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之二
唐正鹏
居闲本可乐，闲久复难度。
此心苟无著，永日未易落。
平生有习气，但对黄卷语。
读书与博弈，本是忘闲具。
不如观此心，安用途劳苦。
湛然返灵源，当求无所住。
——杂诗·其十
这首诗为苏过《杂诗》中最后一首，作于郏城居丧期间，即今天的河南省郏县，时间是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2年）。据《苏过年表》记载，此时苏过年届不惑，为父殁居丧的第二年，孝服尚未除去，又传来了朝廷勒石朝堂，元祐旧臣之子弟“不得到阕”的噩耗。一般而言，人如果身处如此悲惨的人生低谷，只能是随着理想希望的破灭而万念俱灰，痛不欲生。而饱读诗书，深谙人生的苏过却没有这样，他像父亲苏轼一样，用“佛禅”内省之智慧和“老庄”处世之方略配制了一剂“心灵鸡汤”，滋润着那颗伤痕累累的悲苦之心，直面现实，淡然处世。
说实话，初读苏过作的十首《杂诗》，仿佛看到肝肠寸断、孤魂无依的叔党在漫漫长夜里栖身庐墓席苫，于凄风冷雨中对天蕴泪吟血，萦怀之情凄凄而哀婉，落笔之辞忧忧而愁绝，给人山穷水尽、天塌地蹦的痛切之感。当读到上面这首诗时，不仅一颗忐忑不安心放了下来，而且由衷地为诗人那种“兼容内省，淡泊超旷”的文化价值取向所折服。
然而，这首诗仅仅只反映了苏过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方面。要较为全面的洞悉诗人文化价值观念之幽微，还得对苏过一生中亦父、亦师、亦友的苏轼作一番粗略的探究。苏轼之所以为历代文人所推崇，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文壮浪超拔，而是在于他一生的富有悲剧色彩的出处行藏，以及诗文中因为这种特殊人生经历所赋予的文化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主流，影响和化育着一代又一代文人，以至于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的传承和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纵观苏轼诗文著述，结合《宋史》有关文献资料，不能简单地把苏轼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概括为“外儒内道”、“儒道消长”。他的文化思想基本内涵和文化价值取向，首先发軔于儒家理论，把《论》、《孟》作为其文化思想的核心，以“仁”、“义”为基点，极力倡导“达则兼几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念，胸怀经世济民、致君尧舜之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已”（见苏轼《妙墨亭记》）。其次，调和浑化儒、道、释三家，博采众家思想之精华，圆通地关照事理，明达地处事应物，追求一种“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的处世境界。其三，苏轼与往故来今的道学家那样，以“纲常”为治国大柄，融佛（佛禅）、玄（老庄）的哲理思辨于一炉，并尽可能使这些玄虚奇奥的理论和思想简明通俗、朴素使用，富有“人情味”，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发端于各家，又有别于各家的精巧神秘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
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苏轼对儒、释、道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古代“圣人之道”因具“人情”而得以“久传而不废”：“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老庄之论更应着眼于致用：“平生之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他并不沉溺于佛禅中澄然清静、冥然浑化的“寂灭”理论，认为佛禅理论中的“处世”、“入世”思想没有区别：“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也”。因而，苏轼“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
一言以蔽之，苏轼的文化思想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浓缩为十六个字，即爱物济世，淡泊势利，游于物表，旷然遗世。而且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完全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人格特征上的自强不息，人性修养上的固守本心，出处行藏上的包容化育，和对物质追求上的知足常乐”的文化价值观念。因而，他能在困境中“因缘自适”，珍惜人生，善待生命。
苏过由于深受父亲苏轼、叔父苏辙文化思想及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濡染和影响。不仅如此，他一生的出处行藏，还师法高祖苏皋、曾祖苏序、祖父苏洵，并时常与友人谈论祖辈风采和修养。因此，苏过最得苏门家风而成为苏轼文化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承传。
