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生为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头一天开始，他的社会担当就已是注定的了。
不管做什么，这个社会担当都是无法逃避的，也是不应该逃避的。
即使在现在这样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社会担当也是不可以没有的。
比如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同样需要社会担当，没有社会担当，网络会真的虚无而逝的。
昨天，总理不就通过网络视频与2亿多网民来了虚拟的交流吗？而它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不正是社会担当的一种表现形式吗？或者说是不正是社会担当的一种良好体现吗？
比如，写博客，这也需要社会担当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博客博文不也是社会担当的一种形式吗？
从网上看了些相关的文章，列在后面，以供阅审。
一，博客的社会担当
博客要担当社会责任 来源: 人民日报
人物小传
王孺童，青年学者，30岁，民建成员。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他自幼受家庭影响，学习诗词、音乐、书法。在学生时代，对四书五经、佛道之学，用力甚勤。
“自觉遵规守法，维护网络公德，建设文明博客；增强责任意识，加强自我约束，维护网络秩序……” 8月21日，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发布会上，王孺童代表全国3000多万“博主”宣读《文明博客倡议书》，倡导博客写作者严格自律，承担起社会责任。
开博不足两年，点击量不到两百万，王孺童却赢得了社会尊重。2007年初，“王孺童的博客”被评为上年度“社会责任”优秀博客。
博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博客，简单说就是网络日志。在中国,博客的兴起还是近两年的事情，时间虽短，但发展很快。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博客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据统计，我国开博作者的数量已达3094万，有1亿多网民经常浏览博客。
其实，王孺童接触博客是非常偶然的。2005年年底，为了提升博客的文化品位，新浪网请一些学者文人来开博客。也许是因为王孺童自幼熟读儒释道经典，对传统文化颇有心得，他也在受邀之列。王孺童说，他一直以为像《论语》这样的经典后人只能读，不能注。即使注，也只能是像朱熹、钱穆这样的大家才能注，因而从不敢妄讲。没曾想通过在博客这个平台上讲解《论语》，自己也能为国学的普及尽一份责任。刚开始他也只是单纯谈传统文化，后来就很自然地关注起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王孺童说，自己的博客点击率和一些明星的博客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明星的博客也许可以赢得一时的人气，但并不能长久赢得人心。新浪刚开博客时，为了吸引人气，请来许多娱乐明星开博客以博得高点击率。但当点击率和开博明星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不得不转型，毕竟单纯的“明星气”是不可能持久的。
从未对博客失望过
博客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谩骂与攻击。甚至有人说，博客一时成了骂人的殿堂，侮辱的舞台，成为一个闹哄哄的疯人院。博客依赖网民而生存，却又无法选择网民的素质。而“点击率”与“排行榜”又导致博客的内容日益庸俗化。一方面是曝光娱乐明星隐私生活或互骂攻击的博客频频赢得高点击率，一方面却是社会大众对于博客作者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
今年2月，20多家网站联手评选的“社会责任”优秀博客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原创性，更新率；二是内容积极健康。王孺童说，不论博客写作者的出发点如何，社会责任都应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点击率。博客写作者不能哗众取宠，以自曝隐私来吸引眼球，评论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要拒绝恶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翻看王孺童的博客，其间充满了学者的智慧，也不缺乏对百姓民生与当下社会的关注；每一次更新，点击率虽然不高，却也保持了稳定的浏览量，处处可见诚挚的留言。被评为“社会责任”优秀博客，虽然出乎他的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我从未对博客失望过。”王孺童说。他认为博客总体的发展态势是不错的，博客本身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净化博客的生态环境。王孺童说，能吸引眼球的东西并不总是真、善、美的东西。点击率永远是广告商和博客运营商最为关心的利益追求。真正优秀的精品博客不应追求当下之名利，为了点击率而降低博客质量。优秀的博客应该可以流芳后世。
“实名制”有助打造诚信博客
“打造诚信博客”正在成为大众的共识。
