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策略，并为此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落实，有的已经显现出效果，有的将显现出效果。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要保增长、保就业，如何扩大内需是关键。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易于启动和扩大，我国去年11月出台的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也主要用于各种投资。其实，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更根本的，更具有比较优势，也更具有长远意义。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消费需求不足也迟早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现在都说化“危”为“机”，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从中找到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因素，这就是一种机会，而且是大机会。

一、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GDP超过了24万亿，在世界的位次已从1978年的第12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第4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从1978年的1.8%提高到了2007年的6.0%，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大河满小河自然受益，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也增幅明显。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378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414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1%，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与此相应的是，贫困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了2007年的4300多万，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479万。这说明，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30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30年，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成就和基础，中国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三个30年。

但经济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和隐患，这是我们在新阶段实现经济可持续、更和谐增长时需要给予认真对待的。

首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定义、衡量和数据收集等，因此，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根据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李实教授的估计，改革开放以来，除80年代初期有过几年的下降外，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扩大之中，全国的基尼系数1986年超过了0.3，1993年超过了0.4，2002年超过了0.45，现在则在0.48-0.50之间。这其中有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主要的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1988、1995和2002年城乡人均收入比分别为2.69、3.08和3.13，其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则分别达到了37%、41%和46%。­[1](p15)

由于两个原因，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典型的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显性的收入差距很小，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先富，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也内在地具有诸多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比如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尊重和客观评价，教育收益率不断提升，不同受教育层次者的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二是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和城市化的早期，根据库兹涅茨假设，在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变的过程中，在人口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的过程中，收入差距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变化轨迹呈倒U型。中国最近30年，工业化迅猛，城市化加快，人口流动加速，收入差距扩大也符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变动的轨迹。但这种过大而且还在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毕竟会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其社会经济的负作用已经显现，因此，如何扭转这一扩大趋势，事关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决定着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直到70-75%左右而处于稳态。比如，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870年的50%上升到了1980-1984年的74.3%，英国从1860-1879年的45.2%上升到了1980-1984年的66.6%，加拿大则从1926-1929年的55%上升到了1980-1984年的70.7%。[2 ](p227-237)而中国最近30年的情况则相反，劳动收入的份额总体来说处于不断的下降之中。根据卓勇良的测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为42.1%，而后有所上升，直到1983年的56%，但自此以后不断下降，2005年已降为38.2%，[3]远低于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居民收入份额59.50%。[4]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其合理性，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会使资本所得有较大的提高。但劳动和资本收入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使劳资关系变得紧张，加大了社会矛盾。另外，由于资本收入比劳动收入有更大的不平等性，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实际上也是上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再次，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国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国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对于经济增长非常关键。不同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三驾马车的作用权重是不同的，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消费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人口较少的国家，因为基于人口规模的市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但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显示出不同的图景，投资和出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需求则明显乏力。比如，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9.8%上升到了2006年的41.3%，有的年份比如“十一五”期间更是到达了51.1%，出口的贡献从1978-1984年间的-1.2%上升到了2006年的19.5%，而最终消费的贡献则从改革初期的71.4%下降到了2006年的39.2%。[5](p30)这种格局的形成原因复杂，与上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有关，也有体制机制有关。但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会有诸多问题，比如导致产能过剩，增加资源环境压力，使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风险加大等，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

最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虽然从2004年开始，部分沿海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劳动力开始局部短缺，并引起了学界关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以及何时来临的争论。[6]但总体来说，不管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就业压力仍将长期存在。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农业就业的比重仍高达43%，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迟早要转移出去。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很正确的战略。但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不仅意味着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这只是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步，那就是使受过高质量教育者应该有工作，即学有所用，否则就是一种浪费，强国无从谈起。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万无法落实工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一些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比如残疾人就业、失地农民就业、女性就业等。

