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80 年代起，改革成为飘扬在中国上空的旗帜。但在这块鲜艳旗帜的下面，却是一个又一个坚强的禁忌规程起来的堡垒。30年中，张楚、刘日、吕日周、陈光、张锦明、宋亚平、王晓桦、罗崇敏、仇和、郭宝成，这些地方主政者，在探路中，或主动或被动地突破禁忌，爆破堡垒。影像在升腾，身体却有弹痕。

这些掀起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地方改革者们如今安在？试图通过改革者的命运和近况，勾勒当下中国地方政改的生态图。

被废黜的改革者

似乎是个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处的地区越落后，改革者越具悲剧性。这可包括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委书记、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

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张楚，这位上世纪 80 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剧性人物。

1982年，面对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决意背书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同时，卓资县党政机构由原来的 50个压缩为9 个，减幅达到六分之五。公务人员由711人锐减至394人。县级干部福利待遇也实行货币化管理，政府部门不养小车，改为给用小车的干部发钱。

经此动刀，卓资县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财政收入上升而支出下降的县。

张楚敢在县级心脏部位动手术，这令时任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非常感兴趣。1984年吕日周带着原平县的30多位县级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到卓资县学习。谈到压力，张楚对吕日周表示，关键不是他的承受力，而是旧体制的承受力。

最终旧体制没能承受住他。张楚原从北京调任而来，在卓资根基并不深。由于当时全国都是“社会主义”，所有的国营商场、商店、工厂里的职工，都是国家的人。张楚把全部国有资产都转为民营的单兵突进行为，迅速遭到全县上下的阻击反对。而公车改革结果更令民众愤怒,“钱发完了，小国又全都养起来了”。

各方压力下，孤立无援的张楚被迫离开卓资回到北京，至今隐姓埋名。而之后的卓资县，机构和人员迅速反强膨胀，恢复如初。

同样不幸的是在河北无极县掀起改革大浪的刘日。

这个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刘日，1985年担任无极县委书记的时候年仅37岁，是河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1990年，著名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使刘日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明星官员。1991年中共河北省委发出文件，称刘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爱戴，群众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干部，这不仅是他的光荣，也是河北人民的光荣”。

当荣耀降临刘日身上，他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对立面。1993年刘日离开无极，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同年在地方合并中，具有年龄优势的刘日成的8个正副专员中，唯独一个未进入石家庄市新班子的人。之后，刘日被调剂到省农业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中央一度建议河北重用刘日，但刘日未改变其旁观者的寂寞身份。2003年起，刘日进入教育战线。现在，51岁的刘日每天忙碌在自己简陋的河北行政学院办公室里。

在这个环境中，刘日潜心研究公共管理改革。“然后我给学员们讲讲课，撰写一些改革建议，寄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刘日平谈的表示。

刘日是“坐而写”，吕日周是“走而推”。对于当前的改革研究，吕日周有两个感受，一是对于改革，国家缺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研究和推进机构；二是国内很多学者没有好好研究案例，忙于开会空谈。

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的吕日周，给自己日程安排得特别紧，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推动中国各地的改革步伐，对处于艰难的改革者予以增援。

吕日周的想法来源于他的孤独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