王孺童认为，我们对博客的管理没有跟上博客的迅猛发展。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条文来对博客的监管做出硬性规定，博客的健康发展依然依赖网民的自律意识，而自律更多的是个道德问题，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具有可操作性。王孺童认为，实行网络实名制将会有助于网民“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实名制”一方面可以尊重知识产权，鼓励自主原创，维护博客作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博客的繁荣；一方面又可以增强博客作者的责任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有效地维护网络秩序。
王孺童说，新事物的成长，总是个不断纠错的发展过程。只要写博客的作者和所有其他的网民严格自律，担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社会责任，我们有理由期待：博客的发展将会迎来新的春天。
二，诗歌的社会担当
需要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谈当下诗歌的两种转体
杨斌华
前不久，梁平先生以一个诗人和评论家的名义郑重提出：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他认为：“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当下的许多诗歌“远离人间烟火，远离了滋养诗歌的土地，包括业已成名的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痛处、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悠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最主要的，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诗歌经过这么多年‘怎么写’的训练，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应该不再是他的当务之急。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重要足以让我们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
我想，这确实是作者的一番真切的感受与思考。从重新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包括诗坛现象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说法并无错处，甚至类似这样一种峻急的吁求还显得非常必要，在今天依然能够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我也曾经表达过相近的看法：这些年的诗歌进程中，由于掺杂了过多诗与非诗的因素，并受制于诗歌语言变革的滞缓，而呈现出相当芜杂、低迷的一面。诗歌的领地正日益受到商品化浪潮的冲刷，为各种庸俗与媚俗的倾向所严重污染，甚或刻意模仿，把玩形式，抒写所谓个人化话语，却遮蔽不住本就艰涩、干枯的内心世界。当下诗歌的整体影响力已远逊于以往年代。事实上，这也是晚近年代文学的宿命。在这个年代的精神文化经受了一番沉寂与低迷之后，诗歌更刻意选择了疏离和冥思，而非呈现与敏悟。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并无直面现实的切肤之痛，业已变得苍白、淡漠，这无疑会遭人冷落，使诗进一步远离了读者的视界。
也许，有的人会强调沉潜前行的晚近年代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日常性和个人化经验及其文化立场同样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特性。然而，令人难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苍白无力的顾影自怜同样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实代价。人们不再接纳狭隘冷漠、黯然神伤的诗歌，不再宽容情感的虚假和精神的偏执，人们期待具有高尚品质与思想活力的真情告白。正是种种心灵内伤使一部分当下的诗歌在喧哗的时代失却了宣示的声音，更失却了富有时代感的诗性魅力与价值。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让当下的诗歌创作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的思考，无疑显示了一种积极的现实关切与文学共识，是对当下文学境遇的一种真切的体认，也是一种由诗界内部产生的稍嫌迟缓的良性反响。
但是，任何一种现象或者问题都需要辩证地看待。正因为近年来，对当下现实的精神关怀已经逐渐成为文学界内部的一种主流性话语，成为了文学的某种“热门叙述”，因而，究竟应该如何叙述、如何呈现诗歌乃至文学的现实关注，如何规避某些可能由此产生的创作倾向的弊害，就逐步显形为一个需要谨慎看待的问题。
我不赞同说现在的诗歌创作“怎么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写什么”，也不认为如今“写什么”了，才能够真正显示出对社会责任的某种担当。诗歌愈益边缘化的现状并非是简单地由社会责任的缺失所造成的，对现实的关怀和道义的寻求也并不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延展的完整内涵。当下的诗歌也许需要来一个转体，但在我看来，它既需要“写什么”的社会责任的“公转”，也需要“怎么写”的诗艺探求的“自转”。两种转体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有可能陷入新的一元论的窠臼，给当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带来负面性影响。