以上问题或压力虽然不能说是由过去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但它们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必须解决或面对的。为此，存在着不同的路径选择。有的人认为，现在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结果，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上去。有的人则认为，既然30年的增长创造了奇迹，就应该保持现有的增长方式和格局，继续走下去。这是两种极端的看法，回到计划经济等于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会答应；保持现有增长方式不变无助于根本解决上述问题，也不可持续。因此，未来的发展，必须遵循新的增长理念，实行新的增长方式。新增长方式既要强调经济本身的增长，同时要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福祉的提高，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目的的统一。这种新的增长理念和方式可称之为共享型增长。

二、共享型增长的含义

共享型增长（inclusive growth）又被称为包容性增长，它是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理念。大家知道，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增长，但由于受发达国家发展经历的影响，它们往往片面强调了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对其他则重视不够，比如在五六十年代有些国家忽视了收入的分配和制度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在70年代开始强调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罗马俱乐部”报告是那时代这一理论的代表；80年代各国开始进一步反思经济增长的理念和方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分配和和谐。

共享型增长作为增长理论的新发展，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广为接收的定义。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巨忠博士在一篇报告中，将共享型增长界定为“机会均等的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7]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共享型增长是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8]（p34）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教授则认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地分享经济。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识字率、公共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以及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实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后者包括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9]显然，莱曼的定义要比庄巨忠和左小蕾的定义宽泛得多，但他们都强调了经济增长、公平、平等、分享等。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共享型增长可以被定义为“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平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就业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就业的扩大和提升以及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要通过经济增长使就业得到扩大和提升，使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并平等地分配。

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未来30年仍然很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虽总体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还比较靠后，要从大国变为强国，没有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蛋糕做大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综合国内外的条件和环境来看，未来30年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乘势而上，再上台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

但与以前的增长不同，共享型增长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扩大就业。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如何把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源优势，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势和胜势，则是另外一回事。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总的来说是走了劳动密集型道路，在国际经济的竞争格局中比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Made in China”的产品占领着世界各地的商场货架。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坚持这一方略，继续利用好人力资源的优势，同时要提高这一优势的含金量，动态化地加以发挥。实际上，动态化地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也就是扩大和提升就业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劳动力作为手段和人作为目的就获得了统一。

二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中国曾经长时期实行“低工资广就业”战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也导致了诸多问题，其中一点是消费不足，消费长时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消费结构得不到提升和优化，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重要原因。适当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具有一箭数雕的作用。（1）提高居民消费在GDP的比重，发挥消费市场巨大的优势，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减少国际经济动荡所可能导致的风险。人口规模小的国家，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际贸易，而对于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来说，内需可能更具有长远而稳定的价值。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市场的循环无疑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3）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当收入很低时，恩格尔系数较高，难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又导致较低的收入，这是一种低端的循环。适当提高劳动者收入，使人们消费之外更有能力投资于己，从而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带来更高收入，这是一种更良性的循环。（4）改善收入分配。最近30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原因当然有很多，劳动者收入份额不断下降是重要原因，因为劳动收入的平等性要比资本收入好得多，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必然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应地，要改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就要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

通过共享型增长，达到高增长—高就业—高收入—高消费—高增长的高位循环，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举措。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共享型增长理念有充分的表述，比如，“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发展观是未来经济增长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三、实现共享型增长的政策建议

实现共享型增长除要有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外，还要求有就业的不断扩大和提升，要求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因此，从现在的增长转向共享型增长，除理念的转变外，更涉及到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20世纪有关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理念的每一次转变，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相应转变。“十七大”报告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明确表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想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若从共享型增长的内在要求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必须包括由主要依赖大企业带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向大中小企业并重转变。

