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的一书让我们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印度借外包成为全球产业中的一环，实现了成功飞越，目前，同样的案例似乎正在发生在中国，中国能够借助生物制药的外包，实现黄、王教授等华裔制药精英心中的中国医药产业升级之梦吗？

　　

　　从1970年开始，美国各大学快速成长的生物技术院系开始吸引川流不息的中国人，使上世纪在美国蓬勃兴起的生物技术与制药行业成了华裔美国学人大显身手的领域，截止到现在，全美研究型大学与生命科学有关的教职员中至少有2500名华裔人士，在美国的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的实验室中，大约10%到20%的科学家都是中国人。目前，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回到中国创业正在成为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精英们的新的选择。

　　华裔精英的回国潮

　　作为全球的生物科技中心，旧金山和波士顿是美国的生物技术的集散地，两地不仅集中了大量的生物技术先驱公司，而且还集中了全美近三分之一的顶级医学研究机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美生物医药协会（Chinese-American Bio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CABA）和中美生物制药协会(Chinese-American BioPharmaceutical Society，简称CABS)已经成为会员超千人、在两地影响力非常大的生物医药专家协会。

　　“现在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考虑去中国寻找机会。在医药行业，这些人员不但获得了国外的学校的高等学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直接从事着不同项目的新药开发研究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本身是一种从其它渠道无法获得的巨大财富，它可以成为我国新药开发的种子，如果让其进入适合的土壤并加以栽培，数年之后即可为我国医药的发展结出丰硕成果。我们相信他们的到来将从理念上改变我国的医药开发研究。”CABA的创始者之一王义汉博士告诉记者，CABA大部分的会员都是在美国已经呆了近20年的生物医药方面的精英人才，最近他接触到的很多人都在计划回中国创一番事业。

　　CABS的会长李乐平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华裔生物专家，仅他个人了解就已经有超过百人的精英人士回到中国创业，他们或者回到中国创业开办自己的公司，或者将自己在美国的生物公司的分公司开到中国。

　　“在二三十年前，这根本不可想象。”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药物化学专家黄青（Charles Huang）说。黄青在圣地亚哥某高科技公司任职时就取得10项专利，发表20篇论文，但是08年他却加盟了位于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内的医药服务外包(CRO)领军企业“桑迪亚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Sundia MediTech）”任商务发展部副总经理，成为了回国大潮中的一员。在生物医药行业17年的经历让他了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和人脉的同时，也让他自觉对医药产业的发展有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

　　黄青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生物产业发展前景十分黯淡。近二十年来，美国制药行业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的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制药行业同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处于艰难时期。

　　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生物技术公司拥有的资金已削减到10年来的最低水平，到2008年10月9日，美国股市344家生物技术公司中的86家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已经跌落到1美元以下，为帮助一些因股价暴跌，吸引不到新到持股人而面临退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纳斯达克暂时冻结了“1美元退市规则”，但消息称这些措施于生物公司并无帮助。

　　未上市的小型生物公司的处境可能更为艰难。据美国一家公司的统计，2008年生物技术公司只募集到56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目只有2007年的1/3，是自2002年以来募集资金最少的一年。布瑞尔生命科学投资银行公布的年度行业报告预测称，美国公开上市的350家生物技术公司中将有近三分之一因无法融资而在2009年面临破产或被兼并的风险。

　　“新药研发需要巨大的投资，而今年对医药的风险投资几乎停滞到零，这对行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很多新药的研发做到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要进一步推进的时候没钱了，一下子就死掉了。”黄青表示缺少投资对医药行业的打击不仅仅是伤筋动骨，而是釜底抽薪。

　　     此外，由于美国的FDA加强了药品的监管政策，新药审批变得更加艰难了。根据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分析师的统计，2004～2007年，美国药品调查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成员企业的研发支出增长了20%，但同时期美国FDA批准的新分子实体与新生物制品却从36个降至18个。这无形中增加的了新药的研发成本。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已经在呼吁削减医保的成本。因此，减少利润率和降低药物的价格就成了医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呼声。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美国新药研发费用却在逐年提高。1993年为160亿美元，2004年为400亿美元，增加了147％。如果价格无法保证的话，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收回投资。

　　“印度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的软件出口国，这和美国的软件公司中，印度人占很大的比例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在生物制药行业，华裔占的比例相对较高。”黄青认为网络泡沫将印度变成了软件大国，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使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生物大国。

　　CRO遍地开花

　　与美国融资艰难相反的是，中国医药产业却迎来了一个跨国巨头的投资热潮。07年7月，全球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其全球研发中心落户中国上海。这是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功能完整、链条齐全的研发中心，也是跨国药企在华第一个全球性的研发中心。此后，赛诺菲-安万特、拜耳、强生制药等国际制药巨头纷纷在中国建立全球研发中心，以加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能力。

　　伴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向中国加速研发转移进程，中国也被纳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医药产业表现出了巨大市场潜力。“制药巨头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不仅是减少研发成本，还看准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缩短了专利药推广到中国的时间，同时也可以开发一些针对中国的新药。”安永高级经理医药博士车艳告诉《记者》，随着中国医改的进行，中国医疗的覆盖面将由20-30%提高到70%，这中间将产生巨大的产业空间。此外，随着中国的发展，富裕后的中国人会要求更好的医疗保健，这将使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新药消费市场，将刺激诸多新药的产生。

