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虽然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其自身也存在一些无法遮掩的症候，但社会情境和文体选择仍然决定了这种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问题的文学样式顽强的生长姿态。
生长的理由：三种因素催促转型
我们之所以认为报告文学正在并将继续生长，是因为兼顾了这样三种参数：
首先，报告文学是严峻世态必然的文体选择。纵观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高峰，可以肯定，但凡社会激荡或时代巨变，报告文学总是成为文学场域里的排头兵，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80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莫不如此。不难预期，新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舞台必将上演更为澎湃激扬的节目，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照样需要报告文学的积极参与。进一步讲，尽管我们可以高呼“和平诚可贵，发展价更高”的口号，但伴随和平与发展的必定还有意料之中或出人意料的种种阴暗、潮湿、霉菌和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无论是进步的主流还是非主流的杂耍，依理都将在文学艺术中得到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就现实姿态、真实品格、批判勇气和平民意志而言，报告文学都是不可缺位的文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学革命似乎都不过是社会风云在文学场景中的投影。这正应了陈独秀当年的革新意愿——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当然，全球化语境下的信息过剩也可能造成题材选择上的疲劳抑或懈怠心理，这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不断锤炼自己的敏感性、洞察力和写作智慧。
其次，公众对于非虚构文学的现实期待。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建立其上的“应答理解”是保持文学表达热情的基本动力。最为有效的文学期待与应答理解一般集中体现在两类作品中：一是深度客观化的非虚构性叙事，二是高度主观化的技巧性写作。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虽然立于前者，但却明显地获益于后者，因为它不但“报告”，而且“文学”。究其实，“贵真”是人的天性，也是中外文论的传统。撇开西方的模仿观、再现论、镜子说不提，一向长于抒情的中国古代诗学也强调贵真。真者，真人真事真景真情也。《庄子·渔父》载，“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事实上，在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纯粹的虚构理念已经过时，人们甚至宁愿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审美体验或者将所谓审美行为日常化。诚如吴炫所说，问题不在于“虚构”本身，而在于“只有虚构”是不能满足充满否定欲、寻求新鲜感的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而“非虚构文学的诞生，主要也是建立在虚构文学与我们之间的一种过于长久的理性关系之上”。面对环境异化加剧、生存话题沉重的艰难时世，让真实而繁乱的生活事象拥有艺术的灵韵并进而使社会公众对之满怀期待，这大概正是报告文学得以存活并持续前行的价值和动力所在。
再次，新媒体的推动有利于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庞德说过，文学是使新闻永远成为新闻的新闻。以此征询报告文学的未来指向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作为一种兼具新闻性的文学文体，报告文学一开始便与报纸媒体相伴而生，随后不断借力于电子媒体、数字媒体，并且愈益显示出跨媒体创作的特征。现在，除传统的纸质媒体外，广播报告文学、影视报告文学、网络报告文学业已走进读者视野。如此说来，现代媒体的崛起虽然带动了消费时代的到来，但它同样有力地推动了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那种认定现代传媒必将挤对文学生存的判断显然是过于匆忙了，至少对现代网络媒体的“双刃剑”性质认识不足。如德里达的通讯理论就认为电话摧毁了时空间距，破坏了文学的生存可能，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也宣称电信“对距离的胜利”。假如我们并不否认数字化网络媒体的便捷性、大众性以及意识形态功能的话，那么，它与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同构性便显而易见。从已经开播或上网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新教育风暴》、《创造未来》、《众志成城抗“非典”》、《没有硝烟的战争》、《艰辛的步履》、《创业人生》、《拓荒人》、《无极之路》、《渔民村的变迁》、《绿旋风》、《异军突起》、《雕塑家刘焕章》、《郑培民》、《水上话九江》、《心理医生非常档案》、《半个世纪的爱》、《小木屋》、《大路向太阳》、《我们的留学生活》、《好人李广佳》等众多作品的接受效果来看，新媒体报告文学的现场感、立体化、时效性显然正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接纳。
