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就是交换。如果某人对某件物品没有私有权，就没有让渡权，就不能合法地将之用于交换。所以，马克思的说法是符合逻辑的，即交换的合法性建立是在私有权制度之上的。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制度基础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

　　进而，推进市场化，就是推行私有制；推行完全市场化，就是推行完全私有制，推行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全球推行私有制。但最终可以从中受益的只是资本，得益于这种自由的只能是大资本，仅此而已。

　　

　　资本（货币、知识、技能）的所有者（掌控者和运用者），在经济学上被概括为“理性人”。理性人的属性就是“趋利避害”，也就是说，私有的理性人不仅要趋利，还要同时避害。换句话说，资本的所有者虽然是贪得无厌的，但是还是有所求有所不求的，所求的是“利”，所不求的是“害”。对于“害”，不仅有所不求，而且还要有所避让——当然，利乎害乎，都是资本所有者以自己的价值观所认为的。

　　理性人“避害”不是躲避“害”，不是让“害”继续存在于自己的领地而将自己逐步挤迫到边缘，没有一个理性人会把不断增加的“害”保存在自己的私有领地之内，所有的理性人都是在尽力保有而且扩大自己的私有权领地的同时要将“害”驱逐到自己的私有权疆域之外——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溢出性”。这个“外部”当然是相对于具体的私有权领域的外部，但是人类同时赋予了私有权一定的神圣地位，向他人的私有领地溢出害处是侵犯私权，是违法的，最终，这个私有制社会就自然选择了一个共同的“外部”，即公有领域。

　　

　　尽管地球上连同地表在内的几乎所有东西、甚至领空都可以被资本所鲸吞而私有化，但是，万能的资本却无法将“环境”私有化，因此，环境就天然地成了一个不得不存在的、但是真正的“公共领域”。环境的这种公共属性让其自然地成了一个供私营部门溢出其外部性的公共垃圾场。

　　

　　城市以市民为中心，把郊区农村看做是自己的外部，因此不断地侵占郊区的山沟供市民倾倒生活和建筑垃圾，一条山沟填平了，就再找一条来填，终于有一天发现可供填埋垃圾的山沟也成了“稀有资源”，于是开始自欺欺人的所谓“减量化”处理，建起了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城市的扩张将原来被看做是外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地点也城市化了，垃圾焚烧场变成了市民的家园，遭到市民的抗议，于是乎连减量化处理也困难重重。

　　

　　资本在经过掩耳盗铃般疯狂贪婪之后终于也“发现”和承认，所谓的外部就是和自己一起推动GDP上升的另一个私有者，反过来说，自己也是其它被自己视为外部的私有者的外部，大家争相向“外部”“溢出”害处，其实就是相互残害——这就是私有制下的人类活动方式。

　　于是乎，私有者们不得不就如何溢出有害派出各自的代表坐下来谈判了——因此，《京都议定书》诞生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了。在一个私有制社会当中，保护环境，就是要保护公共垃圾场，而不是取消其供私有者倾倒垃圾的功能——因为没有一个私有者愿意停止产生垃圾——这种攫取价值必然留下的副产品。因此，哥本哈根大会无果而终不欢而散，《京都议定书》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连贪婪成性的资本也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占据一个垃圾场，可见，一个供大家倾倒垃圾同时又不损害其它私有权的公共垃圾场的存在是多么的必要。

　　

　　如果环境可以被私有化，可以推定，类似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种会议一定会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而气候大会的无果而终，反过来说明了“环境”在当下还没有办法得到资本的垂青。这倒不是资本压制了贪婪的天性，资本原本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欲将“环境”纳入到市场的轨道当中，即众所周知的“碳交易”，资本原本是计划将之演绎成为今后几十年内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但是这个试图将环境当作资本增殖的道具的做法太过于“司马超之心”了，真正的环境问题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资本所眷顾的东西就像是“有理数”，而资本所侧目的东西就像是“无理数”。数学基础知识是，代表有理数的点在数轴上是处处无限密集的，而代表无理数的点在数轴上也是处处无限密集的。资本欲将价值数轴上的有理数点切下来拿走，但是，拿得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