　　跨国医药企业和生物制药公司选择来中国开展新药研发项目的过程中，本土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即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也在服务外包转移浪潮中迅速崛起。目前，CRO在新药研发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型制药企业的外包比例越来越大。07年，世界主要药物市场的新药研究和开发（R&D）经费大约600亿美元，其中25%采取了外包服务的形式。而来自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的一份报告显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业务有进一步向我国转移的趋势，上海、北京等地区生物医药外包业务继续快速增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浦东新区生物医药外包服务业产值由2004年的2.2亿元增到2007年的21.4亿元，增速将近10倍，已有300余家各类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位于浦东新区的张江药谷。

　　作为排行前茅的CRO公司，桑迪亚CEO王晓川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外包公司整体面临的挑战是跨国制药公司对他们的要求正在越来越高，已经由新药开发的低端变成要求他们参与到新药开发的每一个环节中，并且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桑迪亚正在尝试着完成新药开发的每一个环节。

　　“生命科学是最复杂的科学，是系统的大量的多学科的领域合成，需要多方面的人才，而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人才储备上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2002年以后，大批海归回国，给中国带来了美国的经验和技术，让中国具备较好的人才软件。”黄青认为，本土CRO企业将通过为全球领先的跨国药企提供外包服务，积累新药研发经验，并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奠定基础，而华裔精英回国创业则将直接带来新药开发，这一医药产业中价值最高、附加值最大的行业。

　　“这都只能说为中国医药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海归人员回国创立公司，或者是研发出新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或者说只是研发到一定阶段就被跨国公司收购。但是无论怎样，新药研发是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迈出的而且是重要的一步。”李乐平博士表示。

　　配套措施仍需继续完善

　　“我们十分高兴得看到，政府高层对于生物科技的发展非常重视。”王义汉博士表示。08年11月CABA和中国科技部的副部长刘燕华曾经有过座谈，座谈中刘燕华指出生物科学和医药产业将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未来5 - 10年，中国将努力抓住机遇，中国的生物医药经济将蓬勃发展并将带动整体经济全面发展，并有望由目前的不到整体经济的10%达到30%。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头表率。中国政府在吸引生物企业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发布了《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并在国家层面制定的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认定北京、上海、广州等1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以及西安、杭州、南昌等10个生物产业领域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给高科技企业尤其是生物制药公司很多的优惠条件，这都是吸引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

　　私人资本在中国医药行业领域的投资也是风生水起。09年4月，国内创投研究机构EZCapital（恒峰资本）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2008年中国医疗健康行业共发生88起融资案例，已披露涉及金额高达72.14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达到45%。并购专家、君合律师事务所张志华律师表示，随着创业板即将开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PE、VC对创新型的生物医药公司进行投资。

　　“一颗好种子如果到了沙漠，也会变成坏种子。”中国留学生创业协会的副会长霍玉书教授对记者表示，要抓住这个时机，中国还需要做很多的配套改革，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智囊团队伍，掌握足够充分的新药研发的信息，能够对新药研发有鉴别能力。

　　要抓住这个时机，王义汉博士则建议首先要抓住时机，积极引进高端的生物精英人才；其次，政府应从政策方面如税收制度等鼓励企业的创新投入,以确保对人民健康有益的新产品能为开发该新产品的企业带来相应的回报；再次，由于药物开发的复杂性，新药开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中小企业很难承担整个过程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中国有许多生物医药产业园或者科技开发园，综合现有的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研究所的强项，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即可在不增加大量硬件投入的情况下组建十分有效和对新药开发起着巨大促进作用的综合平台。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的医药开发项目都可利用这一平台来加速项目的进程，降低开发所需的投入和承担的风险；此外，政府应借鉴国外对医药市场的管理经验，规范国内医药市场，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善临床试验体系，缩短药物审批程序。

　　由于新药开发式周期长、风险大的行业，鉴于中国目前医药企业规模比较小，未必能够如辉瑞等跨国公司般一掷千金，李乐平博士抢强调政府一定要介入新药研发的过程中，要拿出专门的资金对新药研发进行扶持。

　　黄青建议中国政府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态度，扶持和资助有真才实学的和长期经验的人；以产业化态度，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以做企业的方式，让投资的企业有生存压力，进行最有效的投资。他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一系列很优惠的政策，是此次产业转移和归国潮的推动力。不过在政策的技术运作方面，仍有一些工作要做，比如如何解决创业人员的身份对申请政府创业基金的限制等问题。

　　安永企业风险管理合伙人张翌轩则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提出，配套改革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经营理念、对数据库的认证等等，另外从医药产业链的角度来讲，不仅是制药本身，还包括装药的药瓶，药品储藏和运输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质量标准，此外在中国制药面临较大成本压力，如何在保证一定利润的条件，也确保药品质量是迫切需要解决问题。

　　“高科技投资是最干净也是从性价比来看最划算的投资， 而现在正是一个绝佳的抓住生物制药产业转移的机会。受惠于此次投资，可能中国只用3-5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生物制药行业强有力的竞争者，可能成为世界新药的另一个重要诞生地。这对中国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绝佳时机。”黄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