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改革史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回忆说，1992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厂房，而在这之前的8年时间里，自己一直是租厂房，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很多人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更何况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会把地批给私人呢”？
当南存辉拿到地时，更多的人选择了“下海”——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满腔热血下海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声称自己必须要感谢邓小平。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这位复旦大学的教师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与几位同事开始了经商之路。不同于在他之前创业的一代商人，他所代表的小平南巡之后下海的商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大的商业抱负。
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他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1992年5月，陈东升辞职下海了，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当时，拍卖行业在中国还是空白，陈东升只能靠不断请教，及去香港把拍卖过程录下来，不断研究模仿。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成功后的陈东升总结出一个观点：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只要跟踪、学习、追随行业内的一流企业就会获得成功。之后，每每在公开场合，陈东升必讲此法宝。
与陈东升一样，由于教育背景好、视野宽广，许多下海者都选择进入新领域发展。袁岳1992年离开了中国司法部、辞掉他的第一份工作并且开了一家调查公司。当时他的同事对这种做法充满了怀疑。市场调查那时在中国还是个新鲜、甚至有点陌生的概念。“没有人理解我在做什么。”袁岳说。如今，袁岳的零点研究调查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顶级调查公司之一。
1992年，冯仑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的到了海南，当时，那里是一片热土。他一年多前就从国家体改委辞职下海了。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在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就掘到了第一桶金。
当郭广昌、陈东升、潘石屹、袁岳们开始践行自己的创业梦想时，一个叫吴士宏的北京姑娘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当时，IBM （中国）成立了独资分公司，IBM的中国员工相应的也就从外企雇员变成了外资独资企业的直接雇员，原先个人升迁方面的一些障碍开始消解，升职为经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后来，吴士宏成为第一个在跨国信息产业公司做中国区总经理的内地人；唯一一个只有初中文凭和成人高考英语大专文凭的总经理。随着她的传奇经历，一个新名词引入内地——职业经理人。吴士宏的影响力如同现在的唐骏、李开复。
1992年的夏天，杰克韦尔奇来到中国，他当时在美国商界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了，但中国媒体竟对此没有任何报道。前一年，GE在南京开设了第一家企业，生产民用灯泡。
与GE一样，许多跨国公司都闻到了“春天”的味道，纷纷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为职业经理人这个群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切为了生存
当时所有辞去公职选择创业的人，都是满腔热血。“但当真正走出国家机关的庇护，投入茫茫人潮之后，无数想不到的困难扑面而来”，正略钧策董事长赵民说。
赵民的第一个成型业务是信用资料调查，就是帮助想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外商，调查一下中方合作者的财务状况，看看有无赊账、赖账等不良历史。当时北京正在修三环路，国贸一带的外企集中区更是大兴土木，赵民等人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次“骑”到客户面前都是风尘仆仆。随着客户的逐渐增多，就可以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卖报告了。
“当时我们每一步的决策根本谈不上战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下来。”但国家机关的工作经历对赵民的生存帮了很大忙。“在我们创业的第一个5年，吃的全是跨国公司的饭。当时跟我们一样办咨询公司的特别多，但大部分都倒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具备英语能力和为外国公司服务的能力，只能给中国企业做咨询，但中国企业那时还没有咨询的意识和需求。但我受过国外的教育，又在外经贸部工作过，有对外服务的意识，所以挤进了很少数几个为外国公司服务的公司中。”
袁岳的第一份工作也同样给了他很大帮助，“我在工作中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调查的内容涉及社会政策等敏感政治问题，或者其他公共话题时更是如此。当我回过头来看，第一份工作的经历赋予了我洞察力，并且让我明白如何区分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零点做的第一个项目是“1992年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主发展状况调查”，当时国家也想知道这些私营企业主有了钱想干嘛，希望能得到这些数据。袁岳提出的要求是：“你们不用出钱，出个名义就行”。因为有了这个名义，许多公司便认为零点是国务院办的，一些企业见到袁岳就问：“你们都可以给中央做调查研究，可以给我们做吗？”
但由于做了太多这类看起来不太赚钱的研究，在创业之初的五年，零点基本上没有赢利。但袁岳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品牌影响力的过程。后来，这些调查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公司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到了1997年之后，零点进入了快车道。所有的客户都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贡献中国式智慧
