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执行社长朱德付先生做客传媒精英讲谈社
主持人：在论坛开始之前，允许我先简单介绍另外一个名称——传媒精英讲谈社，它是沃华传媒旗下的沃华传媒网策划举办的，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62期，从上期开始传媒精英讲谈社搬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校园，希望能够给传媒大学的同学们一个了解社会，与成功人士对话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沃华传媒网的创始人兼总编辑黄华老师来担任今天这场论坛的主持人。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论坛的情况，这个论坛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和沃华传媒共同策划举办的，主办方希望通过研究生、学界、业界的近距离交流，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习当中的困惑和问题，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可以说这是研究生自己的论坛，因为这个论坛是我们亲手参与策划和实施的。本论坛计划两周举办一期，希望大家在访谈过程中能够仔细聆听，在提问环节踊跃的发言。
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媒体管理学院的冷老师为大家说几句，大家掌声欢迎。
冷述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也是参与者之一，看到研究生那么认真回答就这个论坛的调查，我非常感动。这个论坛就是希望听到更多媒介一线的老板、精英跟大家一起对话，了解一线精英他们在创业、事业、职业平台上曾经做过什么，经历了哪些阵痛，有哪些成就感，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梦想，都可以进行交流。
我特别希望现场能够充分的互动起来，朱社长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跟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电视人、电影人、大导演、明星相比，应该说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职业气质，但我觉得内在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互动起来，也希望朱总能够把你在纸质媒体、平面媒体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怎么渡过的，以及你职业生涯中的收入、成就感跟大家做个交流。
南北报业的挣扎与救赎
朱德付：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交流，看到研究生这个题目《纸质媒体的挣扎与救赎》，可以想像我们过得很艰难。我做纸质媒体做了18年，确实每一天都有点在挣扎和救赎之中的感觉。
我是1979年读大学，1983年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以后工作了四年再读研究生的，1987年进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90年研究生毕业，我们当年跟你们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国家包分配，读研究生也不用交钱，国家有助学金。大学毕业我在江西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月工资54块钱，1987年读研究生助学金是108块钱，正好是它的一倍。
那个时候读书比较愉快，自力更生，通过勤工俭学打工赚钱。那几年赶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代，碰上了1989年，后来1990年毕业分配是最难的，包括研究生，《南方日报》分配了4个大学生的名额，全国只要4个学生，是历史上最少的。在座的很多同学都知道，南方日报集团在全国十大名校每年要100个本科以上的大学生，但1990年就要了4个，我是其中之一，就是1/4。这4个人中有2个是中大的研究生，1个复旦的本科生，1个济南大学的本科生。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先在《南方日报》工作，它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周末》是1984年创刊的，在1991年之前就是个娱乐小报，发行量只有十几万份，后来《南方周末》做了改扩版，十几个人从各个记者站调过来，199年我从《南方日报》江西记者站调回总部，参与《南方周末》的改版工作。从1992年改版的第一期18万份做到1993年10月的100万份。1997年《南方日报》创办《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在中国都市报里面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媒体，现在的《新京报》是由《南方都市报》和《光明日报》合办的。后来我又从《南方周末》去了《南方都市报》，又创办了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的时候广州日报集团希望我去，后来成了广州日报集团旗下《信息时报》的总编辑。
2001年从广州来到北京，现在在北京呆了也已经8年了。2001年3月份到北京，主要是参与创办《京华时报》，现在《京华时报》是北京都市报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份报纸，全国第二、北京第一大。《京华时报》是我参与媒体工作18年来付出最多的，当时是《京华时报》的总编辑，今年我离开《京华时报》，在团中央旗下创办了《中国周刊》，现在出了第二期。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履历表，这18年以来确实都在挣扎和救赎之中，这四个字挺好的，反映出一代传媒人的心态。
