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话题与往年相比，并无太多新意。据悉，今年前11月全国财政支出56235.97亿元，仅完成全年计划的73.8%。而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的这个数字为79.7%，2008年则为75%。

　　社会上对于“突击花钱”的忧虑之所以如此显眼，是因为公共预算涉及公共资源分配，它有技术性的一面，但也有很多政治性的一面。“突击花钱”的表征是令人痛心的，而它反应出的体制问题则更值得关注：一是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已不容拖延（技术）；二是人们期待预算透明度的焦急心理（政治）。

　　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认识到了预算编制需要进一步合理化，相关技术改良正在探讨，比如将每年的预算年度改为从4月份开始。除此之外，还有“多给了”的预算额度回收，以及超收入部分纳入预算等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早已确立，并且，这种方向也是十分合理的，很多改革方向暗合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做法。首先是建立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体系。新的支出功能分类不再按经费性质设置科目，而是按政府的职能和活动设置科目，政府各项职能活动和具体工作，可直接从预算科目上反映出来。在2006年初，财政部就下发了《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将过去的分类进行了整合、重构、细化和规范。此外，还包括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程序的前提下加快拨付进度，同时加大财政预算绩效考核力度等改革。

　　改革的方向已经确立，接下来需要的是足够的动力。近年来，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收入管理方面，支出管理（尤其是支出预算编制）改革相对滞后。前者总是“雷厉风行”的，而后者却常常进展缓慢。这其中固然涉及到很多利益牵绊，但是，透明度不够、社会监督不足也是改革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公共预算专家爱伦·鲁宾（Irenes Rubin）认为，预算过程的改变可以增加、亦可减少公共参与，可以使政府变得更加透明，亦可更加隐秘。

　　那么，增加透明度为什么显得如此之难？公众为什么对预算透明度有如此热切的期待？原因在于，社会公众想要看清楚各级政府、各部门的预算管理中，花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究竟有多少，也就是各个预算主体做了什么事，以什么为优先选项。

　　2007年人大会上提出的《预算执行与预算草案报告》指出，改革预算收支科目，要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对“透明度”的强调是跟在“细化预算编制内容”之后，这或许显示了二者在这里有一种递进关系。如果政府能够积极地在执行层面加大对民生领域的公共品供给，那么反映在政府预算方面，“细化预算编制内容”就可以把政府对此类的投入明确无误地列出来，然后晒在阳光之下（广州市在网上公布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是一个重要进步，不过，基本上各部门的预算收支情况只有总量，而未见到具体的分门别类的支出情况）。如果相关民生投入增加，那么预算管理的透明度或许会自然增加，因为，办了实事，无惧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预算还反映着相关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制度向上或是向下转移财富的程度。

　　可见，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除了技术改进，最终需要政府的积极转型，这也是“十二五”的重要主题。只有政府加大转型力度、切实增加民生投入，预算管理才能真正显示出公共财政的特征，才能真正克服年底“突击花钱”。而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预算管理透明度的提升又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值得期待与努力的良性循环。

　　此外，另一个范畴的政府转型还在于预算管理需要纳入公众参与。在程序上，未来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确立和完善向公众征询的相关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和监督机制，以避免“公共财”悲剧。而且，大量引入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政府预算管理，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比如新加坡每年预算草案在提交国会的同时向社会公布并征询公众意见；在美国得州，预算程序是先进行预算目标制定，与议会沟通、进行公众听证会，预算的主要参与者包括议会、市长、相关部门首长、公民以及利益团体等。尽管各国的国情和公众参与方式各有所异，但是其中的共同点就是给与公众参与以完善与方便的渠道，因为，这是所谓的“公共财”，需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才能提高财政配置效率和体现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