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实行了“重”而“大”的战略，即从产业上来看，过分依赖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需求；从企业组织形式来看，过分强调大企业，中小企业几乎没有成长发展的空间。结果，经济增长并未能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最近30年的经济增长，则试图由重转向轻重并重，即既要继续发展重工业，更致力于大力发展轻工业；由大转向大小并重，即既要继续发展大企业，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更创造条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实践表明，这一转变效果不错，经济增长了，就业也明显扩大了，中小企业已成为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但相对来说，由重转向轻重并重做得比较好，由大转向大小并重则还做得还不够。一个突出例子是现阶段的中小企业数量还太少。发达国家每千人的企业数在5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还不到10个。这一方面是因为创业困难重重，注册成立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不理想，与大企业相比，有着更多的政策限制，面临着更多的不平等竞争。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应更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为其发展创造更加宽松公平的政策和经济环境。最近，美国《新闻周刊》对2001年至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希望他们向下任总统提出治理经济的建言。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美国要想继续成为普通人可以在这里找到激励、挑战、创新和成就的土地，我们的企业便需要获得更多的推动力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金融板块进行重构，来支持企业创新。一小撮‘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同时，政府必须刺激底层人群的就业，他们当中很多现在都在监狱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对聘用低报酬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报酬、让更多人获得聘用。”[10]我认为，菲尔普斯教授的建言对于中国思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制定企业发展政策，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而持续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前述美英加等国近一百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得不是很多，但质量提高明显。正如马克思所说，复杂劳动等于倍乘的简单劳动，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的份额自然会不断提高。

中国近30年教育发展非常快，比较好地适应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应该看到，劳动者的教育文化程度仍总体偏低，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47.6%。因此，仍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内在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11](p120)

现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推动共享型社会的实现，未来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要特别主意三点。一是质量。过去30年教育发展主要是数量扩张，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职业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但高速度后面是质量的参差不齐，这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花人财物力去提升。二是匹配。教育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是个世界性趋势，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等能否能满足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已成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尺度。如何提高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但首先需要教育内部做出调适，现在的教育已非传统的精英教育，强调教育对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并不会贬损教育自身的内在价值，相反，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更有条件实现教育的其他目标。三是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如果人群、地区之间的教育分配不公平，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收入和代际不公平，所谓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在当下中国，实现教育公平，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要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要强调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3.保障劳动者权益。2007年中国先后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条例，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讨论。避开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不说，一个比较宏大而中性的问题是，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调是否会大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而削弱竞争优势，不利于经济增长，并最终不利于扩大就业。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去回答。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总得要有意识地关注和保护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自发地达到对劳动力价值的尊重和保护，则路途漫漫，且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我个人认为，“三法一条例”的出台和实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见，其争论会时间推移而趋于平静。原因有三：（1）由于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涨是难于避免的，而且这也有助于消费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与国际上一些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小时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比如，以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为例，虽然最近几年上升得比较快，但2006年仅为0.88美元/小时，而美国、日本、欧元区国家分别为23.82、20.2和29.21，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分别为14.72、8.55和6.43，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也分别达到了4.91、2.75和1.07。­­[12](p130)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有足够的竞争力，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还不至于对经济增长造成足够的破坏。（2）就业不仅包括数量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高，即所谓的体面就业，而且后者往往更被劳动者所看重。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有关福利待遇等，是迈向体面就业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体现。（3）对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强调，可能会增加部分企业的额外负担，甚至使部分企业倒闭，但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这是个转型的契机，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契机。因此，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4.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市场一体化。人口体量大和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巨大这一优势，若要得到体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国现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除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外，另一个原因是市场被严重分割。已有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分权和政府间竞争是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3][14]但正因为政府成为了竞争的主体，相互间设置各种壁垒特别是行政壁垒也就难于避免。因此，打破垄断和壁垒，促进流动和竞争，建设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够持续增长的条件。同时，市场的扩大，选择的增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本身就是共享型增长的内容和体现。在这过程中，政府要逐渐淡化自己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角色，承担起公共品提供者的职责。政府自身也要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和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状况》，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 阿塔纳修斯·阿西马科普洛斯编:《收入分配理论》，赖德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中文版。

[3] 卓勇良:《关于劳动所得下降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 田卫民:《基于1978- 2006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居民收入份额研究》，当代财经，2008年第6期。

[5] 王德文、高文书：《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 庄巨忠：《以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战略框架》，载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暾：《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版。

[8] 左小蕾：《推动共享性的发展》，中国证券报，2007年10月19日。

[9] 让·皮埃尔·莱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3期。

[10]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omment/20081024/04085425078.shtml。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都阳：《工资水平、工资差异与劳动力成本》，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3]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花千树出版社，2008年版。

[14] 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载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