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出身雅典名门，青少年时代是在希腊同盟抗击波斯侵略者的岁月中度过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与盟国戮力同心，凭借海上舰队取得了大败波斯军的辉煌胜利，随后又缔结提洛同盟，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怀着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作为雅典公民的信心与自豪，伯里克利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他守正不阿，廉洁奉公，有眼光，善演说，坚毅冷静，气宇不凡，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客蒙于公元前450年去世后，伯里克利进一步控制了政局，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每年连选连任雅典最重要的官职——首席将军，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的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臻于极盛。

　　伯里克利的成功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认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他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号召雅典公民在战争中务必发扬英勇奋战的精神。针对战争中由于斯巴达军队入侵所造成的房屋和耕地损失，他告诫人们应当重视人的力量，而不要片面重视物质条件。他说：“不要对于这些东西(指房屋和耕地)过于重视了，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较中，你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和那些与财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1936，毛泽东也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就是践行“实践智慧”的勇气。其实，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 它关心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技术或应用科学只是把所学到的原理或规则简单地运用于具体事物, 如盖房, 做鞋, 它既可学习又可传授, 反之, 实践智慧既不能学习又不能传授, 它需要的是实际生活的经验和特殊事物的知识。

　　怪不得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会说到：“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善于正确考虑的人, 谁也不会去考虑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或他无能力去做的事物, 既然科学依赖于必然的推理程序, 而在那些其基本前提是可改变的事物里, 就不可能有必然的推理程序——因为在这里全都是可以改变的——并且, 既然我们不能考虑那些必然而存在的事物, 所以实践智慧就不是科学, 也不是技术。它所以不是科学, 是因为践行的领域是可以改变的; 它所以不是技术, 是因为践行和制作种类不同。所以结论是, 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人善或不善的事物。因为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 但践行却不会是这样, 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由此我们认为, 像伯里克利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 因为他能明察什么事对自己和别人是善的。像这样的人才是善于治理家庭和治理城邦的人。”

人类的文明总是相通的。除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智慧外。战国秦汉时的黄老道家同样也强调执道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充分尊重民众的才能和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太空间和深厚土壤。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所彰显出的独特卓异的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换句话说，善于让民众实践智慧的领袖才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