事实上，过度地强化诗歌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也可能并且已经产生了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将文学的现实关怀推向了抽象化、概念化，甚至极端化。近年来就涌现了不少冠以强调现实关怀、关注生存状态之名的诗歌创作现象，在表面上似乎颇能聚拢人气，吸引眼球，但终究只能逞一时之强，难以经受时间与历史的筛选。于是，在这样一种过度失当的状况下，“现实叙述”一方面容易导致种种空洞滥情的“口号叙述”、虚假矫饰的“功利叙述”、喧闹浮浅的“热点叙述”，另一方面也可能变成惨烈困厄的“冷酷叙述”、虚妄无力的“苦难叙述”以及庸俗无聊的“日常叙述”。这倒反而是提醒人们应该加以警惕和忧虑的，使我们对这样的“现实叙述”的有效性和艺术活力产生怀疑。
从现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和现实语境的角度来看，或许只有注重两种“转体”的兼容并重，才能够较好地解决现实关怀如何传达、社会责任如何担当，即如何实践“诗歌何为”的本质问题，才能够真实体现并揭示中国新诗追求和谐共生的现代性的全部过程及其价值意义所在。
中国新诗追求现代性的意义，本质上就是要丰富现代诗歌的想像力和表现力，培育其体认和容纳复杂的现实经验的能力，而不是要把现实背景进行简单化的艺术处理，粗浅直白地告示一种关注当下的现代性冲动。这一点应该无可置疑。而诗歌对现代诗本质的探寻，就是试图要在一方面体认和把握现实经验，寻求诗歌在感受方式和想像方式上的现代性，另一方面能够藉以询唤、应答现实与历史的复杂境遇，融会社会责任和道义，将诗歌的外在形式灵魂化，从而真正实现一种新的感受和想像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毫无疑问，这中间包含了诗歌的两种转体方式，实践着的是某种同一性的诉求。
梁平先生在文章中也谈到了，当代新诗所谓的第一次“繁荣”出现在五十年代，“那是一次变异的繁荣，一次和社会发展一样病态的假繁荣，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颂歌范式，它带给中国新诗的只剩下绵长的伤害。由于这样的伤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诗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几乎成了‘谈虎色变’。”类似这样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确实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尤其需要加以警惕和忧虑。但诗歌创作作为艺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种种结果呢？你不能说它们的这些作品没有表现对当下的关注，没有表现对现实的关怀，也不能认为担当了关注现实生存的社会责任，就足以承载起诗歌艺术的完整使命。现代诗歌历史上也留下过许多这样一过性的不堪回首的作品，留给了我们很多的遗憾和思考。究其原因，就在于为了社会的利益降低了美学效果，为了时代的需要牺牲了艺术的需要，就在于忽视了在追求介入现实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现代性的美学内涵的另一侧面。
所以，我们要避免落入历史循环论的怪圈，就不能过度地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事态的切入，而忽视了诗歌思维和想像方式的更新，忽视了“怎样写”的诗艺探索的另一种“转体”。不然，很可能只剩下我们在批判性抒情与理想化抒情的传统写作模式，或者在“现实叙述”有可能导致的种种弊害面前徒自叹息。现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已经提示了我们，现代主义表现方式的衍化和培育值得重视和吸取。从言志抒情传统走向与现代主义的思维和想像方式的结合，能够有效地丰富中国现代诗歌的表现力和处置现实经验的能力，体现出一种诗歌的感觉和传达方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这里，应该简单提及的是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峰巅的以穆旦等人为代表的“九叶”诗派创作。在现代诗歌的演变历史中，他们是能够用新的感觉、想像方式和诗艺策略更自觉地处理个人与时代经验、现实关怀的关系，把复杂的现实经验有效转化为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群体，显示了中国诗歌对现代性观念的重要拓展。他们主张诗歌面对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和艺术的综合性，重新体认了诗与公共生活、现实责任的密切关系，既要回应现实历史的呼唤，使诗与现实社会的道义担当相和谐，对写作题材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也希望并力求找到一种将现实关怀与艺术形式综合交错的诗歌方式，获得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双向互动，在现实关切与诗艺探求两者中实现一种和谐平衡。遗憾的是，这样一种传统被历史所中断，没有延续到之后新诗发展的脉络中去。这样宏大的诗歌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对我们探讨诗歌的现实关注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话题，重续优秀诗歌艺术传统不无深刻的启示。
概括而言，就是我们需要注重中国诗歌现代性寻求过程中的丰富性，使诗歌不仅成为参与社会、关怀现实、憧憬或者批判社会的方式，也要成为观照现代性寻求进程中人们的内心经验和现实情绪的想像方式，将对现实生存的关切、社会责任的担当和美学的现代性，将诗歌的功能性和艺术的独立性，融合为一种诗歌的本体性与同一性的探求。这才应该是当下诗歌探索发展的主导性走向。来源：《文汇报》
三，文学的社会担当
纯文学果真丧失了社会担当的可能么？
