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2月19日下午
地点：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大厦三楼报告厅
主持人：信力建
信力建：关注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权益问题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家走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要奔向强国的阶段了。什么是强国？有人说教育强才行。这些孩子是不是都是祖国的花朵，如果是，谁来照耀他们，哪个政府来照耀是个问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民办教师是不是和公办教师同等地位。为什么有些分到体制内，有些分到体制外，有些拿高工资，有些拿低工资，有些连社保都没有。今天请到了5位嘉宾讨论一下。
易本耀：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基本处于“活命状”，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打工子弟学校由于收费比较低，一般是300到600元，收费低的学校教师工资是500到600元，收费多一点教师工资达到1200元左右，基本没有入保，个别学校加入了一些商业保险，比如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但不符合社保要求。入保是教师应该获得的权利，公办学校是政府、学校、个人三结合的办法，打工子弟没有办法解决。入保仅凭学校和教师是做不到的。武汉是政府拿钱入保，上海是拨款，北京我们是很羡慕的。
陈淑贤：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闵行区民办小学的校长。2005年我来到上海，工资是800元，生存都很艰难。通过上海民办教育这几年由于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有了长足的发展，老师能拿到1600到1700元的工资。上海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与城市核心同步，民办教师的工资相对而言是比较紧张的，仅仅维持生活。很多老师来自全国各地，有些是单身一人在上海，上海的消费相对较高，目前的工资还是比较苦难的。感觉政府有时把民办教师遗忘了，编制上没有保障，生活上没有保障，即使也有一大批的教师在岗位上默默的奉献，他们将来的出路在哪儿？这些老师在不断地流动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保障，自然而然的就要流动。怎样保障外来务工子女的学习成绩，保证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变得很重要，如果老师不能安心留下来，教学质量从何谈起，教师的未来从何谈起。希望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能够对民办学校的老师给予更多的帮助和关爱，让他们能够安心踏实地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
信力建：有三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政府出资，二是向家长收取费用，三是NGO的帮助。您觉得哪一个更重要？
陈淑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出资。实际提高老师待遇对民办教师来说好像我们不是中国的教师。现在各个地方的公办学校都在实行绩效工资，但对民办学校根本没有谈到这一点。所以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民办教育，关注民办教育的发展。事实上民办学校的学生回到当地成绩也是相当好的。
王春华：大家好，我是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教师项目的人员。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是社团的大学生毕业以后秉承在校期间的理想成立了公益组织。我们的定义是“农民之子”，所以一直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打工子弟教育主要产出有两个，一个是烛光通讯，一个是教师之家。我们在工作中做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生存状况和权益保障调查，深入访谈50多名老师。发现现在基本工资只能达到平均水平，900元左右。
信力建：在广州我调查了一个城管的工资，大概4000元基本工资+社保，再调查看监狱的人员是10万元，教师工资和看监狱人员相差10倍。
王春华：我们调查的韩老师那里老师的工资能达到1400元左右，并且给老师上了社保。寒暑假工资基本是行知学校有，再就是韩老师那里有一个补助，其他的基本没有工资和社保。
女教师没有孕产假，休产假没有工资，并且也失业了。这不光是违反妇女权益法，也违反劳动法。没有一个老师能够享受病假工资，有两个实际案例，就是因为突发病，不仅当月的工资不发，上个月的工资也没有发。权益方面主要还是政府监管，只有硬件的要求，有没有软件的要求。
信力建：是孩子读书重要，还是政府发证重要，这是一个人道问题。
王春华：我要说的是政府监管有没有跟上。钱拿了，监管力度跟不上钱也是白拿。要解决这部分问题就要加大政府监管，在政府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能不能试图用社会力量监督。比如烛光通讯的媒体，他联络的是打工子弟教师，自己形成了团结的力量，对学校进行监督。他能够联络专家媒体和NGO，能不能通过社会的合力形成一种监管机制。
信力建：你的意思是NGO比较可信，老板不可信。
王春华：比如说学校，是民办非企业的性质，没有说民办非营利的性质。
