田野调查，顺便去参观了小岗村，也有幸见到了被村民戏称为“又按手印才争取到的书记”——笑容满面的沈浩同志。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典型的皖北人，就像他所有的萧县老乡一样，身材魁伟，话语爽朗，笑声伴着说话声。而言行举止很少有“官味”，除了更加文雅之外，有种贴近土地之后类似于农民的淳朴和坦荡。与之聊了一些小岗村的情况，他的乐观一度感染了我，使我相信小岗村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未来。只不过，他的气色要比我想象的差，坚毅的表情带些倦容，当年是他离开合肥“小家”只身扎根小岗“大家”的第三年，曾想问他日常的生活起居如何，但终究没有问。
这就是我眼中的沈浩，与其说是一个“偶像”，倒不如说是一个普普通通而尽职尽责的干部，或称是一个有着其喜怒哀乐如你我一样普通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偶像”之处的话，我想，仅是在于6年俯身小岗村的工作升华了自己的职业灵魂，也兑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而这样的人，实在不该被“偶像化”。否则，不难预见的结果是，沈浩以及“沈浩精神”只会离我们这个凡俗的人世越来越远，直至于成为一个遥远而冷漠的神圣符号。这一点，恐怕也是和生前选择了贴近“村”、贴近泥土、贴近农民兄弟的沈浩初衷相违。
而如果我们承认“沈浩的死”其实首先是一个悲剧的话，我想，即便加以善意而适度的“偶像”——树立教育的榜样，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而是大可不必如此地迫切。在笔者看来，现今至少有两个层面更值得关注。其一是因“沈浩的死”而连带的家庭悲剧。作为一个一面之缘的朋友，我很反感大队人马涌进“亡者”的家中，让悲痛欲绝的妻子、抽泣哽咽的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母一次次地进入镜头、诉说、哭泣、回忆其身前的种种，参与“榜样”的塑造；而出乎人之常情，他们需要的是一份在安静、沉静中默哀亲人并消化痛苦的权利，以及更艰深的——如何面对失去丈夫、父亲、儿子这个莫大的“家庭悲剧”。其中，关注他们往后的日子将以何托，难道不更像正经人该干的事吗？
其二则是职业悲剧的层面。不知道多少次听闻公务员“猝死”的新闻报道了（近期似乎以基层派出所人员居多），这次沈浩也如此。四十多岁，按理说正处“年富力强”的年龄段，想来活生生的人怎么就突然间“猝死”了呢？诚如媒体多次展示的那样，主因都在于“积劳成疾”吗？如果是，如何应对这“积劳成疾”，总不要每次都“积劳成疾”到了“猝死”的地步——才能换得我们一顾，不久又遗忘而视之不见了吧？不管所有干部是否都像沈浩一样值得我们热爱，但这般的“猝死”终归是一个令人不敢喜闻乐道的职业悲剧。沈浩死得其所，然大可以肯定，他本人却一定不会希望同行们像他那样死——这或许也是一件正经事。
来世再会。痛哉。吾友沈浩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