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物权法（56）之四
陈绪国
第三，处理好上级国企与下级国企的权益关系
无论是大是小是上是下，大家都是国有企业，都在一个屋檐下，当然不应当自相矛盾，更不应当自相欺负。如果说发生这种特别奇怪的事情，那肯定是物权不清晰或者物权紊乱造成的恶果。
处理好上级国企与下级国企的关系，基于物权法“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和“动产交付生效主义原则”和“一物一权主义原则”等原则，基于公司法“债权法定原则”，基于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同保护原则”等物权、债权原则，形成国企上下级之间正常的财产支配关系，重点在于保护弱势者的合法权益。
处理好上级国企与下级国企的关系，应当采取“国企物权本位保护主义”概念，籍此一致对外地保护好企业内部物权和一如既往地理顺上下级之间的物权关系。
如果每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约法三章”，用俗话讲，应当是这样的：
一戒“窝里斗”
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兄弟同心，利可断金；人心齐，泰山移。我国清代文学家张湘说过：“云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异，而各有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贵也。”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说明了团结一致、团结互助、团结合作是立足的根本。
我国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在国内国外市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担负了维护国家、民族经济安全的远大目标的职责，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啧啧称赞。特别是中国500强的优秀表现，于09年5月份的数据说明了他们以净利润1706亿美元的良好成绩，大大优于美国企业500强净利润989亿美元。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国有企业，走过了60年风风雨雨的峥嵘岁月，许多国有企业英勇献身在商海上，所剩下的一些，也是遭到外国资本寡头的围攻，也遭到国内一些不怀好意者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恶毒攻击和不明真相者的人质疑。经常看到，有的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性地有目的地散布“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暴力论”，借以蛊惑人心，企图破坏国有企业在某些方面的控制地位，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鸣锣开道。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
中国人就好窝里斗，在政治上、经济上、产业上都是如此。窝里斗的源头，不仅仅是拥有汽车的消费者和那些私营企业的暴发户，而且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地方主流媒体和一些西方派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一些地方国企管理人员在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那些企业是中央企业，利润很丰厚，除了其他人以外，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也很眼红，他们抓住各种机会利用地方媒体炮轰央企，企图分而食之。这种窝里斗，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每到石油涨价，或者在公布央企业绩时，他们就跳出来散布“反垄断”的各种言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笔者2005年就写作一篇文章，驳斥所谓“反垄断”的言论，提出国有企业控制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法的（参见价值中国陈绪国《如何面对国有“垄断”企业？》）那么，保持国有企业的相对控制地位，是符合宪法“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原则的；况且，所有大牌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是全民持股的公司，何“垄断”之有？那么，房地产公司不是垄断行业，结果成为最大的暴利行业，不断窜高的房价，动辄1万多元2万多元的房价，广大消费者根本无法忍受，连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也声称自己买不起房子；而石油涨价几毛钱，比较商品房一涨就是几千元，这算得了什么呢？那么，我国的钢铁行业，不是国有垄断行业，各个地区盲目发展钢铁厂，各个地区都搞公私合营，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几千家钢铁厂形不成一条心，在进口铁矿石那几年里，中国从国外进口的铁矿石比日本进口的贵一倍以上，四个经济汉奸导致中国进口铁矿石损失7000亿元以上（参见价值中国陈绪国《4个经济汉奸导致7000多亿元损失》）。所有这些，说明了中国人包括中国国企窝里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当然，上级国企对下级国企，中央国企对地方国企，确实需要团结互助。但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利用职权侵犯弱势者，侵占下级或者国企资产，也是不允许的，应当依据物权法“平等交易”原则和物权保护原则进行。这种恶性的窝里斗，也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当坚决制止。
二戒太贪心
所谓的太贪心，指的是大型国企和国企经理人不要有贪欲，凡事应当适可而止，不要折腾国家、折腾中小国有企业、折腾企业职工，也不要折腾自己。
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抓大放小”的经验教训。有的人错误地理解“抓大放小”的含义，认为大国企吃掉中小国企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中小型国企本来经营得好好的，却以“抓大放小”等名义将这些中小企业人为地收归已有，而不想对这些可怜虫付出或者很少付出什么代价。这也是不允许的，应当依据物权法“平等交易”原则和物权保护原则进行。这种恶性的窝里斗和太贪心，也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当坚决制止。
