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我


 

(回忆录)
当时,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全国实行九年一贯制,也就是说九年毕业就算高中学历。1969年冬,我到庆云中学念书,教室在校外,是三间草房,那时的班级都是军队建制,因此我们班级叫十五排,学级实际是六年级。西屋是十四排。我们的班主任叫刘宪尧,排长是老虎头来的同学,叫吴占锋,副班长是王立辉(女),学习委员是杨光宇,军体委员是谭明文,劳动委员是邱国良,我是小组长,后来,刘老师让我当了劳动委员,1970年,班级又恢复正常的叫法,我们班叫七年五班。这个时候全国开始整建党整建团工作,刘老师对我特别好,197111月,我和王立辉(女)在班级第一批入团,我的入团介绍人是李秀芝老师和上两届的焦玉书(女)同学。那时我的威信很高,同学对我都很好。王立辉和董亚先同座,在我前头,她们俩是谭相台的,有一天,她们俩也不知为什么,干起架来,骂的话不堪入耳,我说你俩骂的是什么话,都别说话了,她们俩真的不骂了。
1972年,又恢复了夏季始业和升级考试制度,我们从七年级升八年级必须经过考试。我的成绩不理想,但也考上了,没考上的不多,后来又全盘端了,都上了八年。刘老师对我说“开学让你当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开学了,我被分到八年二班,班主任是张廷荣,他并没让我当班长,班长这一职给了兴轰台来的梁荣波,我当八一、八二团支部书记,当时八年部设四个班,因为团员少,所以两个班一个团支部,支部委员有谭英(八一班班长)王立辉(八一班副班长)、梁荣波(八二班班长)。新官上任,总感到新鲜,所以我对团支部的工作非常认真,年初有计划,年末有总结,定期上团课,经常考团的基本知识,工作有声有色,是全校比较出色的团干部。那时我就比较成熟,很有正经的,善于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同学们也服我管。很要好。第二年,八一班单独成立了团支部。校团总支书记是王维远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团总支开会经常把我扩大进来,别的团支书既羡慕又生气,不长时间,我就进了校团总支,任委员。那时我特别能干,还有力气,脏活累活我都带头,有时放学后帮助刘宪尧老师侍弄菜地。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算是中上等,但威信很高,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时,我得票最多,不象别的团支书票不集中。后来评 “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的条件高了,规定学习成绩必须平均80分以上,再后来又高了,规定学习成绩必须每科80分以上,有的时候我有一科或两科达不到85分,这就很难评上了,但当头的评不上,老师以感到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和宛惜,因此,科任老师尽量让我都达到85分,这样,每次都能评上优秀团员或三好学生,有时两项兼得。
1972年冬天,我班的董亚先同学因他父亲工作调动,她也转学到开原二中,王维远老师对我说“董亚先要转学了,你们支部研究研究,给她填个表,让她入团。”这正合我心意,我是想办又不敢办或无能力办,我当然高兴了。实际上在15排的时候,我就对她特别有好感。那时有个期末,每个同学都要写个人总结,一天我们班同学都围着为炉子准备讲自己的个人总结,可是谁也不好意思打头“炮”,董亚先看出我要先说的意思,就说“谁准备好谁就先说呗。”最后还是我先说的。董亚先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好看、最懂事的女孩,我也跟我爹妈说过,他和王立辉也到我家去过。可是我爹不知啥时候和郑学忠说了,郑学忠又和杨光宇说了,他俩就问我“是你说董亚先最好看不?”整得我非常尴尬。那个时候可不象现在学生那么大方,非常的封建。再说她表现也不错,在同学当中也有一定的威信,我就按王老师的旨意召开了团支部会,很顺利地通过了她的入团问题。12月的一天,放学后,当我走到代连青家门口一个小涵洞时,看到席淑姣和董亚先在路边等我,董亚先给我一个笔记本,比较厚,红本皮上端有团微,是黄色的,下端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原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字样,本里头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赠给书记李荣安:祝你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工作顺利。”同学董亚先, 19721225。第二天,我向我妈要两块五角钱,想给她买支钢笔,可是我妈不给,也确实没钱,我哭了一场,才给我,然后送给了她。她给我的笔记本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我从部队转业后还有,现在不知道哪去了。1973年,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九三的关明彦,当时是红卫兵团长,他首先给他的班主任王日新老师开了炮,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响。我当时是保守型的,基本按兵不动。张廷荣老师就说我:你是团干部,你得带头写,这是大形势,你要认识上去。我想老师既然这样说了,写大字报也无妨。后来,我勉强地不痛不痒地给张老师和校领导班子各写一份大字报。
那时同学们都围着我转,我说啥就是啥。一是我是团干部,二是我素常待人一向和蔼。比较靠的有李尚丰、付建华、李付祥、杜书明、张凤革、孟庆祥。有时他们经常给我家干活,有一次,付建华和李付祥为我家打了两天青柴禾。付建华和吴廷海很要好,这样,我就常和付建华到家在庆云河西的吴廷海家去玩。那时吴廷海家是两间草房,座落在亮子河西岸。他有个一母两父的大哥,叫苏英奇,在开原县公安局工作,常回家。我们就拿他的枪和手铐玩。一天,他俩给我铐上了,苏大哥说“这下可完了,没带钥匙。”我怎整也整不开。过了一会,大哥就给我开开了。原来是逗我呢。1974年底,吴廷海和付建华到辽南当兵去了,他们俩都提了干。听说付建华提干是借吴廷海的光,吴廷海帮的忙。1979年夏天,我探家时见了付建华,还有付玉博。我们三人还到照相馆照了相。1980年秋天,我探家,到吴廷海家去了一次。当时仍旧是那三间草房,他母亲还健在。我叫大娘。我到屋不一会她就和我唠起了吴廷海:人家回来,也不着家呀,整天在对象家。我从老人家的话中听出来了,这是抱怨吴廷海。吴廷海的对象是93班的同学李淑敏。八十年代末,这三间草房变成了楼房,院子也很大。据说苏英奇在那搞养犬业。亮子河沿周围也栽上了许多树,野外建设得象花园似的。后来吴廷海转业到沈阳市公安局,付建华转业到沈阳于洪区武装部。不长时间,他就当上了副部长,1999年,他又当上了部长。当部长一个多月的时间,830日,他爱人单位到清河旅游,当天没和单位的人一同回沈阳,而是到庆云的付建华父亲家。第二天(831日)付建华用单位的轿车接她,当车行至高速公路沈阳至铁岭53公里处时轿车突然冲进右侧的标语牌中间的夹缝中,而后起火,司机和付建华当场被烧死,终年44岁。在庆云的付妻一直用电话联系付,没有回音,付妻就打车往沈阳赶,在回去的路上,她看到对面被烧的车说:这车里的人肯定完了。她哪里知道遇难者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付建华出事的第二年的某一天,我到庆云,顺便到付建华父亲付育彦开的花圈店看看他。在我临走的时候,我提到了付建华。付叔说:“小安子,你还有事没?没事赶紧走。”我马上意识到,我这是剌伤了老人家。别说提到他的大儿子,就是他一看到我,本身就难过。都是般对般的,儿子说没就没了,这种精神打击,他实在受不了。于是,我就马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