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1月13日在17届中纪委第3次全会上讲话强调，以反腐败取信于民。新华社的调查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背后，有拨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领导干部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

　　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搞权钱交易，已逐渐形成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国受贿被判有期徒刑十5年、前河北第一秘李真受贿被判处死刑、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被判无期徒刑等，就是秘书腐败的典型案例。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并解决秘书腐败问题，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秘书，按《辞书》上的解释，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中央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备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有些秘书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地干着普通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戏称2领导。以秘书的特殊地位，有一种领导干部伸延出来的隐性权力，级别愈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愈大。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覆，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秘书已成为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腐败易发人群。很多秘书腐败案查处起来的难度相当大，可是一旦查处，很多就是大案或冤案。

　　从不少国家官史制度的演变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中国不少地方的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秘书多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由于秘书角色的错位，在道德力量和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腐败是必然的。

　　在政治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有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秘书的选用，人治色彩明显。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上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不过履行个手续。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身边人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将公权私有化。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又过大，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权力自然也不小。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领导干部权力愈大，秘书的含金量也就愈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自然将领导干部的秘书当成拉拢腐蚀的对象，因为通过秘书可以直接找到一条通天的捷径。

　　领导干部自身不正，就很容易助长秘书的权欲。秘书在权力运作中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就让秘书去做。可以说，领导干部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如果没有腐败的领导干部为秘书撑腰打气做后台，秘书不可能也没胆量搞腐败，所以秘书腐败的根源在领导干部。

　　秘书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单位的人、财、物，但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由于秘书经常参与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秘书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甚至党政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的捷径，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己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就特别大。

　　如上所说，秘书腐败的根源在于领导干部，在于一把手，遏制秘书腐败的关键在于制衡领导干部、制衡一把手的权力。为此，应当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职能，让领导干部不再有对拐杖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控制领导干部秘书的数量，才有可能进一步解决秘书腐败。说到底，要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