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采访发现了一个算得上与学术挂钩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尤其是公安或司法部门的官员时，往往会被要求如何写稿，如何好呈现政府部门的意图。说白了，就是明白要求你报喜不报忧，而且对“报喜”的表达方式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

比如采访某公安分局告破一件杀人案，采访完当事人和办案民警之后，政委或者局长就发话了：一则要求你上升到人民公安为人民破案职责重于泰山的高度，二则要求你的写法不能流于平淡，语言和报道方式要有新突破，三他会暗示你最好发一通讯，那种小的豆腐块已经“杀伤力”不足。记者不能对他们的所谓意见立马提出反驳，只能以版面紧张或者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实践操作时却不受其影响（这一点我的老师很有经验。）笔者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地方性媒体和记者的独立性正在遭到严重的社会侵蚀。

咱也不用搬用西方媒体如何成为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平行的“第四权力”的大学说，同时抛开大的媒体环境和商业逻辑的实际困境，记者最起码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权利、独立的报道角度选择权利和独立的采写权吧。一个新闻事件，如何提问，如何“踩点”，这是作为记者最起码的职业权利和行为底线。如果老是被采访对象或者某些权力部门牵着鼻子走，那记者和媒体的独立性则会被湮没殆尽。

《南方周末》曾经如此表达过自身的新闻理念：“有些真话可以不说，但说的必须都不是假话 。”作为地方媒体，也许有很多的“身不由己”，许多“条条框框”，但是记者要时刻对权力部门的干预保持警惕，尽量保持新闻的客观和公正。少发高调议论，少故意拔高，不能把“一”说成“十”，否则，你不是一般意义上预测环境、引导舆论的“WATCHING DOG”，而只会沦落为一只为某些利益部门唱赞歌的“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