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92派”这个“野蛮生长”的群体终于有了一个名分——“新的社会阶层”，不过，这个名词并未给人们带来深刻记忆。
直到2006年，一份来自官方的数据给这个群体更直观的描述：中国新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从事着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四成的商业活动。
这样的“财富标签”容易令人印象深刻。但评论家认为，新阶层拥有的财富并不足称道，真正让人折服的是他们拥有的“才智”，这是他们对社会更大的贡献。
突破的智慧
国外的商界人士经常感到惊诧，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在没讲清要拥有多少股份就开始创业？为什么在没有投资人的情况下就开始创业？在正常的商业社会里，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正是这样的不可想象练就了他们两栖作战的本领——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这让他们汇聚了中国式的最高级智慧。
智慧需要磨砺的过程。1996年，冯仑发现辛辛苦苦几年下来，万通的报表却总也拨不正，财务上出现很大的漏洞。经过反省，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原罪”——“最初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安排、一些制度、一些做事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和缺陷，有一部分欠缺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性，还有一部分缺陷属于体制环境所制”。
这个财务危机，迫使冯仑等人去思考自己到底有多大能力，应该怎样获得健康的投资和扩张的能力。之后，万通决定“收缩”，集中所有业务，只做房地产；压缩费用，压缩人员。从控制70亿元的资产规模压缩到16亿元。后来，犯同样错误的德隆，由于没有及时收手，而轰然倒塌。
智慧更源于突破。联想教父柳传志曾表示，当年曾被两类事所折磨，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受到体制的限制，实现一个突破，不仅要冒商业风险还要冒政策风险。凡是冒政策风险的事情，都会让人觉得不愉快。二是在突破观念时与人发生碰撞。但由于社会不停进步，老的共识达成了以后，又有新的共识需要出现，所以总是要有突破。
对2001年前创业的企业家而言，突破是一个常态，在政策不到位时，他们敢于突破僵硬体制的羁束，灵活地培育市场新生带，自觉不自觉地大大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拓延和前进。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他们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突破了原国有国营一统天下的独霸局面。
1996年后，随着网络公司及风险投资模式的引进，企业家的价值开始得到确立。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迎来了阳光创业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富加速器是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变得比较清楚。
对弈中成熟
与聚光灯下的企业家群体不同，职业经理人群体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总是出演B角。很难说清“职业经理人”这个新名词在中国何时出现，或许是由“从灰姑娘变公主”的吴士宏带出。
不过，有一个时间点十分清晰——2002年，对于中国职业经理阶层而言，应该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当时，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矛盾重重，代表职业经理人精英的“空降兵”们频频被杀出局，包括吴士宏（离开TCL ）、李汉生（离开北大方正）、陆强华（离开高路华）、姚吉庆（离开华帝）……尤其是吴士宏和李汉生都属于金牌经理人，此前分别服务于微软和惠普，他们的出局带来巨大的冲击，悲观者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在短短几年间，走了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事实并非如此，在“失败”面前，企业界和学术界开始冷静思考：职业经理人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权力？他们是管理者还是领导者？是否应该要求他们以企业家的方式思维与领导？中国企业是否要注定走上由职业经理人操盘的路径？什么是适合中国企业的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文化……
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经历过阵痛的双方不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变得更为慎重，并学会利用对方的长板，例如许多职业经理人的海外留学背景和在跨国公司就职的职业经历。这让他们不仅掌握了融入国际的语言工具，而且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熟悉跨国公司的运作流程，因此，他们的出现帮助了跨国公司迅速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或者为中国新生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与日臻成熟奠定了基础。
这种价值后来被打工皇帝唐骏所放大，他离开微软到盛大时，盛大正处于第一次“爆发”的时期，唐骏的职业经理人背景为盛大的上市和企业形象的改变提供了及时的支持。再到新华都[32.17 0.06%]时，唐骏的作用也同样如此：不仅帮助企业实现短期业绩，还要帮助它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的作用恰是职业经理人的价值所在。
现状
政治与慈善
2008年3月8日下午，“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特别邀请五位新阶层的委员出席。它的意义在于，为某一阶层的人士举办专场的记者招待会，史无前例。说明这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被有序地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中。