沃华传媒网：刚才朱社长讲了一下他的从业经历，让我们看到很多早期成功纸媒体当时创刊或创业的简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令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为什么？
朱德付：其实，每次印象都很深。我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新闻工作并不神秘，做记者、做编辑、做报纸一点神秘色彩都没有，是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可以从事的一个职业，没那么复杂，相当简单。新的报纸，即使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也未必就有人愿意跟你干，因为你是空的，它就《京华时报》四个字。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除了体制的问题，一般的媒体招总编辑、副总编辑，在江湖上就海捞一些“牛鬼蛇神”，然后又搞了一些小喽罗，虾兵蟹将，凑了一支队伍干革命，这个做法是比较通用的。
我们办《南方都市报》有过相同的经历，1997年办《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南方日报》的领导对我们的评价是“乌合之众、藏污纳垢”八个大字。《南方都市报》创办3年犯的错误，是《南方日报》50年错误的总和还多。在广州街头那些流浪记者，1997年有很多，觉得压抑的、有想法的，跑到广州去做流浪记者，从1997年元月1号那天起一网打尽，从此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消失掉了，为什么？这帮人成建制的投奔到了《南方日报》的怀抱，在《南方都市报》努力工作。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来历不明，形迹非常可疑。
《京华时报》的要求是，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年龄在25岁以下，别太老，都市报是体力活，太老了跑不动，条件不多、要求不高，口齿清楚，也别说伶俐了，就是讲话讲得清楚，也不说相貌堂堂吧，长得太歪瓜劣枣看着吓人也不行，招了100多个人。没有办公的地方，我们就找了个部队搞军训，上午军训，下午学习，我一直有个主张，意志薄弱的人一定要剔除革命的队伍，干革命是在比意识，最终是靠意识取得胜利。所以那些留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就只知道闹革命，革命成不成再说。一个多月以后，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份报纸能出来，天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人为，只要做就有可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
我们在朝阳党校租了两间教室，我们也不知道来应聘的人原来都是干嘛的，因为他拿简历给我，我也很难辨明真假。我们也不能歧视，说没读过大学就受歧视，也不好。有些人胆气过人，不一定才华过人，胆大的我要。要做版面主编，谁也不知道谁本事高，那么就是谁的票多就是谁了。《京华时报》是2001年5月28号创刊，5月21号我们出的样刊，本来应该2点钟出胶片，等到8点也出不来，完全就是一笔糊涂帐，都不知道什么叫报，很多人没见过报，有80%的人不懂得录入，拼音都不会，别说五笔，50%的人没见过电脑。见过的，也是在主编办公室，还是用红丝绸蒙起来的，很贵重的固定资产，总编一个人用的，走的时候拿布蒙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对编辑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懂电脑录入，这个要求在现在来讲贻笑大方，但那时候确实不懂。这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是技术问题，不懂没关系，很快就学会了，后来说必须一个礼拜学会，一个礼拜学不会就开除。100多人到最后留下的可能就是三十四人。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老师致辞
沃华传媒网：你在近二十年的媒体生涯里，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朱德付：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职业生涯，跟后来的媒体人不一样，60年代的人可能是中国最独特的一代，因为前半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的，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文革”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学的第一句话叫“毛主席万岁”，写文章、写思想汇报，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的童年、少年都在“文革”那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我1979年读大学，是新三届。79年的时候我年龄很小，16岁，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班最大的同学是1948年的，因为年龄太大现在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30年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叫“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79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做梦都不敢想象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中国人能够自由到这么一个层次，我们的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所有的进步，20年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现在很多人没这个机会了，出来就是自谋职业、自谋生路。我们这代人读书都是靠国家助学金出来的，因为都是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就靠国家助学金读大学，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就是忠君报国的教育，学的浑身艺，为国家去尽力。
