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前，张夫人打电话来说：“来跟教授一起过年吧。”

 

我问：“春节不是会去看烟花吗？”

 

“今年不去了。”

 

哦。

 

于是我也几乎打消了去看烟花的念头。但之前已经联系了同事一起去看，在同事的盛情邀请之下，还是按计划成行了。当天又接到张夫人的电话问什么时候去教授家，那时我还在想着看完烟花就回家，仍未有想法前往。烟花看罢，在同事家与两只猫咪宿了一宵，在网上流连之际，在一个影视论坛上看到盘点2008年电影的帖子，忽然心血来潮，很想去跟同样是电影迷的张夫人一起看电影，便马上拨电话问：“现在就上你那儿去行吗？”

 

“没问题。”

 

就这样，当天晚上的时候，教授夫妇和我三人，就已经坐在电影院里看着一部美国校园剧了。

 

张夫人是个电影迷。我还记得三年多前教授的70岁生日之后，我在他家与张夫人一起整理生日会上的录像——把发言的内容一一听写下来，挑选部分，记下起止时间，剪接起来，拼成DVD……我们拼命地干活，也拼命地看电影作为娱乐放松的法门，每天看一部，有时甚至一天看两部。

 

教授也算是个好影之人，但只能跟他谈旧片，他尤其爱谈Hitchcock。至于“新片”——所谓的“新片”的定义是，有一次我问他：“《死亡诗社》这片子怎么看？”他答：“我儿子很喜欢。”这就叫“新片”——，虽然看来他随着张夫人有一次没一次的也看了不少，但似乎大部分都兴趣缺缺。在我印象之中，只听他赞许过一部“新片”，那就是《美丽心灵》。

 

在家里，教授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写文章——连春节期间发的这些闲情逸致的散文，他都反复地想啊、写啊、改啊……于是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他也只是看上几眼就开始睡觉，偶尔睁开眼看两下，说：“这个小女孩很可爱，跟我外孙女有得一比。”散场时我问他：“这片子里的小女孩很漂亮吧，比得上你外孙女吧？”他却说：“论漂亮当然不如我外孙女，不过她很会演戏。”

 

不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我和张夫人就坐家里看影碟，或者到影碟店扫货。这几天下来，大概把2008年的好些片子都看了个遍。

 

过了一天，朱锡庆老师来了，张教授的妹妹夫妇来了，还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也来了。家里于是热闹了很多，步行去餐馆吃晚饭的路上到晚饭完毕、熬夜写文之前，教授也跟我们聊上了一阵子的天。

 

去吃饭的路上，我听他跟他妹夫说起国民党末期人们对当时各种货币的俗称，什么“干柴”、“湿柴”的。我好奇的问：“为什么叫‘湿柴’？”

 

“因为用来点火都点不着啊。”

 

众皆大笑。

 

在笑声中，我却想起母亲说起曾祖母那时，一边流着泪，一边把一麻包袋一麻包袋的金圆券当柴火点燃取暖的事。这些最初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金圆券，后来却因为疯狂的滥印而贬值到一钱不值，终究只是发挥了它们作为纸张的作用。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香港的朋友说起现在香港与深圳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城市了，很多香港人到深圳买东西回去，包括猪肉、生鸡。但海关不准许携带生的肉食入境，于是深圳的超市就提供一项服务：用热水烫一下猪肉、整鸡，使表面变色，看起来是熟的，就能过境。粤语中有一句话叫“滚水碌脚”，意为脚步匆忙，犹如有开水在地上烫着脚，逼着人脚不沾地似的奔跑。我们笑称，现在这一招，叫“滚水碌鸡”。

 

张夫人说，那也是因为香港在过年时节的肉价也实在是太贵了。一只鸡贵的可以卖到400元，在深圳项多是40元。她还听说过一件事，说是一个外国人在香港买鱼，因为听力不佳的缘故，问价时听错了以为是100元，结果最后结帐时竟是600元，比去吃西餐还贵，不由得惊呼“Crazy fish！”

 

晚饭后，大厅里，张夫人开着电视在看，我们在跟教授天南地北、漫无目的地聊着。教授偶尔看一眼电视里的内容，随口评上几句。

 

电视播放到一则新闻，是台湾人春节期间去动物园看熊猫，抱怨时间太短的事。教授看了一眼，道：“真是蠢到死。为什么不分开两个时段，一个时段收价三千台币，可看半个小时，并供应座位、茶水；一个时段免费开放，排队轮候，随他们去打架争抢？”

 

我们大笑之下，教授继续发挥：“有一次去四川，他们说这里有很多很多熊猫。我问：‘很多是多少？’他们说：‘多得不得了。’我再问：‘你们这里有红烧熊猫这道菜吗？’他们说没有。这就证明其实不多嘛。”

 

我们笑得捧腹跌脚。我看了一眼张夫人脸上的表情，道：“我知道你在心里正说着什么，你心里一定正在说：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张夫人抿嘴而笑。

 

旁边的朱锡庆老师说：“这‘红烧熊猫’的话问出来，可是要有很高的经济学水平的哦。”

 

我忍笑道：“对啊，是需求定律的运用嘛。哈哈哈哈……”

 

这个春节，就是这样在电影与笑声中，在教授的家里渡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