处逆常思进取，居官寄兴林泉。曾经有学者把苏轼父子作了这样一个比较：苏轼“至老不忘仕途”，虽然长期身处贬谪逆境，却始终把“昆山拾玉”、“桂林折枝”以至于“致君尧舜”作为毕生追求，热衷于仕途进取，而把苏过说成“平生厌恶仕途”，完全憬慕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因而他变成了“古代自由主义”文人的代表，其人生哲学比起他的父亲苏轼更为“纯粹”，更为“自由”。其实，这种观点仅仅来源于苏过诗文表面，没有对其思想内涵进行深层次地剖析，所以，这样的评判是有失偏颇的。从苏过的生命历程来看，他完全承袭了苏轼“致君尧舜”的思想，至于他常把“平生冠冕非吾意”作为口头禅，只能说是时运不济，无可奈何而已。譬如苏过在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19年）所作《送叶少蕴归缙云》一诗中就有“飘然香案仙，宜著蓬莱岛。未忘经济心，甘为穷鬼笑”这样句子。这里的“经济”即为“经邦济国”之意，他这时虽未落魄小吏，却不忘“兼济天下”之志。再如“先师诏后人，学优仕则仕。治身犹农功，勤惰报亦如”（《送赵仪之丞汝阴》）等等，都明确地表达了儒家“治平”之意。至于他为何居官而寄兴林泉，原因有三：其一，父亲苏轼的经历和遭遇让他对宋朝的官场心存余悸，惊悚战栗；其二，长期为“党禁”所困，失去了出仕为国效力的机会；其三，尽管北宋末期“党禁”有所缓解，然为官总在“青衫尘土百僚底”（《送粹公保德通守还朝》），难酬壮志。所以，他在为解妻孥之饥而出仕和官小难展大志的愁苦之中，不得已而寄情于田园、林泉，于是便有了“我行抽手板，亦复还耒耜。安能久俯首，自困刀笔吏”（《送梁与可赴中山仓》），以及“何时脱缰锁，著我林泉帽”（《次韵任况之》）的诗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短暂的愉悦。这种充满矛盾且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着苏过的文化价值取向。
营构心理幽境，固守本初之心。纵观古今，但凡文化修养高深的骚人墨客，看重其物质生活的质量，更重视其精神生活的格调和档次，或者说他们心理境界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特质就是其灵魂所在，他们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靠蕴含在灵魂深处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想来滋润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乃至历代禅宗、大师莫不如是。苏过之所以摩挲佛老，抚弄庄周，不仅是为了给自身“超旷通达”找到“理论依据”，更多是将佛老、庄周作为一剂滋润心灵的鸡汤，企图在虚无出世的精神境界里，求得某种暂时的解脱，哪怕就那么一会儿。苏过的“心理幽境”和“本初之心”发端于对父亲苏轼那种恃才傲物、舍我其谁的“狂傲”招致灾难的反思和憬悟，因而他参悟了老子李耳“自矜者不长，自伐者无功”的人生哲理，甚至把拥有学识修养和直言敢谏都看成是人生“灾难”：“直言便触天子怒，万里远谪南海滨”（《次大人生日》）， “老人卧箕颍，初非厌簪绂。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叔父上日》）。于是乎，“游于物表”便成了苏过固守的本初之心，“清虚无为”便成了苏过追求的人生境界：“豫章生而奇，蔚有千寻志。柯为直见伐，根中万乘器。自贻斧斤厄，信坐文章累。不如樗与栎，生理默自遂。枯荣同蒿艾，老死徒弃置”（《题记任况之樗翁轩诗》）。细考苏过生平以及所著诗文，时时处处无不以“泊然自守”，“超物脱俗”，“狷介律己”为处世之法则，于清虚里消忧解愁，在退守中养志修身。
融贯各家精髓，包容化育万物。苏过平生不离父亲苏轼左右，尤其在海南儋州那段漫长岁月里，他不仅与父亲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而且把读书为文、谈论时政、探讨人生作为聊度贬谪生涯的重要内容。苏过也就是在父亲苏轼的悉心教诲和影响下，探究儒、释、道各家学说之精要，在不断领悟参透玄理要旨的同时，对人心浮躁肤浅、官场相互倾轧的衰世北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通过对人生的深层反思，使其思想变得愈加深沉和理性，逐渐形成了“圆通超旷内省”、“包容化育万物”的人生理念。正是在这样的人生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下，过去、现在、将来的愁苦忧伤犹如雪消炉焰，眼前自有一段清天明月般的空明。这种境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至美而游于至乐的“至人无己”和时间万物“浑然一体”的超旷：“至人寓迹凡尘中，杖头挂壶何来丛？长房俗眼偶澄澈，一笑市井得此翁……我闻须弥纳芥子，况此空洞孰不容？”（《和大人<壶中九华>诗》）。二是“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外物于我何有哉”的超旷坦荡。苏过在《飓风赋》中首先阐述“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昔之飘然者，若为巨邪？吹万不同，果足怖邪？蚊之缘也，嘘则坠，蚋之集也，呵则举。鹏水击而三千，抟扶摇而九万。彼视吾之惴慄，亦尔汝之相睕”的观点，然后得出“万象起灭，众怪耀炫，求仿佛之过耳，视空中之飞电”的结论，至于常人为何有此“分辨”之心眼，源于“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恋”。
在今天看来，苏过之所以能够具备“兼容内省，淡泊超旷”的品质和文化价值取向，不仅为世道艰难所迫，更是一种对衰世北宋王朝的无声抗争，把握苏过的这一文化价值观念对解读苏过诗文著述乃至北宋苏氏家族的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