中小型国企，或者下级国企，也是一个物权权利主体，享有自己的信托所有权。无论是中央的中小型国企，或者是地方的中小型国企，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不能动辄以“抓大放小”的含义，利用职务之便将其吞并，更不应当以无代价的方式侵占中小型国企的财产。当然，在“国退民进”浪潮中，大型国有企业有意识地依法并出价收复中小国有企业，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要给予大力支持。90年代，我国20多万家国有中小型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赢利和有发展前途的，职工人数占国有企业8成以上，而强制性盲目性地在全国大搞“抓大放小”运动，既不符合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律和企业生态环境规律，也非常容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经济损失。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的双重夹击，中国社科院估计国有资产流失9万亿元以上，经济学家郎咸平估计损失13万亿元以上。
1995年，官方在大小公开场合公布了震惊中外企业界的错施：从“九五计划”到2010年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所谓的思路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产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企业改组的步伐。这部分内容，后来被简称为“抓大放小”。
我国对于国企产业结构适当地调整与“抓大放小”是应当的，但是，采取一窝蜂、一刀切形式来强制性甚至掠夺性地乱搞一通，加上当时的制度不完善，势必酿成大量贱卖甚至贱送国有企业的风潮、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的恶果。同时，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巨大的的冲击
今年5月份，我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出炉，资产总量首超美国，欣喜之余，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冷静地指出：“客观地说，今年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强而不大，不至于垮；大于不强，迟早要垮的，影响也会足够大。”这是经典名言，国有企业关键还是要做强，做大是次要的。
今年6月16日，我在价值中国网发表了《“抓大放小”的十大反面教材》，列举了国外一些大型企业关闭破产惨不忍睹的现象。文章片断如下：
去年以来，金融危机催发了众多的“世界500强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虚拟经济，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国内外，大型、特大型企业的失败更是惨烈无比。
近日，广州日报刊登了《1979～2009国际汽车重组十大失败案例》：1、1997年大宇收购双龙，失败时间1999年，耗资2万亿韩元；2、1989年通用收购萨博，失败时间2009年，耗资30亿美元；3、2000年福特收购路虎，失败时间2008年，耗资30亿欧元；4、1989年福特收购捷豹，失败时间2008年，耗资40.7亿美元；5、2000年通用菲亚特联盟，失败时间2005年，通用耗资24亿美元，支付赔偿20亿美元；6、1999年通用收购悍马，失败时间2009年；7、1998年戴-克联盟，2006年亏损2.16亿美元，2007年亏损16亿美元，失败时间2007年；8、2004年上汽收购双龙，耗资5亿美元，失败时间2009年；9、1994年宝马收购罗孚，耗资8亿英镑，失败时间2000年；10、2002年塔塔收购捷豹、路虎，耗资23亿美元，今年已经亏损。（广州日报
以上资料是肤浅的，没有披露这些企业到底一共亏损了多少。广州日报
究其实，这十大案例，是西方式“抓大放小”失败的例子。他们在“做大做强”的号召下，背负了太多的债务，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而给全世界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人治家敲响了警钟！
今年年初，德国、美国两个超级亿万富翁自杀，一个是德国第五大富豪75岁的阿道夫-默克勒，名下资产超过90亿美元，不堪金融危机和投资失手双重打击，于5日晚在德国西部城市布劳贝伦一段铁轨附近留下一具僵尸，警方、检方证实他系“被火车撞上，当场死亡”，“排除他杀可能”；另一个是美国地产大亨52岁的亨史蒂文-古德，财产收入达95亿美元，恰好也是在5日清晨被发现在芝加哥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死于自己的红色捷豹座驾里。这又证明了，企业做得太大，结果尾大不掉，一遇到风浪，企业走上了不归路，最后连经理人自己也走上了不归之路。（价值中国网陈绪国《德美亿万富豪自杀共证资本主义邪恶无比的“肮脏之手”》）
我国从2006年开始，着手编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央企向国资委上缴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这意味着我国最主要的169家国企将不再独享6000多亿元的利润。目前，我国央企净利润，上年已经超过1万亿元。此类国企外界称之为“垄断型企业”，这里称之为“主控型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最优质的企业。对于特殊行业的国企，开始从完全下放收益权，到适当共享收益权，以适当平衡国家利益和国企利益的关系。
我国从今年开始，对于国企经理人下达了限薪令，并从生产经营型国有企业扩展到金融系统的国企。这样的措施，不光是中国是如此，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其他国家的限薪令，不光是针对国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甚至私营企业也是如此。
国企经理人对公、对私都不能太贪心。国有大中小型企业，是平等的权利主体，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爱护；国企经理人薪水太高，就会破坏正常的劳动关系，造成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对于建造和谐社会有不利影响。国企经理人，有个别人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人谋取私利，触犯法律，造成恶劣影响，一害国家，二害国企，三害自己。
三戒太花心
