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谢青桐先生的《“少年中国”之子背负的进化疼痛 ——九十祭年反思五四》后，觉得自己对五四运动有了新的，更加理智和清晰的认识。
我是典型的80后人，没有接受过太多意识形态的教育，但对历史也没有那么清醒的认识。读这篇文章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五四运动的结局是以学生被捕收场，“半封建”政府暂时胜利收场。
我将其中一些我认为最震撼的内容节选出来，重新编成了这一篇《我们所不知道的五四运动》，在我的同龄人中分享。
《新青年》字里行间，始终如一地鼓涨着狂热的乐观，对青春中国的无限亢奋，对社会进步的盲目希望，对科学主义的绝对信仰，还有溢于言表的偏执和不宽容。这位出版人感慨说：“以反民主的方式宣扬民主，以非科学的方式宣扬科学，这是我在整理《新青年》当中的深切感受。”
五四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就在五四前一个月，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
五四是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的，被世人斥为“软弱”的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最终遵从民意，摘掉了曹汝霖及其章宗祥和陆宗舆的顶戴，并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被捕的32名学生很快就“不经审判而保释 ”，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遭到枪杀。五四运动的成果，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呼声，也取决于当时政府的忍让、妥协和自我纠错。而这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话模式，恰恰应该是五四的真正遗产。
后来的中国历史似乎对1919年当权政府倾听和接纳民意、放弃威权管理、选择政治和解的行为并不感兴趣。历史更钟情于“愤怒的青年”，钟情于“街头政治、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系列关键词。这些充满暴力色彩的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国文化是“弑子文化”。“弑子文化”固然有其守旧、陈腐、专制和黑暗的一面，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传统“弑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性颠覆。历史的事实是，崇尚进步发展、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的“弑父文化”比他们所颠覆的“弑子文化”更冷酷、更专制。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把“弑父文化”发挥到登峰造极，砸烂旧世界，摧毁旧文化，不要那个真实存在的过去，因为过去腐朽而无用，只要一个虚幻的未来，因为未来伟大而壮阔。
对中国现代化的焦虑，本来是可以通过程序正义来完成民主转型的，但在五四知识者那里，现代化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五四没有倾情于构建宪政机制的政治和解道路，也没有试图探寻尊重传统的文化和解道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顽强而偏执地走向对传统的激进反叛，并把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激进派心急如婪，恨不能一夜之间将束缚国民思想的传统意识统统砸碎，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之路廊清障碍。
民主，作为一种与专制相对的先进、文明的手段，在终极关怀上它张扬的是个性，维护的是自由，尊重的是人权，在思维层面上来说，民主的追求属于价值多元论。但是，五四对民主囫囵吞枣式的粗浅实践，就歪曲成了除旧迎新的、革命式的与旧文化彻底告别。
五四的启蒙与法国的启蒙者如伏尔秦、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难以同日而语，与文艺复兴更加没有可比性。五四一贯标榜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也被台湾历史学家张灏所否定，他认为这样来比附是很危险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没有反古典，更没有颠覆宗教神性，在承认上帝价值的前提下弘扬人的价值，在信仰的光辉下寻求人文主义情怀。五四对人没有基本的反思，没有反思性的人文主义。
1640的英国革命成为全世界和平实现民主政治的典范。彼此和解，双方让步，共同契约，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用《权利宣言》限制了王权，同时也象征性地保留了王权。这个君主立宪的形式王权已经存在了400年了，即使在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文明象征的21世纪，世代承袭的皇室也决不会被废除，因为这是400年前资产阶级议会的承诺，是和解政治的契约，任何人任何世纪都不可更改，对契约和诺言的遵守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启蒙成为一场梦境般的文化幻象，就像李欧梵先生所说，“五四”运动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次浪漫主义的思想运动。正是由于其浪漫，所以真正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民主、自由，只是不同程度地在中国打了一阵水漂。
说五四是“启蒙”运动，那么谁启蒙？启蒙谁？尽管钟敬文以及无数的五四之子们在深情地回忆“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但五四一代知识人在传统的群体潜意识中无一不是化成“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东方式审美混沌中。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离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这是五四文学的典型修辞。“挤”掉老弱病残和陈腐故旧，只为了成全一个“新中国”。这就是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吗？闻一多和五四知识者们的那个不断年轻着的青春中国后来到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