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一） 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的指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老百姓承担的成本压力与其分
享到的改革成果却不成比例。一方面，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生活成本逐日增加、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官员贪腐蔑视苍生、官商合谋巧取豪夺、社会矛盾日趋显性化；另一方面，网络、手机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快捷便利，利益多化化伴随价值多元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民意已成为不容决策者忽视的社会力量，同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全球化，国际因素对国内事务的因素日益深刻。按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说法[1]，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不容易。我看（中国）大陆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管治语境下，中国要维护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愿景，就必须及时调整管治理念与管治手段，大力提升其象征性施政能力、全力维护“象征性秩序”，切实提高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尊重信息传播规律、提升对社会舆论的塑造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管治者混淆新闻与宣传，试图以粗暴的信息管制来制造“社会共识”。
如今，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不少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而中国的很多政治智囊还陶醉在《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经验主义政治智慧中，国内还没有几所大学开设政治传播学课程。中国亟需把传统的政治智慧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内加以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
（二） 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严重滞后
中国的政治传播学发展严重落后于实践需要。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者完成的含有“政治传播学”字样的专著只有三本，分别是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1991年）、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2005年）。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被誉为“政治传播学《圣经》”，可该书中译本2005年8月才在国内出版。2008年8月30日晚，笔者在“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中搜索，论文标题中含有“政治传播”字样的论文只有两篇，分别是中央党校宋黎明的“”（2007年）和华中师范大学李广的“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
关于国内政治传播学发展滞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如下：
1、 引入国内较晚。传播学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中国。
2、 社会需求不足。中国的政客们习惯于研究传统政治智慧，对新兴的政治传播学的强大威力并不了解。
3、 避讳谈论权术。中国尊儒、重“道”的文化传统使得权谋之术长期囿于密室，人们虽潜心钻研却不公开探讨。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4、 学术环境限制。中国第一代的传播学者学术视野偏窄，无法充分领略、展示传播学的魅力。加上，学者们缺乏对政治运作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大多是纸上谈兵。
二、 推动我国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设想与建议
笔者在拙著《用信息颠覆世界》[2]中曾指出，“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而政治传播学更是一门需要道术兼修、知行并重的新兴学科，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深谙政治运作的奥妙。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都诞生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
笔者认为，要有效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需要首先厘清传播学的边界。笔者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的理解过于宽泛。有人借口传播学的多学科性而有意或无意“泛化”传播学，从而把自己归入传播学这个时髦的新兴学科中来。不客气地讲，国内的个别所谓传播学者充其量是游荡在传播学的外围学科。“泛化”传播学模糊了传播学与相近学科的界限，淡化了传播学的实战特性。传播学决不是一个难民收容所。虽然笔者深信传播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学科，但鉴于中国学术界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我们至少需要清晰界定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的边界。
笔者已经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学习、工作了22个春秋，对中国高校的诸多内幕一清二楚。笔者认为，对高校排名（包括学科排名）是有效推动中国高校发展的有力手段。在我国传播学界，每年都有学者撰写传播学年度发展报告。不过，笔者希望每年都有更多不同的学者分别独立地撰写相关报告，从而使对传播学的发展描述更加多元、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同时，笔者坚决支持非高校的独立研究机构对中国高校、学科发展进行年度评估、排名。要保障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批评家。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倡“问题研究”：敢于直面中国现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优秀传播学者必备的素养与技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传播学者迟早会被淘汰。为此，笔者一向提倡“参与式研究”：政治传播学者应直接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而不应该远离社会、闭门造车。至少，政治传播学者应该倚重“田野调查”。实践出真知。只有在现实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阻碍社会前进的重大课题，才能实现自己推动社会进程的人生目标。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必须克服“单打独斗”的学术陋习。对全球媒介研究、大众传播具有深远影响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简称GUMG）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总是以团队的名义出版学术成果。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但是美国人提出的诸多传播学基本原理，譬如“既有政治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两级传播”、“说服性传播”效果、“培养”理论、“知沟”理论等，都是研究团队在美国政府、军队、财团的支持下发现的。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就必须有计划地译介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惟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开阔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才能帮助国人看清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而根据笔者的检索，我国只在2005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和美国W.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