说到传媒进步，我们是亲身经历，感受最深，可以讲我是见证者、亲历者、活化石。因为我经历了纸质媒体每一次重要的变革。我经历过的、参与的和工作过的这几家纸质媒体，都是中国纸质传媒发展演变过程中最有标志性的媒体，一个是《南方周末》，一个是《南方都市报》，一个是广州日报集团，一个是《京华时报》。如果研究中国都市报或者中国党报市场化问题的话，首先不能回避南方日报集团，因为南方日报集团对中国纸媒的发展进步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可以说前仆后继、血流成河。我们希望能用汗水换来每一次进步，但后来发现每一次进步都是用泪水换来的。
在座的很多同学比较年轻，可能对广州的事情不是很了解。那就北京的报业改变来说，应该讲也是得益于南方日报集团。从2001年我们来到北京创办《京华时报》，到2003年11月11号南方日报集团和光明日报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创办《新京报》的时候，从采编到发行到广告，都是南方过来的，不像我们创办《京华时报》的时候，是游兵散勇来北京闹革命，我们是急先锋。到现在整个北京的报业格局，无非是《京华时报》、《新京报》两大，彻底改变了北京纸质媒体整个的传媒格局，就是因为南方报业做出的贡献，付出了自己很大的努力。
这种改变不是突然的，往回看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广州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北方蔓延。整个媒体行业来讲也是一样，从一统天下到现在整个中国的报业应该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过去传统纸质媒体为主，到电视台电台，都是由广州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北方蔓延。
当然，我也发现，通过技术的改变，能使内容发生革命性的进步，因此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电视、电台几重的绞杀下，是不是纸质媒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该寿终正寝了，很多地方都在哀鸣说纸质媒体的人基本上就坐以待毙了，有人甚至预言是2046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2046年，这有点不可思议。
我从来不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很短视的，是自欺欺人的，被现象所蒙蔽，它不是一个媒体真正的历史发展脉络。起码对中国的传媒来讲，未来几十年以内绝对不可能消失。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西方和中国做对比，中国传媒的发展还远远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经济领域可以说和全世界差不多了，尤其加入WTO之后，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到世界各地去感觉也不丢人了，中国也有点钱了、也有点自信了，但是媒体不一样，它还远远滞后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媒体本身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未被充分市场化的领域。在媒体整个格局里，比较市场化的是互联网，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互联网在飞速的发展。中国有一个特点，只要主管部门不懂的事情，只要人家不管我，我们就会做世界第一，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很多人想管你，你就做不好。我们这一代人不懂互联网，我第一次见到机房的时候应该是在1995年，那时做纸媒没电脑，都是手写的，有专门的录入员，有个四通打字机，打小样看，然后再用铅字印刷，拼版靠铅字。所以那时技术的手段非常的落后，传媒业的总量非常小。
南方日报1949年创刊，随着中国共产党解放广州成立华南局，是华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0月24号创刊，到1995年40多年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还是铅字拼版。我记得刚刚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绝望”两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符合我们这一代人忠君报国基本的传统套路了，党报记者，觉得是无冕之王。去了以后，你看那些部门主任都是白发苍苍，牙都松动了，熬了几十年熬个部门主任、副主任，就等着退休了。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嘛，我说熬到那个时候，牙都熬没了，我做这个主任干什么，那时叫深度绝望。
《南方日报》每天四个版，有几百个人，全省几十个地市都有记者站，有上百人之多。它完全机关化了，不是一个报社，按照行政级别来考量的，不讲业务。一个记者一年能写5篇稿子，那是优秀记者，就可以评劳动模范。不是说你不想写，而是他没有空间让你写。总共四个版，第一版就就交给中央了，全是北京的重要会议，中央领导开的会。第二版就是省委领导的，也开很多会，省委开会做重要讲话、做重要报告。第三版各地市的，记者站的稿子。第四版不开会了，搞点副刊，发点诗歌、散文啥的。所以你看看它有两个版是新华社承包了，还有一个版被各地党委的通讯员承包了，还有一个版被100多个人承包，所以你一年写2篇稿都很难。
