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智库兰德公司（RAND）出的一本书，作者麦艾文（Evan S. Medeiros）为奥巴马团队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中评网上对他的一份介绍（http://www.china-review.com/gao.asp?id=22901）中称：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资深学者,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防工业政策专家。他曾经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担任访问学者,同时在外交学院担任兼职讲师。
从美国保守派的角度来看,麦艾文是一个亲华学者。2003年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中国新外交》一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他在文章中说, 中国的外交正在经历从受害者心态到大国心态的本质转变。文章评论说,大国关系逐渐占据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中国越来越看重本国利益与重要大国利益一致的部分,中国开始强调大国之间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并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要“有所作为”。2004年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访问时,麦艾文再次表示,“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是你输我赢的游戏。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在谈论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国时将美国边缘化,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是对的,而把这一论调推到极端,我觉得是错误的。”去年7月,不少美国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将于2007年正式部署“东风一31A”型洲际弹道导弹。麦艾文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表示,致力于导弹部队现代化是所有国家必经的过程,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对此都不必过于大惊小怪。
本文是博主对其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Opportunism，and Diversification一书的梗概和结论的翻译。博主英文水平有限，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朋友指正。习惯英文的朋友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英文全文：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50.pdf。
一、目标读者：
本研究的目标对象是那些关注管理美中关系、关注塑造中国的外交、关注确保中国的全球活动不会削弱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
二、内容摘要
中国现在是一个意义重大且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全球参与者。它卷入了那些曾经对其利益而言无足轻重的区域和议题，它有效率地运用以前不曾使用的工具。它不再言必强调将自己纳入一系列既存的国际社会的规范、规则和制度。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屹立于彼。它正在影响全世界的观念、关系和组织。中国的国际行为无疑正改变着当前国际体系的动态，但并非改变其结构。
中国全球行动主义的推动力是一个由观念、目标和政策组成的可识别的集合，其中一些由来已久，另一些则只存在与当前。
中国的外交政策展望
三项历史背景影响着中国对其安全环境和全球事务中的角色的看法，从而影响其国际行为。第一，中国处于“复兴”的过程之中；第二，“受害者”心态让中国对外国强权对其主权的（想象或现实的）侵犯高度敏感；第三，中国有防御性的安全观，此观源于对外国强权利用其内部弱点约束和胁迫中国的历史性忧虑。
中国的国际行为还由长期坚持的外交优先项所昭告，包括保护主权领土完整，促进经济发展，获取国际空间和地位。自1949年以来一贯如此，不过近30年来，三大战略重点的政策表现和领导人对它们的相对重视程度发生了变化。
中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
中国关于其安全环境有两个首要维度。第一，广泛持有的信念认为中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相联系，此信念于今尤甚。第二，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之威胁的范围和严重程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一些人来说，中国从来没如此安全过，对另一些人而言，安全威胁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激发了对未来的深度关心。
总的来说，中国领导认定他们的外部安全环境是好的，且今后15到20年是一个中国通过持续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发展实现民族复兴这一首要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决策者寻求以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扩大这个机会之窗。
中国对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可分为六个方面：没有大国战争、全球化、全球力量平衡、非传统安全挑战、能源不安全、中国崛起。
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中国外交上的五个具体目标：经济增长和发展，再保证（消除中国威胁论），反遏制，资源来源多样化以及缩减台湾的国际空间。
第一，中国寻求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为持续推进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便利。其国内重点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要求：中国积极利用其外交来扩大对市场、投资、科技和自然资源的获取。其次，中国寻求向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保证，它的不断增加的能力将不会削减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第三，中国的外交，尤其是对亚洲的外交，寻求降低其他国家单独或集体的抑制、约束或阻止中国复兴的能力或意愿。第四，中国正在建立政治关系以多样化其获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途径，重点对象是非洲、中东和拉美。包括从供应者和运输路线多样化等方面确保能源安全。第五，中国寻求减少台湾的国际空间并限制其他国家赋予台湾合法性的能力。
