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们国家开始施行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后，国内几个省相继颁布了地方性的具体实施办法。最近湖北省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办法》也通过了立法，但是，其中一些条文引起了很多议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的隐私条款。该《办法》将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都视为个人隐私，被舆论简单称为——父母不得查看孩子的手机短信。
拥护者认为，未成年人的权利更大了，被保护的范围更宽了，更合理了。反对者认为学西方学得太过了，孩子更难管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条文的具体内容，该《办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及其他个人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擅自开拆、查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条文上看，确实有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议也可以理解。
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只有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后，才可以查阅。从法律角度说，父母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因此，这一条文事实上主要是针对孩子本人和父母之外的其他“任何人”的。对于父母能否查看孩子的手机短信等内容，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比方说，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同意自己亲自查看被监护人（孩子）的手机短信等隐私，被监护人（孩子）本人不同意，怎么办？再复杂一点，对于非单亲家庭，父母双方都算孩子的监护人，如果两个监护人，一个同意查看，另一个不同意查看，又怎么办？显然，湖北省的这一《实施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是模糊的。
我不想多说这个《实施办法》的具体条文细节，只想从立法精神上简单说一点。法律在人类生活中很早就存在。古代社会，世界各地的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义务为主体”，也就是强调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义务。西方现代法律正好颠倒过来，是“以权利为主体”，也就是说强调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我曾经批判过卢梭的主张，卢梭认为，每一个人从起点上就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固定成“天赋人权”的概念。“未成年人保护法”实际上就是贯彻这个“以权利为主体”的立法精神。
我们知道，成年人拥有隐私权，那很正常。但是，困惑在于，成年人的这个权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法律规定18岁可以算成年人，那么，等于是说，从18岁生日那天起，突然便拥有了一些权利。这种状况对于接受卢梭思想、接受“天赋人权”思想的人来说，有点不对：为何法律实践中，人的权利不是从起点上就拥有，而是要从18岁开始？难道18岁以前不是人吗？因此，隐私权从成年人向未成年人那里延伸，其实就是贯彻“天赋人权”的精神。它的意思等于说，妇产医院产房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就具有了像成年人一样的“隐私权”。虽然有点可笑，但是，基于“天赋人权”思想的立法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贯彻。
为何说它可笑？比方说，成年人的裸体也属于隐私权，偷看成年人洗澡之类的事情是不允许的。隐私权向未成年人延伸，等于说看婴儿裸体也是不可以的。事实上，这种延伸毫无意义。回到手机短信问题上，孩子像成年人一样拥有保护自己手机短信的权利，但是，如果父母不给孩子买手机，孩子的这种权利如何实施？法律不能因为孩子同样拥有隐私权，便强迫规定父母必须给孩子买手机，必须让孩子上网。也就是说，在孩子隐私权的上面，父母是否给孩子买手机的权利更大。父母的这一权利将决定孩子的“天赋人权”是否能够存在。再说，湖北省的《实施办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我想问：如果父母未经孩子本人同意，就是看了孩子的手机短信，那又怎样？因此，基于“天赋人权”思想，把权力从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延伸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意义不大，而且还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一个假设。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在他忍饥挨饿，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人权”在哪里？“天”会给他这个权利吗？在这种情况下，遇到自然灾害，这一个人毫无任何权利。只有当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时候，他的“人权”才能体现，别人才有可能救他。于是我们看到，所谓“人权”绝不是“天”给的，而是其他人给予的，人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自己拥有“人权”，其他人也同样拥有“人权”，自己的权利是其他人的义务，其他人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天赋人权”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的思想，实际上只是一个单腿巨人。
现代西方社会“以权利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权利被严重忽视，义务被极端强调。启蒙运动之后，便发生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彻底转变。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强调义务，但是，并没有像西方历史那样，彻底忽视人们的权利，最多说是有所偏重。从主导思想上说，儒家思想一贯提倡“以民为本”，形成了以强调“为民”、“爱民”、“恤民”为主的“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就是强调民众的权利。从具体法律上说，当西方社会不承认普通人权利的时候，中国很早就在法律上认可每个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平民获得高尚社会地位的权利等等，也是尊重个人权利的体现。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立法精神，不应该照搬西方纯粹“以权利为主体”的方式，而应该回到中国传统的方式，对权利和义务同时要加以强调。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其权利，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措施，同时应该强调未成年人的义务。一个婴儿的降生，确实可以说，他具有一些权利，比方说要吃要喝，要拉屎撒尿，父母必须照顾婴儿。但是，婴儿的这些权利不是社会权利。从婴儿到成人，一个人获得社会权利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对社会尽义务的思想教育过程，我们应该从未成年人开始，就让每个人认识到：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伴的。没有不需尽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拥有权利的义务，两者偏废任何一个都是有问题的。对于当今未成年人来说，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在我看来，已经失去平衡了。造成这一失衡的原因，就是源自“天赋人权”思想的立法精神。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