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长城所请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范岱年研究员来讲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长城所30多位咨询师参加了培训，我与刘志光、武文生等长城所领导参加了此次培训。

范岱年讲科学哲学与方法论

     范岱年回顾了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他讲了金岳霖曾经写了一本《知识论》，中国科学哲学开山之作，但是抗日战争期间丢在了防空洞里。他说洪谦是中国（东亚）唯一的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在德国曾师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石里克。范岱年介绍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现象学各个学派的代表思想的同时，介绍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于光远、龚育之、许良英在自然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讲了爱因斯坦不拘泥于康德的先天时空观，发现了相对论；讲了索罗斯用反身性原理做股票投资比较成功，索罗斯和范岱年曾经见过面，本来索罗斯要去武汉参加1987年波普尔国际讨论会，由于当时纽约股市崩盘，他匆忙地离开了北京。范岱年说，大家是从事战略咨询工作的，应该学习科学哲学，但也不能拘泥于哲学；当你面对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时，要多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思考，不管什么哲学流派，只要合理适用，就可以拿来。在科学哲学上，就是费耶阿本德说的“怎么都行”。在他讲课结束前，范岱年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1）中国向何处去？（2）世界向何处去？

用科学哲学的视角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是典型的抓住全球化机会成长起来的。全球化是什么？信息更快流通，资源更快流通，信息、资本、资源、人都更快流通。为什么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能抓住机遇，发挥中国人优势？

辜鸿铭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精神》，我比较认可其中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是最最敏感的。全球化需要什么，敏感。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迅速，就是因为中国人有敏感性，而这敏感性更多地表现在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身上。

     中国之所以能利用好这个全球化机会，在于采用了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哲学中的试错法。试错法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没有永恒的真理，所有的真理是在试错过程中逐步接近真理。这个试错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过程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靠“摸着石头过河”逐渐走出一条新路；二是在经济发展中鼓励创业，用创业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应对过程中，经济发展才能有持续的动力。

     中国之所以能利用好这个全球化的机会，还在于产业扎堆，通过扎堆实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长的诀窍就是扎堆，即集群。中国人搞集群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是中国人多，第二是有政府的作用。中国现在有3000多个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如中关村、泰达、寿光、义乌等，涉及纽扣、饰品、蔬菜、高科技等各行各业，世界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个或若干个中国的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要总结。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仅靠经济学家是不行的，因为不管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其他什么派别的经济学家，都是站在表观层面理解中国，而我们需要的是从哲学层面理解中国的发展。

     总之，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一靠中国人的敏感性，二靠方法论中的试错，三靠经济上的集群。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哪一种政治体制？这是需要下功夫考虑的。最近我看了《林肯传》，看完大吃一惊，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前，最忧虑的事情是政府的当权者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利。而整个中国历史，没有对当权者进行制约的，都是帮着当权者说话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都是帮助当权者治理的知识，而我们需要的知识是帮助每个人的知识，如果整个社会都帮着当权者，不管怎么治理，都不可能好，所以我们应该找到合适的方法限制当权者，让他们少干坏事、错事。未来30年应该找到合适的治理模式。

     未来中国的经济怎么样发展？敏感是需要的，创业要坚持，集群是趋势。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行为经济学开拓者Daniel Kahneman，我对此很感兴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做了大量实验经济学的探索，长城所成立16年来做了大量实验经济学的规律探索。2005年，科技咨询部王成刚他们给中关村管委会做《中关村科技园区“十一五”高新技术产业规划纲要》，当时预计到2010年中关村总收入超过1万亿。结果，2008年中关村总收入就达到了1万亿。试错的方法在中关村屡试不爽，我们还需要大力呼吁，改善创业氛围，继续鼓励创业。如果说“十二五”之前在经济方面的试错大部分是鼓励创业，是在企业层面，“十二五”以后应该提高一个层次，即在新兴产业方面试错。这就要求各个地区去探索不同的新兴产业。如果这个机制能够被广泛接受，中国的区域发展就会有不竭的动力。波普尔说，中型的工程可能成功，只要是大工程必然失败。新兴产业是探索试错的，国家要摈弃计划经济思想，让大家都去试，让各地都去试，而不是国家层面去试错。

     未来中国把若干集群当作增长点，以后集群应该怎么弄？长城所最厉害的地方是懂得产业集群间的关系，懂得从产业类型下功夫，懂得研究发展规律，并且离规律越来越近。在“十二五”期间，要思考如何在产业集群方面更好地发挥中国人的思维特色，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从制造优势转向创新优势，要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在这方面，金融创新、大宗商品交易都为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方面能否发展，关键在方法论上中国能否进行创新。现在我们宁波神化里有一个研究队伍，5、6个人，一个月搞一次沙龙，研究期货、股票规律。目前研究发现，各种层面发布的消息对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都是可量化的。看起来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化规律越来越可量化。西方在分析量化方面很厉害，在综合处理方面比较差。索罗斯把反身性原理应用到股票上来，认为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影响事物本身；而我在研究变化的规律，发现任何消息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可量化、可测量的。现在中国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每次涨跌可测量，最后涨跌规律还得通过综合方法来研究。要研究全球化之下的价格规律，不仅要用分析哲学来了解每一个变化的影响力，而且要用中国综合式哲学找变化规律。

     未来30年，“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最近人们较为重视的金砖四国、中日韩、东亚共同体，甚至G2，这些提法为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主动地合纵连横提供了各种机会。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能否处理好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未来30年，中国每个行业都应该涌现世界级的领袖企业，而这些企业主要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这就要求企业家们真正能解放思想、开发企业的发展愿景。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成长为世界级企业，中国就能走向辉煌。

世界向何处去？

     从哲学的角度看，未来世界会怎么样，这是不确定的。世界的未来，经过全球化浪潮，看起来很好。然而，全球化导致世界往好的方面走的同时，也让SARS、甲型流感等病毒全球流动，这是全球化最大的风险。全球化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会越来越大，应该有一个全球治理。联合国不是全球治理的样板，全球治理应该什么样？世界应该怎么治理？现在核门槛越来越低，朝鲜、伊朗核问题争端不断，这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怎么考虑全世界的未来，现在确实是在一个槛上。世界如何发展，中国应该参与其中，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探讨和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