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封面女工带给我们的苦涩

　　本报主笔  刘长杰

　　有一种荣誉，我们实在不敢苟同。

　　来自深圳《晶报》的消息称，12月16日，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评出了2009年度人物。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除了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这样的“权势人物”之外，平民味儿十足的“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亚军。在介绍“中国工人”这一群体时，《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在深圳一家LED工厂，《时代》周刊的记者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有媒体就此发表评论称，“4名女工登上《时代》周刊是当代中国工人的骄傲”云云。我们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这个“亚军”与其说是颁给4名女工，不如说是颁给中国——这个在金融危机之后实现“成功保八”的国家的。《时代》评价的原文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这表明，4名女工是“工人身份人群”的代表，而非“优秀工人”的代表，与形象代表有关，类似油画《父亲》的寓意，而非骄傲。

　　其次，《时代》的评价隐含着多重意思，不能简单看待。我们认为，这其中至少有一种含义是暗示这些普通工人为“保八”在“超标准地付出”。事实上，《晶报》的善意采访，给我们留下了多处这样的注解：“一夜之间，她们的笑容传遍了世界”，事实上，4名女工是在一家四星级宾馆房间里的摆拍，照片中的“她们”是否代表她们真正的会心一笑，存疑；31岁的车间主管肖红霞很开心，因为她“管理着20多个人，每周日还能休息”； 21岁的普通女工彭春霞说，“虽然这份工作很繁重，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但有工作可做就是幸福的”……这样的女工，到底是普通工人的骄傲，还是出口经济导向下的“中国制造”的悲哀，值得商榷。

　　第三，与邓小平、李连杰、李宇春等等这些曾经荣登《时代》封面的中国风云人物带给公众的感觉不同，《时代》封面的4名女工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丝丝入骨的苦涩。肖红霞17岁初中毕业即南下广东求生，从1994年到现在，先后在14家工厂打过工，而到现在，“我要把家安在深圳”成了她最大的愿望；邱小院刚满16周岁独自来到了深圳八卦岭一家电子厂打工，当时每月工资仅500元，她对自己的评价是“在打工的这么多年里，我得失各半”； 彭春霞17岁来到深圳，她说，“在我的家乡，大多数人都为谋生而离开家乡。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以为来这里打工是乐趣，现在知道不是。”

　　如果让我们来解读“封面四姐妹”的意义，我们更愿意探究她们为支撑“中国制造”而付出的青春和代价，更愿意探讨对她们曾经付出的汗水和血泪该如何给予补偿，更愿意探索如何让她们平等地“和我们在一起”共同建设和享用一座座城市。至于骄傲和自豪，我们根本不曾记得。

　　她们是一群农民工，即便荣登《时代》封面，依然是。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叛。

　　***此为发表于20091222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评论的原文，发表时http://www.sdshang.com/MMM/P_Show.asp?ID=38599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