我在记者站干了三个月写了一篇稿，我们那时就很奇怪，你写一篇稿，今天交给总编，也许是一年以后才见报，是你的名字，但你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年以后了。那个时候做记者永远不要期望今天写的稿明天就可以见报，那就叫春秋大梦，一版头条一般排期都要排在一年以后。
后来技术革命，我们应该特别感谢王选教授，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一下子拼出很多版。你看铅字工人去拼版，一天拼四个版，拼不了的，非常痛苦的。1995年《南方日报》从4个版扩到八个版，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南方日报》全社上下欢欣鼓舞，业务能力这50年来实现革命性的扩容，所以南方日报把这叫历史性的跨越。后来我们做《南方都市报》，从八个版到八十个版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很正常，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当年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我们刚刚去《南方日报》的时候，我们那届包括前几届一定要到校对组做校对，做一年，我们去做了三个月，前几年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什么不管生，你到《南方日报》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到校对室做一年校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一任总编辑，就是“一哥”，他就是做校对出身的。他认为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成长一定要做校对，不做校对不靠谱。后来换了总编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的，是一名记者，他就不搞什么校对了，一来就直接做记者。他从没做过校对，他觉得一个人要成才就要读大学，受正规的教育。他是大学毕业以后分到文艺部做编辑，他就下了记者站。
一切的改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后来我们说《南方日报》让我们崩溃、绝望，生不如死，100多个人做四个版。后来到了《南方周末》，我们觉得不断的在按照我们对新闻的理解改造它、改变它，做了《南方都市报》以后，你发现新闻界基本就越来越接近新闻的本质了。
所以回头看中国媒体的发展，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中国媒体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从那时开始一路过来，每一步的过程都好像很突然、很偶然，但是它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在里面，推动它去走。不是我们这代报业人有多大的了不起的创新，我们这10多年做的所有的事情，恰恰就是让我们回到了传统。我们过去几十年认为的很宝贵的财富经验，彻底割裂，从头再来，这就是中国媒体市场发展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们回到了原点、回到了起点、回到了本质，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就这么简单，我相信不管是纸质媒体，还是电视媒体、电台，我们过去走的太偏了，所以中国纸媒挣扎和救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归传统的过程。
沃华传媒网：你在南方报业集团做过很长时间，又在北京干了很多年纸媒，你觉得南北方纸媒的差别是什么？
朱德付：北京是首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广州是中国的边陲，靠近香港就比较开放，广州的是市民文化。可能是距离决定美，毕竟广州离北京有几千公里呢，太远了，空间会弱化很多信息。它给你衰减、给你变形、给你添加很多东西，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北京执行和到广州执行就不一样，因为它是距离决定的。钟南山院士有句名言，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政治，这是广东人对政治的理解，这也是广东人对职业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是来作威作福的。
我2001年来北京的时候，不断有人问我说岭南文化和北京文化的差别？我感觉，广州文化或者说岭南文化最核心的就是求真务实，先做再说，很少废话，很少为了概念术语去耗费很多精力。所以广州人有一句话叫“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做的时候自己没有理论、没有模式、没有英雄人物，而北方永远是先有理论，做什么都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我跟北京人开玩笑说，你们在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在做了，等你说完了我们都做完了，等你说你想做的时候，我们都做恶心了，都不想做了，差别就在这里。
为什么在广州能够出现媒体特别兴旺的现象？首先广州比邻港澳，竞争非常激烈，全国第一批四大报业集团在广州有三个，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一个城市里有三家报纸集团肯定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去竞争的话，无疑意味着失败和被淘汰出局，这就迫使你不断的创新。
我在广州的时候，《南方日报》是最好的，也是最风光的，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多的尊重。《羊城晚报》则濒临破产边缘，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它的时代，也就十多年的时间。当年《羊城晚报》独步江湖，因为它贴近群众、贴近那些风花雪月。