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行
中国已经发展和部署了一批新且有效的工具来追求其五个对外政策目标。它已经变得更加自信、弹性、富有创造性和笃定地使用这些新的工具。中国已经以类似的方式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若干大国发起了高层次战略对话。中国已经就每一个区域和若干功能性议题参与了多边机构。中国在现有区域组织中的角色扩张和兴办新的组织已经成为其外交的经常性需要。中国对经济外交的使用是稳健和多层面的，不仅包括了双边贸易，而且还有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安排、发展援助以及同时促成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军事外交现在表现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广泛参与，高层防务交流，联合演习，联合培训和教育。认可是这些强化努力的主要目标。
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北京面临若干约束，这可能限制其实现外交目标的能力，还可能歪曲理解中国意图的能力。首先，随着中国在全球存在和影响的增加，中国的邻国和其他国家对北京的期待更多。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准备回应这些需求，因为这样做会带来太多的负担；这种状况已经造成对中国的可预测性和可信赖性的疑问。其次，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有时缺乏弹性且带有攻击性，削弱了其展现温良一面的能力。第三，中国面临众多尖锐的治理挑战，这限制了政府处理国内麻烦的能力，这些麻烦可能向邻国溢出。这一治理赤字令北京全面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复杂化了，使得中国看上去不值信赖。第四项挑战在于中国决策机制的弱点。过度保密以及文官、情报机关和军事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妨碍了中国对国际层面危机作出快速和有效反应的能力。
有关中国国际行为的主要发现
中国已经极大地运用——确切的说是巧妙的利用——现有国际体制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看来在利用当前体制促进其利益方面中国的机会多过挑战。中国的国际行为并非为意识形态所驱动，它并不追求革命的外交政策，如获取新的领土、建构制衡联盟、推进经济发展或全球安全的替代模式。中国并不试图毁弃或彻底修改当前的一系列全球规则、规范和制度。相反，它寻求掌控它们以实现自身利益——这条道路目前为止被证明对北京而言成效卓著。
中国也对现状的某些方面不满，例如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以及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的全球优势等。北京的反应是在当前体制内有所作为来解决所关心的事情；这包括试图削弱美国的相对权力和影响力，尤其是美国行为直接影响到中国利益的时候。中国当前无意与美国对抗并树立新的全球秩序。但中国的确挑战了美国的一些利益，尤其在亚洲。总的来说，中国确曾间或有些态度坚决的表示，但在追求上述及其他目标时很少表现出进攻性。中国的方式在于吸引和约束别人，而非直接挑战他们的利益：它更注重吸引而非对抗。它在亚洲寻求这样的环境：各国被北京所吸引，依赖北京，并且因此恭敬北京，作为一种最小化约束同时最大化其自由行动的方法。
部分出于设计、部分是无意插柳，中国正在将其繁荣、安全和地位的来源多样化，这一趋势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美中关系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正在利用外交来扩展获取市场、投资、技术和资源，以促进国内发展。它在发展新的外交关系，并且与为数众多的包括全球和区域机构在内的权力中心扩展现存的外交关系。它还多样化其国际地位及合法性的来源，扩大中国的声音。
中国领导人不断透过国内事务来处理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又用外交政策来襄助其不断增加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任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只想被置于事外的封闭国家或者中国领导人将外部事物作为次要关切。
对中国而言，在本国的行动现在也需要它作全球性思考。中国国内与国际事务的联系已经变得更紧密，而且被假定在过去十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是正是这一联系将持续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即中国共产党的持续统治）的双重目标仍是其外部行为的主要动机。
随着中国全球形象的提升，中国需要一把交椅，在塑造全球规则、规范和制度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表现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中最明显：中国已经创建新的组织并扩大自己对现有组织的参与度。中国作为议程和规则设定者的角色在未来外交上只会成为更显著的特征。但是，中国在那些规则制定中的实际作为是相当有限的。尽管中国明确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过程的一部分，但并不清楚它除了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之外，到底寻求促成怎样的规则或规范。迄今为止，北京并未提供多少真正的新思路，它所创办的机构也不是为了与原有机构竞争或取而代之。此外，其他亚洲大国仍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保持警惕，并且寻求限制中国通过参与那样的组织开扩大其影响力的企图。
此外，中国的国际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带有很深的过渡性。中国的观念、目标和政策现在是明确的，但仍在演变之中。中国决策者无疑心中有目标，但他们在新的权力、影响力、责任、期待和约束下，摸索前行的道路。中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多地不但被国内需要而且被动态的全球安全环境所驱动和约束。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竞争着的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危险的平衡，这些需求在数量和种类上还在不断增加。这些需求最终将决定中国未来国际行为的内容和特征——有时会形成看上去矛盾或不一致的行为。
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
