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当时，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全国实行九年一贯制，也就是说九年毕业就算高中学历。1969年冬，我到庆云中学念书，教室在校外,是三间草房，那时的班级都是军队建制，因此我们班级叫十五排，学级实际是六年级。西屋是十四排。我们的班主任叫刘宪尧，排长是老虎头来的同学，叫吴占锋，副班长是王立辉（女），学习委员是杨光宇，军体委员是谭明文，劳动委员是邱国良，我是小组长，后来，刘老师让我当了劳动委员，1970年，班级又恢复正常的叫法，我们班叫七年五班。这个时候全国开始整建党整建团工作，刘老师对我特别好，1971年11月，我和王立辉（女）在班级第一批入团，我的入团介绍人是李秀芝老师和上两届的焦玉书（女）同学。那时我的威信很高，同学对我都很好。王立辉和董亚先同座，在我前头，她们俩是谭相台的，有一天，她们俩也不知为什么，干起架来，骂的话不堪入耳，我说你俩骂的是什么话，都别说话了，她们俩真的不骂了。
1972年，又恢复了夏季始业和升级考试制度，我们从七年级升八年级必须经过考试。我的成绩不理想，但也考上了，没考上的不多，后来又全盘端了，都上了八年。刘老师对我说“开学让你当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开学了，我被分到八年二班，班主任是张廷荣，他并没让我当班长，班长这一职给了兴轰台来的梁荣波，我当八一、八二团支部书记，当时八年部设四个班，因为团员少，所以两个班一个团支部，支部委员有谭英（八一班班长）王立辉（八一班副班长）、梁荣波（八二班班长）。新官上任，总感到新鲜，所以我对团支部的工作非常认真，年初有计划，年末有总结，定期上团课，经常考团的基本知识，工作有声有色，是全校比较出色的团干部。那时我就比较成熟，很有正经的，善于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同学们也服我管。很要好。第二年，八一班单独成立了团支部。校团总支书记是王维远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团总支开会经常把我扩大进来，别的团支书既羡慕又生气，不长时间，我就进了校团总支，任委员。那时我特别能干，还有力气，脏活累活我都带头，有时放学后帮助刘宪尧老师侍弄菜地。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算是中上等，但威信很高，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时，我得票最多，不象别的团支书票不集中。后来评 “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的条件高了，规定学习成绩必须平均80分以上，再后来又高了，规定学习成绩必须每科80分以上，有的时候我有一科或两科达不到85分，这就很难评上了，但当头的评不上，老师以感到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和宛惜，因此，科任老师尽量让我都达到85分，这样，每次都能评上优秀团员或三好学生，有时两项兼得。
1972年冬天，我班的董亚先同学因他父亲工作调动，她也转学到开原二中，王维远老师对我说“董亚先要转学了，你们支部研究研究，给她填个表，让她入团。”这正合我心意，我是想办又不敢办或无能力办，我当然高兴了。实际上在15排的时候，我就对她特别有好感。那时有个期末，每个同学都要写个人总结，一天我们班同学都围着为炉子准备讲自己的个人总结，可是谁也不好意思打头“炮”，董亚先看出我要先说的意思，就说“谁准备好谁就先说呗。”最后还是我先说的。董亚先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好看、最懂事的女孩，我也跟我爹妈说过，他和王立辉也到我家去过。可是我爹不知啥时候和郑学忠说了，郑学忠又和杨光宇说了，他俩就问我“是你说董亚先最好看不？”整得我非常尴尬。那个时候可不象现在学生那么大方，非常的封建。再说她表现也不错，在同学当中也有一定的威信，我就按王老师的旨意召开了团支部会，很顺利地通过了她的入团问题。12月的一天，放学后，当我走到代连青家门口一个小涵洞时，看到席淑姣和董亚先在路边等我，董亚先给我一个笔记本，比较厚，红本皮上端有团微，是黄色的，下端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原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字样，本里头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赠给书记李荣安：祝你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工作顺利。”同学董亚先， 1972年12月25日。第二天，我向我妈要两块五角钱，想给她买支钢笔，可是我妈不给，也确实没钱，我哭了一场，才给我，然后送给了她。她给我的笔记本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我从部队转业后还有，现在不知道哪去了。1973年，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九三的关明彦，当时是红卫兵团长，他首先给他的班主任王日新老师开了炮，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响。我当时是保守型的，基本按兵不动。张廷荣老师就说我：你是团干部，你得带头写，这是大形势，你要认识上去。我想老师既然这样说了，写大字报也无妨。后来，我勉强地不痛不痒地给张老师和校领导班子各写一份大字报。
那时同学们都围着我转，我说啥就是啥。一是我是团干部，二是我素常待人一向和蔼。比较靠的有李尚丰、付建华、李付祥、杜书明、张凤革、孟庆祥。有时他们经常给我家干活，有一次,付建华和李付祥为我家打了两天青柴禾。付建华和吴廷海很要好，这样，我就常和付建华到家在庆云河西的吴廷海家去玩。那时吴廷海家是两间草房，座落在亮子河西岸。他有个一母两父的大哥，叫苏英奇，在开原县公安局工作，常回家。我们就拿他的枪和手铐玩。一天，他俩给我铐上了，苏大哥说“这下可完了，没带钥匙。”我怎整也整不开。过了一会，大哥就给我开开了。原来是逗我呢。1974年底，吴廷海和付建华到辽南当兵去了，他们俩都提了干。听说付建华提干是借吴廷海的光，吴廷海帮的忙。1979年夏天，我探家时见了付建华，还有付玉博。我们三人还到照相馆照了相。1980年秋天，我探家，到吴廷海家去了一次。当时仍旧是那三间草房，他母亲还健在。我叫大娘。我到屋不一会她就和我唠起了吴廷海：人家回来，也不着家呀，整天在对象家。我从老人家的话中听出来了，这是抱怨吴廷海。吴廷海的对象是9年3班的同学李淑敏。八十年代末，这三间草房变成了楼房，院子也很大。据说苏英奇在那搞养犬业。亮子河沿周围也栽上了许多树，野外建设得象花园似的。后来吴廷海转业到沈阳市公安局，付建华转业到沈阳于洪区武装部。不长时间，他就当上了副部长，1999年，他又当上了部长。当部长一个多月的时间，8月30日，他爱人单位到清河旅游，当天没和单位的人一同回沈阳，而是到庆云的付建华父亲家。第二天（8月31日）付建华用单位的轿车接她，当车行至高速公路沈阳至铁岭53公里处时轿车突然冲进右侧的标语牌中间的夹缝中，而后起火，司机和付建华当场被烧死，终年44岁。在庆云的付妻一直用电话联系付，没有回音，付妻就打车往沈阳赶，在回去的路上，她看到对面被烧的车说：这车里的人肯定完了。她哪里知道遇难者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付建华出事的第二年的某一天，我到庆云，顺便到付建华父亲付育彦开的花圈店看看他。在我临走的时候，我提到了付建华。付叔说：“小安子，你还有事没？没事赶紧走。”我马上意识到，我这是剌伤了老人家。别说提到他的大儿子，就是他一看到我，本身就难过。都是般对般的，儿子说没就没了，这种精神打击，他实在受不了。于是，我就马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