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历史性转型虽然已呈现于现实生活之中，但是在较长一段时期中人们观念之中的“人”往往还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的、不与他人联系乃至相互对立的单子。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杜威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他说：“外部的情形即使不是完全组织化，也在机器及其技术所创造的合作性中相对组织化；但是人的内部世界却是混乱一片。”他分析人们内部世界中的“个人”，也即是观念中的个人，还寄寓于美国早年拓荒期各自孤军作战的“拓荒者”的形象中，外部世界的合作与联系跟人们内部世界、观念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使得人们充满了孤独感和失落感。他指出，“只有当活跃于外部的组织力量反映在相应的思维、想像与情感模式中时，这种混乱才能被克服而走向秩序”，“他们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如果说在杜威的时代，“合作性有长足发展……但它尚未达到为个人提供一个新的人生中心与秩序”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时代，科技和生产高度发展，分工进一步扩大，交往日益频繁与密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狭隘地域性个人、相互分离的孤立的个人已开始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这种种的变化已经成为可以为人们所普遍经验到的事实时，在人的观念中所把握的“人”却依然是一种唯我为中心的单子，这种旧观念是造成当今文化冲突和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价值和道德取向上必然导致自我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它与当代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客观要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从而植下了社会文化、价值冲突的祸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单向地将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人与人之间成为豺狼式的关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辐射到对待自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为了一己私利而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形成生态的严重失衡。建立在极端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这种“世俗化的趋势给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大批没有信仰的人”，人自身从他的精神家园中被放逐，道德从基础上被消解。“1986年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征询16位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看法后，归纳出21世纪人类议事日程，其中之一即是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崩溃这一全球现象”。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危机，不能不招来众多思想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