在广州搞电视的非常郁闷，因为广州是个报业大省，但它的电视是弱势。我们在广州搞活动，一般都不带电视台玩的。因为广州的电视观众可选择性太多了，广州人很少看央视，要看就看翡翠新闻、亚视新闻。你在广州吃饭，餐厅里放的整点新闻都是翡翠新闻，讲什么你们听不懂，讲的都是粤语，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具体到南方日报集团来说，它的文化和别的报业文化也不太一样，它的文化我认为还是唯才是举，比较推崇个性，推崇个人才华。我在《南方日报》呆了10年，在这个集团里面你永远要问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本领？你到底行不行？只要你有本事，你肯努力做，你一定行。因为在南方日报集团，任何人你要不会写文章就靠边站，你官做的再大都不在乎你。我们这批人在层面文化是非常平等的，你做总编辑和做普通记者是一样的。我好好的写每一篇稿，然后领导、同事都很欣赏。它是一种文化，只是一代代人过来可能就会改变很多东西。
我过去总讲《南方日报》，实在不太适合，但确实是说到中国的报业，就不能不说到《南方日报》。它做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中国最早做的，但只要它做就是中国最好，它永远不是中国最早，但永远是中国最好。我们叫《南方周末》的时候，北京有《北京青年周末》，比我们早，最后这些全部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南方周末》一个硕果仅存。办都市报，从1994年《四川日报》在成都平原盆地小城市里举起都市报大旗，叫《华西都市报》。当时我可以想像四川人民都不知道都市是什么概念，城市知道，都市不知道，它其实是从广州起来的概念。为什么叫都市报，过去党报一般都叫日报，你必须把它区别开来，不能叫日报，又不能叫晚报，没什么好叫的，后来只能叫都市报。好多词，主管部门搞不明白，因为他搞明白了就不批了。
我在广州时曾碰到这样的故事。当时叫夜总会是不能批牌照的，是纸醉金迷，晚上去夜总会，白天就搞破坏了。广州在1987年有个夜总会，叫南方之夜总会，他们说我不是夜总会，我是南方之夜总会，玩偷梁换柱的一手。后来发现中国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民间和管理者在斗智斗勇的过程，看谁脑瓜更好用，转得更快，兜来兜去就兜过去了。
当时我们做《南方周末》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想，一般你也想不到，但是他没想到却做到了，想到了以后也许反而做不到，大概是因为伟大的革命总是诞生于兵荒马乱年代的原因吧。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的主持人同学主持互动环节
沃华传媒网：目前，很多媒体把自己当做企业来看，这种出发点是不是跟当初你们创办《南方周末》有点不一样？
朱德付：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过去的时代是男女不一样，现在新中国诞生的男女都一样了。当年我们做《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荣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有那种荣誉感，我们要写篇好文章，影响什么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在作怪，现在来讲你就是个愤青了，内心充满了激进的东西。
当时整个中国是如饥似渴的时代，饥不择食的时代。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不是说歌好听不好听，而是说怎么还有这样的歌声、这样的事情在被人看，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唱的就是那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的歌，这歌我现在还会唱。当时我们觉得邓丽君的歌曲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一个饥饿的感觉，特别饥渴，所以不管什么东西，吃饱就行，至于你是吃面包还是喝牛奶还是喝三鹿奶粉无所谓啦，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喝下去，已经饥饿到这个程度。就跟那个时代的发展非常有关系。
我们学哲学政治学就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的改变，一切都在改变，但这种改变有些是有意识的，自发的，有些是被迫的，无奈的，有些是人家不想你改，但架不住历史的潮流推着他不改不行。就像鲁迅先生讲的，“已有的要维护，没有的要革命，曾经有的要互补”。
下面跟同学们分享一个心得。2008年的汶川地震，现在还看不太清楚，再过个5年、10年你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1978年到2008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汶川地震，这30年中国历史永远是用重大的事情来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和结束的。所以你看去年200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的挺好，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世界的标志，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振奋。
做媒体的都有意识，一发生地震我第一个直觉是这么大的国难，死了这么多人，必须要去现场啊。但那个时候不让派记者，现在看到汶川地震全国上下一心，慷慨奔赴抗震救灾的前线，那都是后来才追认其合法性的。刚开始的时候，没去的不能去，已去的全部追回来。必须令行禁止啊，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啊。第一批记者8点钟他们上的飞机，9点半开的，10点钟开会下发通知召回记者，我们说也不能打个电话叫他们从飞机上下来啊。
