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
想的人物之一。由于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后不见容于蒋氏父子，被迫远
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
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
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
，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么
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着头说：“今天我
很忙，以后再谈吧。”

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报机构就是权
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于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
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
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后的蒋
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于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
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后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
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报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
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
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
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
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
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
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
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于他的
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
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后，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
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报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
在着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
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
都被特务收买了。”后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
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报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
而，随著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
，“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
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情报机关”人员，后来反水，在美国写一本砖头厚
的传记作品痛斥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
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后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
后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
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
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
名竹联帮杀手在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库将“叛徒”枪杀。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大哗。美国警方侦听到陈启礼向台湾情报首脑“报功”
的电话，台湾方面再也无法抵赖。蒋经国极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辉、钱复、
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纪的
自由派人士也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陶涵评论说：“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
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国民党的初衷。”当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一向主张传统道德的国民党
政权顿时名誉扫地—黑社会向政权的侵蚀，在公众心目中无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败的
表现。经过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终于意识到特务机关之不可恃，他一反过去吸收
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
作。蒋经国还对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
个怪物充满了无力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命案大大改变了蒋经国的思维方式，也加大了台湾变革和开放
的历史进程。正如陶涵所论：“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
力及道德权威。”此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改革派声势渐长，而保守派则江河日下、“好日
子”一去不复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台湾民主转型启动的加速，这大
概是他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吧？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
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
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
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则
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
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
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
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
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
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
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
罪责。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
、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二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
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
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
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
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
，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
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
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
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
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
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
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
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
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
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
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
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
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
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
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
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
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
“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
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报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
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
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
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佬抱怨说：“经国太软弱
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
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
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
“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
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
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
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
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
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
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
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
况。”看来，他对民主的挑战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要去拥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
得接受来自反对派和民间的最尖锐和最刻薄的批评意见。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的蒋经国，
不会连这点胸襟和气魄都没有。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放飞了一只雪白的鸽子。

 

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蒋经国终于完成了由“恶魔”蜕变为“慈父”的凤凰涅槃—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真是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