2008年6月5日，王石发出感慨：“我虽然快60多岁了，但对于大事情的处理，还是显得很青涩。”所谓大事情的处理，是关于汶川地震后做出关于捐款的“不当”言论。熟悉王石的人说：“我知道，当王石被强按下脑袋吞回自己的口水时，他心里一百个不服。”
这两件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可以归结到一个主题之下：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里，社会精英该如何扮演自己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这是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
政治的距离
韩方明是当时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五人之一，这位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记者会上，我呼吁新阶层人士除了捐款、投身慈善事业以外，还应该对民主政治有所担当，关注国计民生，实现高层次的政治参与。目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已为新阶层有效和有序地参与国家民主生活提供了通道、平台和路线图。人民政协是有效的、重要的参与渠道之一。”
韩方明用了一组数字来说明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度：1993年有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参与政治协商会议；到了2003年，增加到56人；再到2008年，是160多位新阶层代表参与其中。著有《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一书的赵丽江教授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为这是一个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特殊群体。
但由此，也给公众带来最大的疑问：他们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社会的利益取向？他们能否抛弃为本阶层利益代言的狭隘立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专业和公益领域，为民众说话，为社会的进步建言献策？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极易产生误会。在2008年的两会上，玖龙纸业[13.68 2.86%]董事长张茵就因3份被指代表富人利益的提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一位教育界的女政协委员对张茵提出尖锐质疑，“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此后，张茵在舆论中被彻底摆到了劳方的对立面，这让她感到冤枉和愤怒。
财经作家吴晓波从另一个层面概括了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始终不认为企业家应该绝缘于政治，你作为有产阶层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呈现的，如果完全跟政治隔离就是赚钱机器。但是另一方面，关心政治不等于要从事政治，这个阶层如果想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跟政治进行勾结的话，对国家来讲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企业家怎么处理跟政治的关系，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不可能绝缘于政治，但是也不应该跟政治贴的太紧。”
尴尬的慈善
如同寻找与政治的安全距离一样，新阶层也开始学习如何做公益，他们开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向“君子爱财，去之有道”转变。
一般而言，这是一个群体自我成熟的表现，与之伴随的是迷茫与困惑。这不像美国，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都有做公益的传统，这使得他们同时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感召力，社会地位很高。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没有做公益的传统，公众对他们的描述也多是“无商不奸”。
也正因此，新阶层群体在做慈善时时常面临着尴尬：李连杰的壹基金被一些人怀疑是在洗钱；陈发树将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捐出，成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 引来“避税”等诸多猜测……
经常有人请唐骏带朋友参加各种慈善晚宴，“我从没带过，那等于是害了朋友。在目前的慈善环境下，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因为钱出少了，被人骂；出多了，骂自己。”
今年发布的《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认知与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了目前中国的慈善环境：大多数民营企业热心公益。但慈善行为大多是零散的，具有随意性、应急性和被动的特点。在民营企业中，制度化的慈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也有少数企业家对慈善认识肤浅，缺乏企业公民责任意识，甚至表现出极端功利的取向。总体上，民营企业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慈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他们对民众、政府、慈善机构以及大众媒体都有所期待。
当许多企业家等待慈善环境的改观时，也有企业家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在王石称自己还很“青涩”后的第5天，阿拉善生态协会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王石是其中的一员。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去美国取“公益经”。王石说：“14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学怎么赚钱，这次我们来是学怎么花钱。”
“去之有道”是一种力量，可以将他们转化为一个承担责任的群体。毕竟，一个社会阶层的地位将取决于他们对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和谐发展的推动力量，而非资源占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