说起“花心”，实际上包括了“窝里斗”和“太贪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窝里斗”是兄弟阋于墙的花心；“太贪心”是吃里爬外的花心；“太花心”是里外通吃的花心。
“太花心”的人，包括某些政府部门无良官员和某些国有企业的无良管理人员。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利用职权或者利用工作之便，在损害国有企业的同时损害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两头通吃，甚至多头通吃。
某些政府部门无良官员两头通吃甚至多头通吃的表现，往往与无良商人勾结在一起，往往以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国退民进等名义，在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资本，发行债券，进行投资与生产经营，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中进行权钱交易，在侵吞国家资产、企业权益的同时侵犯职工利益，甚至侵犯国企经理人权益。通常情况下，先是向小型国企开刀，人为地强制性地关闭小型国企，让大多数职工下岗失业，然后贱卖、贱送给自己的亲戚或者狐朋狗友，自己也从中分一杯羹；等到时机成熟，以招商引资或者以股份制、期权制等名义与无良外商或者无良经理人勾结，向大中型国企开刀，以种种格外优惠条件许诺给外商，或者许诺送股份、送期权和高薪给国企经理人，自己也从中分一杯羹。如此而已，不一而足。
某些国企无良经理人两头通吃甚至多头通吃的表现，也是往往与无良官员、无良商人勾结在一起，往往以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国退民进等名义，在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资本，发行债券，进行投资与生产经营，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中进行权钱交易，在侵吞国家资产、企业权益的同时侵犯职工利益。所有这些，与政府无良官员的伎俩如出一辙。在30年前，我国实行的是党委集体负责制下的厂长负责制，后来，为了同西方国家“接轨”，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即“一长制”，于是，酿成了出资人监管乏力、工会和职工监督无力的局面。许多国有企业被无良经理人贱卖甚至白送给无良商人，而职工、下岗职工状告无门。
有些花心，是“光明正大”的花心。如招商引资，将优质的国企产业资源股分给无良外商，自己也乐得一笔大额“招商引资奖”，同时可以从外商那里吃点“外快”；又如，在“抓大放小”、“打造国企航空母舰”的号角声中，将一些中小型国企不付代价或少付代价的情况下，强制性地归为已有，然后向上级政府汇报资产增值了多少，据此得奖金多少，薪水涨多少等等；又如，还有一类很牛的“光明正大”的花心人，有一些是知名经济学家，又是在政府、政协任职的官员，身兼官职，又到上市公司、股份公司当独董，甚至一人到几家公司当独董，拿高薪、拿股票、拿期权。这些特权人物，基本上不上班，不做事，年薪少则拿几十万，多则拿几百万。这些很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自己兼职拿高薪是小事，而光为利益集团说话，拼命鼓吹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影响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才是大事。2005年，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合格的“不超过5个”，而有关部门却听信了这些人的错误言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冲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结果是对于公有制经济产生了很大的的负面影响。
过去，我们将政府与国企、上级国企与下级国企的利益纠纷称之为“内部矛盾”，现在，我们才知道这叫做“物权矛盾”。中国究竟是什么形式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呢？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60年来经营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的经验教训，理顺我国最大最复杂的物权体系，关键在于科学界定中央的集权与放权，政府的集权与放权，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的团结协作。无论是选择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或者其他什么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计划经济，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根本要求来发展国民经济包括国有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国家出资的企业，政府的监管是不能虚位的，同时又不能统得过死，应当适当地下放给国企以经营自主权。国家对于所出资的企业，应当分门别类地进行监管，对于竞争型、相对困难型国有企业，应当实施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不能将国有企业一卖了之，更不能贱卖、白送国有企业或者国企产权、国企股权；对于主控型、利润丰厚型国有企业，国家应当不失时机地征收暴利税或者与之分红。
总之，国家出资人的职责和权益，不仅仅是物权法、企业国有资产法那么简单，更不是“两权分离”、“股份化”和“抓大放小”那么简单，她是高度社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物权体系。搞好搞活国有企业，需要遵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需要平衡中央与地方、出资人与企业、经理人与职工等一系列内部物权关系，还要处理好国有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一系列外部物权关系。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必须时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大方向，必须时刻牢记宪法第7条的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种政治职责与权益，不仅仅是国家出资人的职责与权益，而且是13亿人民的最大职责与最大权益！
关于【修法建议】，请参见《解析物权法（54）》，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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