去了以后怎么办？那就爱干嘛干嘛了，管不着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当时报纸上讲招募志愿者，赴灾区的记者开始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去的，向我请假，病假事假婚假，请什么假都行，只要你去成都就行，去汶川就行。
当时，所有记者都不让借款，我借钱给你了，你就是职务行为，就是有令不行，是严重问题。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借钱，自己有钱的去，没钱爱借谁借谁的。然后可以写稿，但所有的稿件不能出现本报记者的名字，回头你们看全国报纸关于抗震救灾的报道，前几天基本都没有本报记者的署名，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然后是“本报综合新华社报”，后面是本报记者写的。
我们前后派50个记者去，总共才100多个记者，去了一半，全国各地报社记者4000多人。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都是以这种身份去的，全是请假的，全是志愿者，几千个新闻界的志愿者，这次真是为每个新闻界的记者赢得了分数。当时中央就批了几家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四家，谁都不能去，就这四家。
我说我们必须派记者去，丢不起这人，后来开表彰大会，表彰这个表彰那个。所以每一次进步，都是你不断的去争取来的，这种争取是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的，谁都不能反对。我们又没有跑到灾区去坑蒙拐骗，我们是去报道、去宣传，现在全国人民都关心它、支持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封锁消息，谁都不知道。封是封不住的，你封住了互联网，却封不住手机，你怎么可能封锁得住呢？
所以，基本所有有责任心的报纸都在汶川地震现场，不在的现在已无脸见人。所以这是中国记者自己争得的荣誉，这一点我的感受特别深。后来我也去成都看过记者，我说真正灾民受苦受难的时候，就是中国新闻界全部撤退的时候。本来我们计划驻地一年，未必写什么，但是一定要让有些贪官污吏知道总有人看着你到底想干什么，总有人盯着你，你不能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在中国做意识形态，过去有一句话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整天在这种心态中生活工作。但现在起码来讲做媒体的还有基本的安全，我不会因为写一篇文章不好就人头落地，我也不会因为一篇文章的措词就株连九族。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对你们来讲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30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努力才争取来的，不是天生就这样。我们过去认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今天都实现了。在现在看来，只要它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人心的向背、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一定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后30年的发展进步应该远远大于前30年，也许10年就可以解决过去30年的事情。
这是我对中国传媒，包括整个发展一个基本的判断。
沃华传媒网：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创办《中国周刊》的？
朱德付：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我活到40岁以后突然就活明白了，一般男人可能到40岁以后好像就会清醒点，所以我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说，有些问题是通过读书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需要通过阅历来解决。我们都在经历，有些问题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自然就豁然开朗，读多少书走多少路都是搞不明白的，就到那一天他就明白了。
你看一个男人开始都是很激进的，愤青，相信事在人为，然后就努力建功立业，认为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过去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们说大事靠天命，小事靠父母，结果跟一个人的聪明应该关系不大，因为你聪明，还有比你更聪明的人呢。天下多少事情你哪想得明白，每天都有无数变数，你怎么知道有些就是确定的呢。中国每一年被汽车撞死13万，谁知道出门就被撞死了，这就是概率。什么叫必然？必然就是无数个偶然的组合。
新媒体环境下纸媒的生存
沃华传媒网：互联网出来以后，整个传播通道里，似乎爆出来很多假新闻，很短的时间内，媒体人似乎又回到了缺少精神的时代。
朱德付：有假新闻吗？很少啊，现在至少我们的新闻哪一篇、哪月、某个地方、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都有据可考。我在清华大学做报告的时候讲，看到“近日”两字你就别往下看了，格杀勿论就行了。我们人类有五十万年历史，一万年不是目前嘛。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会假？假的根子在哪里？记者要假吗，还是编辑要假，还是谁要假，一定有个利益驱动在那里。
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大量的假新闻出现在最正统的报纸上，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它是假的，因为你不看，假做真时真为假。但真正市场化的报纸，它会非常爱护自己的羽毛。我做《京华时报》时，这就是个铁律，逢假必打，谁敢作假，格杀勿论。不用讨论假到什么程度，怎么个假法，根本不用论证，就格杀勿论。为什么这些假新闻大量的都出自于那些产业报，一个媒体靠钱赋予一种什么权利，然后就可以涂改内容，你想做真都难。没有人想作假的，作假也是被逼无奈，叫“逼良为娼”，所以我们也不能抽象讲现在的假新闻是多还是少，总会有，你说完全没有了不可能的。只要有媒体它就可能有真假，是主观造假还是客观上，你就不可能做的真。
