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延长严重经济犯罪的刑期。“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张军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试问：贪污贿赂起刑点要与GDP和CIP挂钩吗？社会公正只有通过提高贪污贿赂起刑点才能体现出来吗？今后惩治贪污腐败究竟靠什么才能解决问题？提高不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必须考虑到民众的感受！

　　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仅靠简单的数量分析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不能与我国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联系而成为“水涨船高”趋势；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不可随便碰的“红线”，涉及到干部的本质、职责以及根本宗旨问题。如果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分钱，也不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去！还谈什么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问题？对于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做到“零容忍”！官员坐在官位和厅堂侈谈贪污贿赂起刑点问题，想没想过中国有的贫困地区人民的年收入还在千元左右徘徊，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还不足2000元，有的地方老百姓的年收入尚不足5000元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幅度提高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水平呢？即使有提高其幅度也不到百分之十，而屡屡给腐败分子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倒是翻番，难道良心让狗吃了！到底是替谁说话？为谁办事？反腐不力倒罢了，反倒想起给腐败分子提高贪污受贿起刑点？想得出来？！所谓“宽严相济”屁话可以休矣！对于腐败分子的法律上的每一次让步，都会让老百姓屡受伤害、倍感心寒！

　　回顾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的一次次提高，已经由1979年的1000元立案标准到1988年的2000元、1997年的5000元，这种提高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的惯性仍然在进行，有些地方也有任意放宽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的做法，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力，才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前腐后继，犹如“六月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其实，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对于贪污腐败分子的无限宽容和无度容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也是与我们党和政府的反腐目标相违背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官僚主义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有的人活得不耐烦了，想搞官僚主义，就有打倒的必要，完全有必要！想不知，那是有没有什么贪污受贿起刑点问题？

　　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每年国家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众多的应聘者中“百里挑一”的选拔公务员，理应是高质量的，他们已经享受到了高于一般普通百姓的优厚待遇，再去以权谋私那就不对了，应该严厉制裁，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贪污受贿起刑点。反对贪污贿赂的政治基础是干部标准和根本宗旨，法律基础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的活动，伦理基础是不该拿的东西绝对不能拿。收受贿赂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大小贪污受贿行为皆应反对。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可以设想，如果一味提高贪污受贿起刑点，大小官员都可以“拿取”和“收受”几万元以下财物时，那后果不堪设想！可能离人亡政息、国将不国就不远了！

　　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惩治腐败还需要严刑重典，对于腐败分子不能有丝毫地手软！从媒体看到，发达国家的腐败丑闻不过是公车私用、冒领一点住房津贴而已。在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20美元以内的馈赠。在新加坡，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必须交公，否则就视同贪污受贿。看看，“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如此怎能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对于贪污受贿分子不能有丝毫的手软，不严惩贪官污吏不足以平民愤！只有执法如山，方能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