金理
常听到批评家批评今天的文学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能力。而在对纯文学的阐释中，则常常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如果文学向内转了，那么外部世界必然被阻隔；如果一个作家关心内心体验，那么他必然漠视社会底层；如果一个作家注重形式、技巧，那么他必然拒绝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
但我们从残雪、迟子建等人近期的小说中，可以发现敏锐、深刻的个人体验对公共性话题的包容与穿透。而这，有力支撑了我们对人类生存与文学丰富性的感受与认知不久前读到陈继明的短篇《粉刷工吉祥》（《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故事乍一眼看上去稀松平常：进城打工的粉刷匠吉祥在邮局汇款时，与营业员发生争执，遭受侮辱后愤而反击。终被保安拿下，接下来是漫长的惩罚过程。最后被送进医院的吉祥差点瘫痪，然而无论老板和同乡如何追问，吉祥都不愿说出受暴真相——小说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结尾——“接下来，吉祥继续干活。这座大楼很快要粉刷完了。”惟其平淡却愈显骇异。
在小说开头，吉祥并不是一个内向而懦弱的人，遭受侮辱后的愤而还击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在经受了保安“非人”的惩罚后，他“似乎认为，自己有这么一张爱说大话的臭嘴，是有必要吃点亏的”，接着“告诫自己万不可嘴硬”，直至最后“没表现出一丝怨愤”，“笑似乎也不再是原初的了，含着原来所没有的浓浓的傻气和呆气”。风暴过后，吉祥的反应愈是平淡克制，其遭受的伤害便愈发显得惨痛酷烈；小说在叙事的从容冷静与结尾的戛然而止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全篇不温不火，然而从张力内生发的激越的人道主义诘问早已喷薄而出：是什么规训了健康人性？是什么清除了吉祥对人之为人的正当权利的记忆与秉持？
我们经常会看到，批评家们对今天的文学丧失介入、参与等积极品质的严厉批评。然而面对陈继明的这个短篇，我们很难再轻易地判定文学沟通现实能力的匮乏，也很难断定，当代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可能性。
在对纯文学的一片质疑声中，残雪是少数为纯文学的合法性作辩护的人，在她理直气壮的陈述中，清晰可辨的是对鲁迅“揆诸心”与“人各有己”（《破恶声论》）的文学传统的接续：“试想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关怀，也不去认识，任其浑浑噩噩，那么他那种对‘他人’的关怀，对于被关怀的对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当下‘赢得’很多读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暂时的麻醉吧。”（《究竟什么是纯文学》，《大家》2002年第4期）
对于因纯文学的日益“保守”而感到焦虑不安的评论家，不是正在指责今天的小说创作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么？好，现在，属于先锋作家的残雪捧出了她的中篇《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主人公“我”在一个“被冻得麻木”的雪夜来到城市，臭烘烘的宿舍，高强度的劳作，在失落与希望间的挣扎……小说故事表层还真与我们对叙述底层苦难的阅读期待相吻合。
然而读着读着，不对了，灰子的“心脏长在体外”，“我”去公园的奇遇，以及骨头外露、“深洞始终没长拢”的腿……阴暗的基调、诡谲而又晦涩的情节，逸出日常经验对生命情境的高度抽象和隐喻，这些仍然回到了典型的残雪风格。当言哥“浑身发抖”着痛哭：“我一合眼，工头就来掐我的脖子”时，你能感受到内心的奴性、孱弱与权力结构生成之间的“合谋”；当最后发现“发生变化的只是我的适应能力”时，你又隐约想到那个在故事开头与“民工团”保持间距而显出常态的“我”，终于吞噬在光怪陆离的权力场中。以民工生活场景为象喻的权力梦魇，直指人的生存处境的一般状况。
针对今日部分作家“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以及建构总体性社会图景能力的疲软，一些评论者提倡强化文学作为“文化政治”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结论：政治的批评》一章中，否定将文学视为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相隔绝的封闭体系，他认为“这种‘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文学是社会现实与时代政治的组成部分，而政治是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既然如此，洞察与揭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中所潜藏的权力关系，不正是文学的“文化政治”品格的体现？那么纯文学的坚定拥护者——残雪的作品，比如《民工团》，将权力驱动的欲望法则、人性异化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缠夹，抽丝剥茧地剖析出来，抽象为人类真实处境的一般状况，不正是这个时代中优秀的文学么？这样揆诸内心、个性十足的文学，不也深刻回应了社会生活么？
