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机械论企业观

    一、机械论企业观的威力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性恶论思维的引导下，企业被设想成了一部机器。其中，每一个零部件——连杆、曲轴、活塞、汽缸、齿轮、凸轮等——都是自利的，但却通过制度——恰当的尺寸、形状、位置、质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一架有效运转的机器，可以生产出产品和利润。因此，正如人们的自利行为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一样，人们的自利行为通过企业机器也可有效地组织生产。这样，就可以不需要领导艺术，不需要企业神性，也不需要利他主义，社会就能够自动运转。

    应该承认，有了这种把企业当机器的想象，设计制度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如果没有这种机械论企业观，西方也出现不了一大批类似麦当劳、肯德鸡、宜家家居、福特汽车一类的标准化运作的企业，出现不了银行、拍卖行、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一类的特种交易场所和标准化的交易规则。

机械论企业观是一种普遍的企业观，企业主、高级经理、基层经理都持机械论企业观，因此，当他们一起商议企业运作过程的标准化时，就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形成标准化的、可复制的制度。有了标准化的制度，就有了详细的岗位说明书。有了详细的岗位说明书，每一个岗位就容易培训，容易替代，就可以签订详细的工作契约。

正是有了机械论企业观，西方企业才越来越变得像一架机器，分工才变得越来越细密，企业才变得可到处复制。

正是有了机械论企业观，企业内外的产权才变得越来越清晰。

正是有了机械论企业观，股民才能够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股票。

可见，美国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这种机械论企业观，而机械论企业观又深深地根植于自由主义、性恶论、科学精神、唯物主义，根植于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价值观，根植于简单的、静态的、实干的世界观。正因为如此，西方经理人的机械论企业观强烈、稳定、普遍，而中国经理人的机械论企业观却比较微弱、容易波动、尚未普及。也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企业向西方企业学习制度设计能力时，普遍遇到困难：自身信心不足，周围都是怀疑目光；进展顺利，大家也赞成；稍遇挫折，就非议四起。

    二、机械论企业观的弊端

    机械论的市场观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结果，市场经济的确促进了创新，促进了繁荣，这是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但是，市场经济促进了垄断，促进了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和战争。机械论的市场观还以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可以自动导致均衡价格，不会出现繁荣和危机交替，也不会出现追涨杀跌的正反馈机制，但实际上情况却刚好相反。

    机械论的企业观以为，有了恰当的企业制度，每个人在制度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利益就最大化了。这一方面导致了制度设计能力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的反抗能力不断提高，使制度的效率周期性地下降。机械论的企业观以为，有了恰当的企业制度，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可以平等、自愿地签订明文契约。结果，企业主的谈判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工人的实际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大大降低，社会变得更不平等，工人感受到一种更加巨大的、莫名的强迫力量。

    因此，机械论的市场观和企业观，在主观上是追求独立、平等、自由、民主和契约的，在客观上是使多数人更加从属于少数人，使实质民主、实质自由更减少，使实质不平等更加强。机械论的市场观和企业观，在主观上想寻求社会正义，但是，寻求到的只是程序正义，反而削弱了实质正义。

    帕金森定律就道出了机械论企业观的机构病：

 

帕金森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幽默而又高傲。他遍阅各类组织的兴衰，发现了一个所谓《帕金森定律》，指出，各类组织机构都会出现人员膨胀、效率低下问题。其机理如下：

在一个组织机构中，某官员感到任务繁重，忙不过来，怎么办？他有三种选择：

　　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

　　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

　　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

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

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减轻了他的负担。由于助手的平庸，不会对他的权利构成威胁，所以这名官员从此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只能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

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实际上，问题远比帕金森揭示的要严重。性恶论思维一旦成为普遍心态，不但可以瓦解宗教，也可以瓦解企业。

如果领导持性恶论思维，当看到部下认真工作时，他会想，这人真会投机钻营。看到部下一起吃饭，他会想，一定又在议论什么坏事。看到部下相互冷漠，他会想，是不是见到我他们就不说话，一定有什么阴谋。看到部下给工人发奖金，他会想，拿我的钱做人情。看到部下批评工人，他会想，耍什么威风，想搞独立王国吗？在领导的怀疑目光注视下，所有的部下都不敢有自己的想法，老老实实，惟命是从，企业变得高度独裁、僵化，也会死亡。

如果是工人持性恶论思维，碰到一诺千金的君子，他会想，这人伪装得真好，得多多提防。碰到奖励，他会想，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碰到惩罚，他会想，这是“找碴扣工资”。碰到领导讲企业前景，他会想，这是给我们“画饼充饥”。搞销售去了，他会想，这是发配，让我当苦力了。搞生产去了，他会想，这是让我天天重复劳动。提拔成小组长了，他会想，这是挑拨我和其他工人的矛盾；又被撤职了，他会想，这是打击报复。在工人的怀疑目光注视下，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被恶意理解，企业无法形成凝聚力。

如果企业领导持严格的性恶论思维，那他可能会忧虑得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二千多年以前，韩非子刻画过“八奸”，即下级管理上级的八种办法：

 

第一种奸计：“同床”。走夫人路线，孩子路线，通过枕边风搞定领导；

第二种奸计：“在旁”。即走秘书、司机、勤务员、牌友、麻友路线，这些人虽然不掌权，但是了解领导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深得领导的信任，有时还有一些把柄在他们手里。因此，这些人可能分享领导的权力。官场上一个段子说：“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领导带你一起干了一件坏事，那肯定有一百件好事等着你！”而领导身旁的人最可能一起干过坏事。