沃华传媒网：想听一下你对网络媒体是什么样的看法？
朱德付：这个问题还是很多人在关注的，我到宁夏的时候《宁夏日报》记者还请我做了讲座，也是谈了这个问题《网络时代媒体的生存》，又回到挣扎与救赎这个主题了。很多网络界的人很关心我们纸媒的命运，觉得我们小命不保，老无所依，很担心我们这代媒体人最后老无所养。但实际上还不一样，你们看媒体的结构，现在很多人感觉到互联网摧毁和颠覆了所有的媒体，它一家独大，涵盖一切，其他人似乎都销声匿迹了。但你只要看媒体传播的结构，金字塔式的传播结构，就知道大家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了。
传媒最底层、最结实、也是最大的一块就是网络，网络会成为每一个人使用的工具，最大量、最便捷、最普通的一个传播基础。现在它发展的很快，但它最终会沉下来，成为媒介金字塔最大的基石。正因为它海量，所以它公共、广泛，范围很广。在它上面一层可能是电视台、电台、都市报这一类半大众的读物，相对有关联但有很大不同，因为传播的手段不同。曾几何时说电台还有几年的苟延残喘，说起电台来大家很不屑一顾，彻底被边缘化了，感觉它马上就关门大吉了，过去农村生产队还有个广播站，现在都拆掉了。但是，我们骑自行车不能把收音机绑在脖子上听，但开车的时候你会听吧，所以广播是被汽车拯救的，电台的台长都应该送个锦旗给汽车厂的厂长，因为中国进入私家车的时代以后，它就拯救了电台这么一个新闻的行业。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看问题，你不听不一定别人不听，你不看不一定别人不看。电视也是这样，因为互联网比电视更厉害，网络的视频非常快，电视台就关门了吗？不一定的，感觉不一样。
非但电台、电视台、都市报，然后在这个上面一层的杂志，然后再上面一层就是图书了。所以我们看传播影响是呈这样金字塔的结构，我们可以说互联网是最底层的那一块，它在一段时间内、一秒钟内影响一亿人没问题。到最高的图书，它可以在一万年里面影响一亿人，一样的道理，它更长远。这是一个媒体结构性的改变，不是说有了互联网就没有电台、电视台、杂志、都市报，没有杂志、没有图书。
我们有小孩的都知道，如果你的孩子天天盯着电脑看的话，那父母亲想死的心都有。因为你不知道他天天盯着在干什么，因为互联网是无所不有，什么都有。小孩每天盯电脑，可能成为不良少年，父母说起来恨不得把他扭送到少教所的感觉，特别痛苦。不会因为说儿子天天上互联网，他会因为这个感到自豪的。但如果你的小孩每天拿本书坐在书房里，父母亲可能牙都快笑飞了，你看我的儿子多好，天天在家里看书。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书是确定的，他看什么你控制他，互联网是海量的，看什么是不可控制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认为有了互联网就怎么样了，两回事，有了它还有别的，都会有的，和平共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会存在。
沃华传媒网：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要想到纸媒里去工作，你有什么建议？
朱德付：传媒大学主要不在纸媒，很少，电视台、电台的很多，纸媒的像人大新闻系这些比较多。
从我的职业生涯来看，为党工作二十五年，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情它就不会发生。所以不用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当你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找解决办法，要不去拼命运动一下也行，但不要坐在家里沉迷于苦想，要多想但不要乱想。然后做人要阳光一点，我跟人力资源部的人讲，招人首先要阳光一点的人，一看互相之间温暖和感染，而不是污染。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们互相温暖，彼此感染，但不要互相污染，所以我要阳光的人。我曾经面试过一个人，背了个包过来，我开始以为他是卖非法光盘的，一看50多岁。我说你有50多岁了吧？他说没有，27岁。我后来讲，你要是27岁长的像57岁，那就不是国家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了。每天阳光一点，至少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让你的身边人也开心，大家都愿意跟你在一块，这样你会更开心的。
沃华传媒网：现在社会上有鼓励学生创业的说法，你给同学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朱德付：创业你要有钱，没有钱创什么业，那是很不靠谱的，因为你没有经历、没有资历、没有积淀。江湖比你们想象的要丑陋得多，江湖风波恶，水很深很浊，浪也很高。所以你现在去创业的话，多少钱都不够造的，有了一些经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要先了解游戏规则，不一定是潜规则，总是有一些规则，总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社长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交流他切身的经历，朱总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幽默，他用非常平实诙谐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浅显易懂的呈现给大家，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朱社长进行更多的交流，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朱社长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