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是封建的遗存

2009年8月18日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将对进京上访量较大的省区市，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就地就近受理督办可能上访的问题，即改上访为“下访”。

“下访”有点像武则天的“铜匦”

之所以出台“下访”政策文件，是因为近来上访洪流越滚越大，出台“下访”是为了减少上访人数。在我看来，这种“下访”新制度是十分不合适的，治标不治本，有点像武则天的“铜匦”。当年武则天创立的“铜匦”制度，简单地说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对检举地方官吏，这种检举可以直达皇上。在中国封建时代，如何陈情申冤有一系列的机制。到了近代，最能反映这种机制的故事是“杨乃武与小白菜”。这种机制一直延续到现代，毛泽东时代的检举揭发，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照片是《上访者》，改革开放后《信访条例》的出台，近些年信访值班制度的建立，这些机制都是信访制度建立的，某种意义下这都是在传统人治的体制下兜圈子，这次“下访”文件，不但没有跳出传统人治体制，反而是在强化传统人治体制。

“信访”制度下的乱象

近年来，中国各地对地方官员不满而到北京寻求高层解决问题的人数居高不下。各地上访人员汇集北京，被认为给首都形象“抹黑”，还被认为是严重冲击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并且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前些年出台的信访值班制度，试图减少上访人数。于是，很多地方部门的驻京机构办增加了一种特殊功能 ——“拦截、劝导、扣留、软禁和遣返上访者”，但效果一直不佳。2009年8月4日，在一个与河南桐柏县驻京机构有着特殊的“业务关系”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名叫聚源宾馆内，被关押的安徽籍上访女青年李蕊蕊被看守人员强奸，此案件被《南方周末》报道后，再度引发中外媒体对上访问题的关注。

“信访”是中国封建的延续

纵观历史，我国封建体制十分发达，在这种人治为主的体制下，所设立的“登闻鼓”越级直诉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种完善，至少处在底层的老百姓还能看到一丝希望之光。于是，关于包公的传说，关于清官的故事，关于告御状的诉求一直伴随封建社会几千年，经久而不衰。我们现在的信访制度正是这种体制的一种现代延续。“信访”制度与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文化的“直诉”制度存有“血缘”传承关系，其实质上就可以算做是现代版的“告御状”。这反映出在现代社会，百姓对地方官员和法官仍然不信任，把解决民间纠纷社会矛盾寄望在出现某个“包公”和清官身上。

“信访”洪流说明中国法治建设十分落后

从目前信访的内容来看，大都是针对地方行政部门和司法发部门处理纠纷结果的不满和投诉，形成了在司法系统以外维护民众追求公平公正的第二个防线。这是中国的特色，其直接根源在于：地方行政部门和司法发部门的依法治理不到位。因此要抑制“上访”洪流，首先要坚持以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解决社会矛盾。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首先要坚持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通过改革，将信访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民告官的机制已经建立，信访制度本应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上访人数逐渐增多，说明法制建设十分落后，依法治国远没有落实。

“信访”现象说明中国仍然是“全能政治”

信访现象说明中国从官员到百姓都在把中国当作“全能政治”国家。本来中央政法委文件与老百姓无关系，这个文件发布后，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老百姓很重视这个文件。在上访中，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很多是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还有很多是社会自治的，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交给最高层，要求他们解决。我们的中央政府，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象全能的上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这种上访机制在无形中加强了全能政治，影响了中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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