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二者基本上都认定，中国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最近网上广泛传阅的两份材料上看出来。

一份是由一个宣称成立于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海外媒体说，该宣言不仅在网上传，还被印成传单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发源地）等城市里散发；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他们在吹牛。从网上传的扫描文件上能够辨认出一些关键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词，如果把时间部分掩盖起来，你会以为又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比如"对于这些腐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力，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腐败透顶，我们造反有理。"火药味十足。

我们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极广的那份 《宪章》。这份宪政自由主义的宣言，也照样有很多尖锐的对中国官僚特权腐败的批判。

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不一样，但对那一点的观察是一致的。回顾一下，从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网开设专栏以来，读者在本专栏留下了上千条评论。如果把它们按类别来分，最多的也是对于官僚特权腐败的评论。所以，这种一致使得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看待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里面的官僚体制。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该官僚体制在二十世纪只有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而这两个严重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悖论。你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二十世纪中国官僚制受到严重打击的两个简短时候，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军阀制度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书记处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以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够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很鼓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