易本耀：这个问题研究了20年还是解决不了，我们想向政府直接请愿。现在打工子弟教师待遇低下，社保无门。监管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政府来解决。本身孩子受教育就是政府的义务，没有办法流动人口自己办学，办到现在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像刚才说的派人去监管，打个比方1000人的学校一年期收600元，房租至少50万，工资一年60万，怎么监管？
陈淑贤：我认为应该是政府监管，我们学校属于政府托管，实际上就是监管钱，政府怎么监管，怎么分配？首先提出办公室事务，工资是由托管学校定的，85%是老板。我认为监管要看政府的措施到不到位。
易本耀：上海一个学生一年2300元，这个钱是政府拿的，要由政府统一监管。现在是没人来监管。有人认为我们中间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无利可图还办它干嘛，不挣钱我怎么继续干，不挣钱政府不给学校怎么生存、维持、怎么发展，那么多的孩子需要就学。
信力建：很多人道德很高尚，认为质量不好，还不如不办，是把孩子读书放在第一位，还是不营利放在第一位？
周纪平：政府必须拿钱，然后才有资格监管。民工子女教育是弱势，但当中拿到钱的人也不是没有。有一句话叫“胖了老板，苦了教师，害了学生”。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拿钱完全靠政府不是办法。几位嘉宾讲了NGO的办法，这是个办法，大家拿钱大家来做这个事情，社会监管，这样才有希望。倒过来我也要讲一句，我们的专业委员在办农民工教导主任培训班的时候，很多教导主任向我们呼吁，政府的钱下来是老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钱还是没有到教师手里，教师的钱还是很少。我们向上反映怎么办，规范办学是目前重视的问题，教师的权益必须保障，社保必须有。政府划拨的钱60%左右必须保证用在教师的身上，20%日常运作，7%是校舍维修，8%是安全器材或者其他用处。剩下的问题是投资者举办者的权益问题。 讲当年学校办学投了多少钱，我要得到多少回报？现在上海关于这个问题不谈，权益问题放在后面解决。给了钱之后就不能够再向学生收费，收费是教委批的一点钱。
信力建：老板是不可靠的，是黑心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韩嘉玲：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明一下教师的生存状态。除了春华谈到的教师工资非常低，比如说寒暑假都拿不到钱，我现在都不敢把他们当做教师，而是当做劳动者，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与学校签订合同。学校可以随时解雇老师，教师劳动的强度也非常大，教师上课完全没有监管。所以在劳动权益方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教师自己人的基本尊严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做项目的时候非常心痛，因为周六、周日教师还要去打工。如果我们要求学校把他们的工资提高上来，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是靠学生的学费运转，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跟所谓的劳动权利，势必就提高了收费。其实广东的教师教学质量和环境都非常好，广东基本是北京的两倍，这是靠学生的家长投入来完成的。我想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这样资金的出资肯定是国家政府行为。NGO和社会的资助只是起到补充的作用，国家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基本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国家完全有实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民办学校的合理利润是什么？我自己有一个看法，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农民工子女部分，就是公益没有什么合理的利润。我不同意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大家都要发挥监管的作用。NGO除了做培训之外，也可以起到监督各监管的作用。
信力建：除了诉求于政府给予教师拨款买社保之外，还要诉求于是否能够让更多的NGO办学，直接办一个外来工学校，不营利的，给这些黑心的老板做一个样板。有10个人卖包子，有两个卖包子的人不赚钱或者免费发放，其他8个人是赚不到钱的。老板是不可靠的，没有谁比谁道德更高尚。
徐永光：我觉得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一是政府，第二是市场，也就是私人办学，公益只是第三位的，量比较小。作为一个市场的投资，老板要合理地赚钱是无可厚非的，不能说挣的是“黑心钱”，他们确实承担了很大一块需求，对他们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 像北京的这些问题，政府补贴就涉及到监管问题。现在是给设备，今天20万的设备，明天20万的设备，有些都是浪费，实际不如把这些钱补贴到老师工资上。
信力建：我还是呼吁政府应该开放第三方办学，也就是教会办学。我们相信教会是比较慈善的，他们还是有公信力的，另外教会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我也呼吁NGO办学，冲击黑心老板，把他们彻底赶出这个市场。
韩嘉玲：我觉得民办教育是解决特殊化和优质教育的方法，对弱势群体的教育不应该由市场解决，也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1/3我都认为不应该由农民工子女承担，因为城市里面资源多的连1/3都不用承担，所以弱势群体义务教育阶段不应该由市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