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给批评家出难题的。因为它无法用这样那样的理论去概括、规约。比如《生死场》，萧红能够写出鲁迅说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写出胡风说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这样一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般的诉求，但同时，她的细腻敏锐的艺术触觉丝毫不会受到损伤。这就让人联想起前不久热闹的纯文学焦虑了。在那样的探讨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相似的屡被提及的判断，尽管它们也许不会被表述得这么直截，可隐含的逻辑大致不错，比如：如果文学向内转了，那么外部世界必然被阻隔；如果一个作家关心内心体验，那么他必然漠视社会底层；如果一个作家注重形式、技巧，那么他必然拒绝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类似的判断可以一直罗列下去，其语法构成是：“如果……”意味着一种纯文学的表现，“那么……”则是针对这种纯文学导致的缺陷的批判，显然二者彼此冲突，不可兼得。可是在萧红那里，这一点不困难。启发民众的呐喊与自身血肉淋漓的生命体验完美融合，甚至我们相信当她在进行一种创作宣泄时，根本不会去注意艺术构思与社会担当之间的对立。今天我们劈面遇到的问题也许在六十余年前的萧红那里根本不是问题，今天我们对纯文学的前途如此焦虑不安正是因为在萧红那里那种健康的、良好互动的，甚至互动都谈不上，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得太深。我们总是在一种潜在的内部/外部、文学/社会的对立框架中理解文学，画地为牢地将二者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拒绝开放。
我们强调正义、公平、社会关怀，但不能以此引发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性的、本质主义的绝对要求。正义、理想与崇高，有时也会扼杀文学。毕竟现实是复杂的，人对世界的感受也是多层次的，这就需要作家敏感、饱满、鲜活、丰富的内心体验。上文说到残雪，是想说明个体介入社会的多样化；又带出萧红，是想表达在这些多样化的介入手段中，文学的意义所在。为了讲文学对单一的反抗，下面还将提及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收获》2003年第6期）——
一对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的民工小夫妻，分居两地，“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风雨不误”。中秋节那天，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各自带着送给对方的礼物踏上探亲的旅途，然而由于通讯联系的不便和时间上的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见面。小说就是以这特殊一天中彼此旅途上的回忆、见闻为线索，展现这对底层夫妇的精神世界，在琐碎而绵密的风情画卷中抒发人性的善意和淳朴。作家写两人在腥臭的车厢内奔波，写王锐协助乘警追查小偷，写秀珊借出口琴，让柔和明净的旋律抚慰即将判刑的犯人落寞的心灵，末尾处写“林秀珊的声音颤抖了，‘咱一家人在电话中团圆了，我知足了！’”……迟子建有意在一种物质匮缺而精神充盈的背景下写底层民众的爱情，让人感慨再三。
我们已经被太多描写情爱的小说迷住了双眼，那些在都市闭抑的空间内氤氲不散的情欲纠葛，尽管伴着“身体”、“个人”、“私秘”等名号四散冲决，可总给人苍白颓靡、气血衰败的感觉；然而迟子建笔下这对在都市底层艰难谋生的民工夫妇的爱情，却坦然大气，那物质困窘下的一脉温情与善意，真如同月光下的行板，一唱三叹，余音不绝。读到这篇小说正是过年前后，电视屏幕不时播出回乡返城的民工大潮，每每看见那千人一面的脸庞，机械般复制的肉体运动：扛行李，跳火车，拥挤着出站，脑海中就想起迟子建的小说。再想一想，这是不是文学终究和新闻报道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篇写民工夫妇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品质，那就是不流于表面苦难的铺陈而深入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些漫溢出阅读期待的“越轨的笔致”，我想，它们是纯文学的。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重复使用到近乎透支的概念，比如乡村、底层、弱势群体时，往往会因为自身视角的单一，而忽略它们都是一个丰富而驳杂的世界，它们也有自在的、本源的庄严与美。在关注农民、民工等群体生活的困窘与贫乏时，如果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展示也同样陷入一种困窘与贫乏，这难道还是真正的关怀么？倡导公共性是应该的，但片面的引申、图解进而以此规范文学创作，会不会是一种对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破坏呢？而偏偏是在残雪、迟子建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敏锐、深刻的个人体验对公共性话题的包容与穿透，而这，有力支撑了我们对人类生存与文学丰富性的感受与认知。《文汇报》 2004年06月23日
四，企业的社会担当
三鹿事件各方社会担当都哪去了
金羊网 2008-09-19
银玉芝
三鹿奶粉事件发展至今，被掩盖的真相逐步解开。严重程度超乎想象，患病婴儿人数，一日之内从1000多人增至6244人，3人死亡，目前依旧处于上升状态。行业潜规则逐步被曝出来，添加工业用三聚氰胺竟是惯常。温家宝总理震怒，彻查事件原因，向人民做出交代。
事件牵涉的质检、工商、卫生、奶粉企
业、媒体等各方，在事件曝出前的绥靖缄默，甚至事件披露后直到今天，其职责和社会担当依旧难令人满意。