生长的姿态：三种趋向值得关注
受上述生长逻辑的有力驱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报告文学可望出现某些新变。就其可能的生长样态而言，以下三种趋向值得关注：
一是写作理念生态化。报告文学写作理念的生态化，既是日见严酷的生态现实的内在规约，也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必然诉求。一般而言，认识论具有普遍可传达性，价值论不具有普遍可传达性，而报告文学的生态格式正强有力地实践着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互惠统一，并由此达成了普遍可传达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双向目的。当然，人的目的通常具有多面性，因此不能轻易视某一目的为“至上”，更应慎言“主义”。我们尊重报告文学，主张报告文学的生态化亦即现代性，但并不赞成报告文学至上或生态报告文学主义。基于这种开放视野，我们将隐含现实情怀和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的生态化写作理念大致框定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基本层面。在土地、空气、水质、能源都成为问题的“后赋税”时代，环境与文学特别是与报告文学的关系将至为紧迫，自然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已经并将继续上升为重要的文学化社会读本。与此同时，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必将成为未来报告文学的挖掘重点，这方面，《中国农民调查》、《中国之痛》、《根本利益》、《红与黑》、《昂贵的选票》、《只生一个孩子》、《我的课桌在哪里》、《天使在作战》、《有什么，别有病》等作品已经开始了“精神救赎”的征程。只有实现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整体性关怀，报告文学才能成为生活的慧眼和思想的标识，才能创造更具希望的未来。正如托尼·莫里森所说，“如果我们坚持道德的想象，坚持把道德生活带出祭坛，努力让‘空虚’的人生变成远不止呼吁权利的人生，加上我们对全球主义带来的威胁及其前景的揭露，我们就可以从事更广泛、更深层次的艺术创作了。”
二是文本容量扩大化。假如能够真正摈弃文学观念上的某些偏见，便不难发现，在日益扩张的文艺群落中，报告文学无疑最具与时俱进的探险意识和先锋性质。这种探险意识和先锋性质，一方面保证了报告文学的敏感性与灵活度，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报告文学文本的越界和扩容。越界未必可取，扩容理应尊重。特别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快节律的影响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推进，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袖珍型、短小型报告文本已经很难承载起日新月异的社会面影和喜怒哀乐的情感状态了，于是，“越写越长”似乎成为报告文本的又一态势。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精短的历史出身与增大的现实体态间的紧张关系。较为公正的评判是，既要激励作家始终保持清醒的“报告”意识，力争精选题材，深立主题，不堆砌材料，少放纵笔墨，又要正视现代生活及接受机制所赋予的正当话语权利，即作家合理的表达权利和读者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长篇报告文学，只是说报告文学的文本体制宜以相应时代情境及其读者需求为准，既不可人为增长，也不必无端减肥。就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阅读那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中篇报告文学。
三是文体效益综合化。众所周知，哲学致真，伦理学致善，美学致美，文学致乐。快乐让人感到生命的实在，因而对生命具有本体意义。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已经习惯了报告文学的真善两极，相对忽视其审美内质，并往往于不知不觉中忘却了它的快乐原则。我们之所以认可并欢迎网络报告文学的转型性诞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诞生可望发扬甚或强化“文学致乐”的潜在功能，进而均衡乃至优化报告文体的生活存照、社会批判、资料归档、道德引领、审美陶冶、人生愉悦诸价值取向。与此相关，人们总是期待报告文体达到经典小说“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式的典型与放大效果，抱怨该文体多半缺少古典诗作般的意境营造，殊不知，这种投桃报李的激进心态不仅无益于报告文学的综合掘进，反而有害于小说、诗歌文体的正常生长，甚至有可能破坏文学艺术的系统循环与正态布局。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文体效益的综合化正在成为一种建构趋势，这种趋势正好代表了优秀报告文学的前进方向，而这种方向或许昭示着报告文学未来生长的经典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