中国并不寻求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支配性强权。它的精英们现在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的全球领导者——一个对等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其国内挑战太大了，不能承担扮演前述角色相关的风险和责任，并且他们认识到自己缺乏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物质资源。他们还担忧那样的全球角色会从国家发展急需资源上转移太多出来，而且可能引起区域内对中国敌视情绪的反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欢迎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一个多边主义治理的、美国权力受到制约的世界。中国领导人也希望中国最终被认为是一个大国——尽管这一期待有非常宽泛的含义并且不能被很好定义。中国领导人渴望外部世界对中国之成就予以承认的状态，但也担心与之相关的负担和成本。
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行动直接侵蚀了美国在特定区域和机构的相对影响力。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在这一努力上有用的伙伴。但是，这两国之间的关系仍是复杂的，他们现在不可能组成一个反对美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外交政策最具竞争性的方面显然在亚太区域，中国将之视为其战略周边。中国现在不再试图将美国从这个区域排斥出去，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一努力成本高昂且极易失败。一些中国决策者认识到了美国安全承诺所提供的稳定性。与其如此，中国宁愿寻求约束美国遏制中国的能力；也即，中国寻求最大化其行动的自由度，以此作为反对感知到的美国限制中国之选择的努力的方法。因此，当美国直接触及中国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时，中国会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但中国并不寻求与美国对抗或将美国从地区驱逐出去。
此外，中国的多元化战略正在改变美中关系的导向。随着中国繁荣、安全和地位之来源的更加广阔（而且是在中国认为美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北京变得更不愿对美国投其所好，变得更有能力抵制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甚至产生对抗性力量。美国传统的主要依赖于双边外交来塑造中国国际行为的方法面临新的限制。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势正在改变美国与该地区盟友和伙伴之关系的性质。随着中国与它们在经济、金融、军事上的联系的增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需要以及他们对华盛顿的需求将发生改变。一些情况下，这使得美国政策和美国的承诺更有意义，让亚洲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有更多信心。同时，没有国家愿意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选择题；没有国家希望美国离开该地区；没有国家希望中国支配这个地区；没有国家愿意被卷入遏制中国的努力之中。中国在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计划中更大的显现影响，这会促使华盛顿丰富其能力来与其盟友、伙伴、其他亚太区域国家甚至区域外国家设立排他性的互动及合作的条款。
美国的对策
在对中国国家层面的政策上，美国应采取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混合策略。详言之，这一混合策略包括三个部分：接触、制度约束和安全平衡。
在接触上，美国既要塑造中国的意图，还要检验中国的意图，这是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的逻辑后项。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借接触来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不谋求在中国实现暴力政治革命。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愿意接受和关切中国的利益。同时，美国还应向中国传递“如果要求扮演更大的全球角色，需要肩负额外的负担”。
除双边接触之外，多边领域美国更应有所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区域外交上应当更活跃，加强美国存在的可靠性和合法性。中国在美国忙于应对阿富汗、伊拉克事务的五年中加强了在区域内的影响。因此，美国接触政策的重要方面是增加对亚洲重要多边会议的参与，以此表明美国对区域盟友和伙伴的承诺是一致和高质量的。
经济方面，美国应将重点放在协商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投资安排，并对区域经济危机管理机制作出贡献。应该在美国应该追求这样的区域参与的议程，带着自信来强化多边主义，而不是作为对中国的防御性反映。美国无需参加中国所参加或组建的所有多边组织。对中国区域外交的过度反应将会损害美国加固其作为亚洲国家公共和私人物品关键提供者的现有角色的终极目标。
对中国的约束战略的核心前提是利用中国希望坐一把交椅和获取国际资源的愿望，将其锁定到自己作出的承诺上。
约束不必被视为一种强制途径；绑定是寻求为中国创造机会，让它接受约束，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它的一些利益的接受，以及它获取资源和在区域及全球机构中地位的途径。
政策上这意味着扩大中国对主要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这将给出这样的信号：美国愿意给予中国更多“发言机会”同时还能帮助美国决策者准确评估中国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
美国战略的安全平衡部分包括加强美国同盟的合作和美国对亚太区域安全承诺的可信度。通过制止任何国家的侵略行为来确保地区稳定仍然是美国联盟和军队在区域部署的中心目标。美国还应改善区域安全合作的质量，确保美国盟友和安全伙伴不易受到中国的掠夺，同时还不能让它们觉得美国需要它们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可以利用上述安全联盟，通过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扩大其存在的合法性。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可以凭借运用卓越的防御能力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
最后，安全平衡不应被作为一种结党对付中国的方法来追求，这样做会令主要的盟友和伙伴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