质检总局昨日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的免检，但如此严重食品安全事故，岂是仅仅一个免检惹的祸。质检总局抽检国内各乳品企业，曝出22企业的奶粉不同程度添加三聚氰胺。包括三鹿在内，仅少数几家为国家免检，其余多数企业接受质检，这些企业如何能添加工业用三聚氰胺后，却堂而皇之销往市场？我的同事采访奶粉事件，一奶粉代理商直截了当地说，检测只管营养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为降低成本，加三聚氰胺刚好保证蛋白质含量，国家不管，如何奢求企业自律。质检、工商失责是无论如何都推脱不了的。
事件多日，质检总局对国内乳品企业的抽检曝光，至今却仅限于少量生产日期批次的奶粉和液体奶。即便如此，也已经曝出22企业的奶粉添加三聚氰胺，其中包括了所有国内知名乳制品企业。民众对液体奶和酸奶的安全疑惑甚嚣尘上，质检何时才能全面披露所有乳制品的安全情况？从同事采访到的经销商口中，记者了解到，如果质检对各企业更多生产批次的奶粉进行检测，其严重程度大概会远远超乎22家。吁请质检和工商全力检测更多批次的乳制品，将中国乳制品的所有真相告诉公众，没有真相永远没有和解。同时希望警方和司法系统尽快介入调查，还公众以公道。
同时，卫生部门承诺的免费治疗虽然基本落实，但具体方案仍有不足。中秋三日假，贻误治疗就不再多说，全力落实免费治疗当是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第一要务。以记者工作的温州为例，今日免费治疗方案才出炉，却规定对首次就诊的患儿先付费治疗，确诊后才报销。从13日国务院宣布免费治疗到17日，长达5天时间，国务院免费治疗的政令居然才基本落实，官僚体制的低效率让人忍无可忍。16日记者回报社上班那天，就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一患儿因为家庭贫困，住院费缴纳不起，只好在家呆着，命运未卜。如果家庭因为交不起首次治疗费而延误治疗，这个责任最终当由政府和奶粉企业负责。检查肾结石，无非就是一个B超检查而已。卫生部应拨付专款，先行支付该笔费用，确保免费治疗无条件、简便快捷。
三鹿这家中国最大的奶粉企业，其奶粉销量占了全国百分之十几的份额，中低端市场占有率更高。三鹿早知自己奶粉出问题，但未及时处理。而以伊利为例，这几年里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优秀企业公民，但包括伊利依旧难逃三聚氰胺的魔咒。企业良心和企业担当不仅仅是广告和宣传时说说的，最优秀的企业必定是最有社会良心的企业。
还有那些自诩为世界级良好企业公民的国外奶粉企业，在国内奶粉危机时刻居然提价。以我所在的温州市场为例，惠氏，一听涨价20元左右。当然国外奶粉企业之前销售目标都很难完成，所以代理商会压低零售价格，不排除部分国外奶粉企业只是借此机会将价格提回正常价位。有代理商接受同事采访时就说，世界级的奶粉企业发展过程中没有一家没出过问题，甚至目前销售的国外奶粉部分可能也有问题。根据香港检测的结果，雀巢等国外品牌确实也存在问题。希望质检和工商尽快对国外乳制品也进行全面检查。
除了以上各方外，中国媒体应有的社会担当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在三鹿奶粉曝出问题不久前，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还播出了三鹿的软广告。类似恶迹，不胜枚举。
网络上近日流传一个段子，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国人何日可以放心喝奶，何日可以对所有食品放心？那一天，也一定是政府各部门、企业、媒体尽责并勇于担当的一天。来源:光明网
五，大学生的社会担当
农村家庭教育 大学生的社会担当
发布时间：2007年07月13日 新桐乡
农村家庭教育的缺失已成为当今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农村家庭教育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对孩子有效监管的缺失、情感沟通的缺失以及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等方面。
7月10日，浙江理工大学赴富阳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富阳市新桐乡包家淇村开展了一次关于农村家庭教育的交流活动。此次交流活动是以前日开展的农村家庭教育问卷调查为基础，以农村科学教育理念的缺失为切入点展开的。
上午8时30分，活动在包家淇村村委大楼四楼正式开始。首先，小分队队长祝晓结合多媒体概括性地向村民们介绍了有关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指出了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在对孩子有效监管、情感沟通以及家庭道德教育等方面作了深入的阐发。
之后，小分队的成员们主动地走到村民中去，同村民们进行零距离交谈，深入地了解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并结合自身经验谈了一些看法。
农村家庭教育可谓是中国教育之软肋。“重吃穿、轻心理，重物质、轻性情”已日渐成为农村的主导风气，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缩小城乡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有待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参与解决。（新桐乡）来源http://www.fynw.com/news/newsin.jsp?newsid=16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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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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