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首先说明，本文所谓的“财富导向政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经济政策”。在此之所以把“经济政策”换成“财富导向政策”，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导引财富流向的作用。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有效程度，应该使用两项重要标准：一是这项政策在使谁或将使谁受益，即它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二是这项政策对生产和消费是否能够起到或已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它是否符合“效率原则”原则。（这里所用“效率原则”，特指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的长期有效发展。）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社会和政治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推行了一系列重大而积极的经济政策。尽管在推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每每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许多政策其实只是对“群体性违规事件”的事后承认。但历史地看，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相当于经济政策的思想还是对“既往开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界，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以下三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财富主要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流动和增长。尽管此一时期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也曾出现过阶段性的波动，但总的盈利机会还是在不断增多，加上本身缺少资本外流机会，大量的资金就只有待在实体产业寻求增值。这极大地刺激了实体产业的持续发展。90年代末以后，由于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减少，财富便在金融市场和实体产业之间来回“晃荡”：当实体产业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的资金纷纷涌入到了实体产业，以至于多次出现投资过热，如2003年和2004年出现的投资过热；当金融市场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又纷纷涌入到了金融市场，以至于多次出现金融泡沫，如2006年至2008年出现的流动性过剩。

　　第二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富人相对于今天要少，富人多限于民营企业主，并且他们个人的财富相比于后来要少得多。最重要的是，由于身处实体产业，他们虽然有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但其拥有的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在实体产业扩大再生产，因而惠及到了社会民众，促进了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9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新富人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除了继续不断产生新的民营企业主以外，还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国退民进”战略下产生的显性和隐性富人、一批又一批因企业向管理层配股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风险投资商的帮助下成功上市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投机而产生的富人，另有其他一些财富流动方式导致的大量隐性富人。他们手里的钱主要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投资到哪里呢？铁定的法则是，哪里能够更方便地、更多地（包括更隐蔽地）赚钱，钱就会往哪里流动。而此时，实体产业赚钱的机会在减少，而金融市场赚钱的机会在增多，故相当多的财富流向金融市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第三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加上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较多，中国的企业较少也无能力大规模走出国门。主要是国外资本连续不断地流进中国市场，且主要是流到了中国的实体产业。这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实体产业快速趋于成熟、盈利机会日益减少。90年代末以后，在国内市场存在销售压力和国际市场存在销售机会的“推拉”作用下，中国境内的企业的产品大量销往国际市场，中国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对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这时，国外资本便直接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包括部分地渗透到国内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大量炒买炒卖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等商品。国际资本的炒买炒卖，又导致国内投机者的跟进。于是，中国市场演绎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不仅实体产业市场“产销两旺”，而且金融市场也空前“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了物价飚升。尽管在此期间，实体产业中的企业搭上物价上涨的便车，在几年内盈利颇佳，并使得它们有了继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信心，可也导致了生产的严重过剩。中国政府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纷纷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来平抑物价，如减少流动性、让人民币升值。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次较大的变动，都触碰到了实体产业中企业的生死底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90年代末以前，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中国的富人较少且富人的财富主要投资到了实体产业经济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与国外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前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大的缺陷，也不会引起大的经济波动。在存在政策缺陷时，纠正错误也比较容易。然而，到了90年代末以后，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富人迅速多了起来且富人的财富更多地投资到了金融市场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又与国外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较小的瑕疵，也可能引起大的经济波动。政策即便稍有了差失，改正起来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般的不容易。

　　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便金融危机没有爆发，中国经济实际上在财富流向和效应方面也早已积淀了潜在危机。由于本身具有潜在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导致了较大的伤害。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本身存在潜在危机，又是与政府的一直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在制定某些经济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90年代末以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有关。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以后的复杂性所导致的潜在危机主要和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实体经济的脆弱、金融市场的疯狂，而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先说实体经济的脆弱。中国众多的实体产业的生产已经严重过剩。尽管生产过剩是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生产过剩尤其严重。中国境内的企业为了解决过剩的问题，90年代末以后，大量寻求产品出口，中国政府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出口。大量的出口带来的效果令人欢喜也令人忧虑。令人欢喜的是GDP、税收、外汇储备和就业在不断增长，令人忧虑的是国际贸易争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带来的更大问题还有两点：一是依赖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受制于国际市场风云变化的机率也就越大。二是刺激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普遍扩大，使得企业销售压力增大、利润降低，同时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利润进一步降低。生产过剩有两大直接动因：一是企业利润降低。因为利润降低，企业拼命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以保证盈利，但不断扩大生产和销规模的结果是利润进一步降低，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与财富分配不公有关。富人有钱消费，但不需要过多消费，穷人需要消费，但没有钱消费（美国人曾经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一度看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看来问题也很严重）。应该说，我国政府如果能较早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脆弱并明了脆弱的原因，从而采取对策，则实体经济不至于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后大规模的弱不禁风。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的疯狂。理论上讲，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的反映，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实中的许多实体产业和企业也是得益于金融市场而发展壮大的。比如，股票市场就曾经解决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和经济效益问题，在近几年也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融资和呆帐问题，同样也解决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问题。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设计初衷，大大地弱化了传统的实体经济。它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弱化传统的实体经济的。

　　（1）金融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并且金融市场的预期获利机会和那些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大量财富的“英雄”们广受崇拜的现实，使一大批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经营者无心于政府一直倡导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2）越来越多的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投机而不是用于消费，特别是那些通过“隐性渠道”获得财富的富人们。

　　（3）金融市场兴盛之时，使广大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也将自己的有限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而由于庄家们的“专业”操盘，使那些期望从金融市场获取财富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每每铩羽而归，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那些从金融市场赚了大钱的“庄家”们又会将更大的激情投入到金融市场的操作。

　　在此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视其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大大地削弱了传统实体产业。不难想象，当许许多多的有钱人把房地产投资作为其财富增值保值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大大的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当无以数计的民众将一生或半生的积蓄用于购房或准备购房时，他们哪里还有钱来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当房地产的价格飚涨时，大量的实体产业的企业主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房市场用以保值和增值；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也拉动了物价的上涨，因而使传统产业中的企业的盈利进一步减少，并使居民的财富持续缩水。

　　以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伤害，相信政府部门或多或少是知道，但却在若干相关利益者的制约下，或在顾及其他利益的情况下，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标杆作用下，一直在出台各种政策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即便在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股市和房市低迷时，有关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地出台政策挽救股市和房市。所有这些都值得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