第三种奸计：“父兄”。领导经常和哪些人商量大事？通过结交这些人就可能影响领导。别看公司里一字排开有七、八个副总经理，但真正能与总经理商量大事的，就那么一、二个。

第四种奸计：“养殃”。领导喜欢什么？美女？宝马？别墅？绿卡？总之，喜欢什么送什么。送出去的，一定会加十倍返还，投资回报率很高。

第五种奸计：“民萌”。怎样防止失宠？最可靠的办法是离开了自己，业务就会瘫痪。为此，就需要慷公司之慨，散公司之钱，来收买人心，和自己的部下结成死党。

第六种奸计：“流行”。这种办法不容易，因为需要比领导更聪明。通过形势分析，人心揣度，来左右领导的思路，兜售自己的私利。

第七种奸计：“威强”。在大企业当部门经理，或副总经理，已经有条件“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结交一些黑道朋友，必要时候威胁政敌。

第八种奸计：“四方”。小企业里的部门经理，有可能出卖企业情报、企业利益，去结交大企业的权贵，跳槽到大企业。或者以大企业的威势，反制本企业的领导。[1]

试想，坐在一个私有企业老总的位置上，想象企业里的每个人都在琢磨各种“奸计”，岂不要吓出一身冷汗？晚上还能睡着觉？

更进一步，持严格的性恶论思维，不但办企业是一场噩梦，连做人都是一场噩梦。天天防着别人，琢磨别人，遇人遇事总往坏处想，这样的人确实有独立思考能力，确实有科学精神，确实有平等意识，确实有民主气质，确实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心理阴暗，情绪消极，一不小心会得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有意思的是，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人基本上都持性恶论，虽然并不那么严格。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大企业，无论领导人是否友好，是否英明，一概充斥着怀疑、消极情绪。甚至，家庭生活中都充满了怀疑情绪，联欢会都是强颜欢笑。怀疑制造怀疑，消极传染消极，生活就这样被性恶论思维弄成了人间地狱。

正因为如此，当清华的吴维库老师出来讲阳光心态时，许多人觉得深受鼓舞，心态一下子调好了。所谓阳光心态，要害是在于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相信世界。看事情总是看积极乐观的方面，看人总是看好的方面。但是，在性恶论思维看来，这种阳光心态不就是阿Q精神吗？不就是让人容易受忽悠、受欺骗吗？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不错，阳光心态是性善论思维的产物，是和性恶论思维格格不入的，因而也是和科学、民主精神都格格不入的，而与人性中的神性比较接近。拥有阳光心态可以笑对生死，可以安贫乐道，可以身心和谐，但是，拥有阳光心态也意味着不在乎产权是否清晰、制度是否严格、物质是否充裕。广厦千幢，性恶论思维者觉得还不够，因为有人比自己还多。草房一间，性善论思维者已经知足常乐，因为有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拥有汽车、手机，性恶论思维者觉得还不够，因为还没有司机、秘书；坐看电视，性善论思维者已经觉得足够，因为慈禧太后都享受不到。

可见，物质越来越丰富，而生活的幸福感却越来越淡薄。两者都是性恶论思维的结果。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推广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这种二律背反。

    三、委托代理理论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旦企业被想象成一架机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不需要懂得管理，也不需要懂得创新。主流经济学家不需要理解，为什么同样的资本、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机器设备，换了一个领导人，利润就滚滚而来；为什么今年利润率100%，明年就亏损破产？ 为什么同样是研发人员，有的人一辈子没什么成就，有的研发人员却有无数重大成果？经济学家可以将企业当作一部机器来看待，当成一个黑箱来处理，当作一个生产函数来处理。

    但是，随着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学说，经济学界开始有一批人讨论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博弈关系，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学派，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

    这一学派发现，企业不是一架稳定运行的机器，而是一个层层委托—代理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有两个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第一是信息不对称，第二是道德风险。所有者是委托者，经营者是代理者。委托者掌握的信息远不如代理者丰富，代理者完全可能利用信息权来为自己的无能或舞弊行为作辩护，用各种是似而非的解释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所谓道德风险，本是从保险公司和受保人之间的关系中形成的概念，例如，在遇到火灾时，财产险的受保者不去努力扑火，而是取出细软，听任大火烧毁房子。这就是保险公司遇到的“道德风险”。用通俗的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钻制度的空子。

    更进一步，则是发现了委托者和代理者之间的博弈关系。韩非子的“八奸”就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八种基本办法。毫无疑问，这种博弈关系将导致企业的解体。

    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确打破了“黑箱”。但是，当他们试图用经济人假设去解释这个“黑箱”时，发现这个“黑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科斯最初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时，开始人们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企业？为什么企业内部的“看得见的手”会替代企业间的“看不见的手”？因为内部交易成本低。但是，当发现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发现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关系后，这个理论又认识到企业的交易成本很高，以致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企业是不能存在的。

    这样，有人又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企业内部存在着相互的善意。为什么会出现善意？因为在长期博弈实践中，人们落入了囚徒困境，不得不认识到合作与信任的重要。因此，善意，是从恶意的相互博弈中产生的，是经济人假设的产物。

    但是，这个解释很牵强。耶酥上十字架，就是因为看到无数人为自身利益相互博弈，使日常生活成为利益较量的战场，甚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末日——即全人类的囚徒困境——的到来，从而劝人向善。但是，又有多少人听呢？自发的博弈很难导致合作与信任，反而可能形成相互欺诈的习惯。善，不是产生于自利的博弈，而是产生于像耶酥这样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这种牺牲不是交易行为，不是契约，而是对人心的感动。

    实际上，卓越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才，常常是因为他能够主动地、无条件地考虑众人的利益，从而赢得大家的尊重，赢得团队内部的信任与合作。

    但是，这就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超出了经济人逻辑的解释范围。

    这样，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机械论企业观制造但掩盖了问题，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发现但解决不了问题，西方的企业理论还有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