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黎鸣：道德底线与普世价值

----2008年8月31日晚在创建中国新文化

（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徐景安：

这次地震引发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司马南、一个是范跑跑。这似乎是发生的两个孤立的事件，但在我看来具有联系的两个现象。司马南是从左边对改革的进攻，而范跑跑则是把一些理念向右边演化。一个社会总会有两种倾向，左的与右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左的极左，右的极右，造成社会的分裂。下午讨论普世价值观，晚上讨论道德底线，其实是一回事。普世价值观包括政治观、道德观，下午偏重于政治观，晚上偏重于道德观。

司马南否认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观，是拒绝西方文明，否认人的自由权利。范跑跑否认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是拒绝传统文化，否认人的责任义务。人需要自由，这是不可剝夺的权利，司马南就是找种种借口来维护专制。可是自由人是要遵守规范的，人还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这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标准问题。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就是拷问当今中国的道德底线和道德标准。今天无论在政治观上，还是在道德观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其背后，反映了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

一些人推崇西方文明，崇尚自由、民主、人权，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否认道德标准，只要对自己有利就是对的。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就是，我有率先逃跑、维护生命的权利，没有关心他人生命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母亲也可以不顾。他就是要挑战中国传统的“孝伦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垃圾、就是专制，一部分推崇西方文明的学者以及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持这种观点，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直率的、大胆的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如果不讲道德、否认道德、贬损道德，中国有一天真的建立起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那也只是一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动物园。那不是还有法治吗？一个社会是靠他律与自律维系的。迷信他律或自律都是片面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它不相信人的道德。但西方社会的运行是有道德支撑的，那就是宗教精神与人道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包含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尊重。茅于轼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这是自由主义向左的解释。而范跑跑却是“我爱自己、我管谁”，这是自由主义向右的堕落。

中国的现状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制度尚未建立，人的权利、尊严还没有得到真正保障。而范跑跑一类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潮却已大肆泛滥。西方文明中该学的没有学来，不该学的、或曲解的倒是不学自通。就像清华的两个毕业生不去学哈佛大学怎么张扬个性，发挥创造力，拿诺贝尔奖，却去张扬个性，脱光衣服，学裸奔。像范跑跑这样，地震一来就跑，这种本能反应还用学吗？

否定传统文化，与否定西方文明，是中国当下的两股思潮。司马南专挑西方文明的毛病，反对民主。而范跑跑则用西方的自由、平等、权利、博弈等概念为自私辩护，否定传统道德。孔子的孝道仁爱精神，应该成为普世道德。世界各大宗教都主张孝敬父母，而唯有中国将孝普及为民众、社会的道德习俗和道德标准。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向世界传播，就像西方传播自由、民主、人权一样。我们要教育西方人，只是把父母当朋友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朋友与别的朋友不一样，是生你、养你、育你的恩人。在人格上，你与父母是平等的，但你有感恩、敬重、关爱、抚慰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做人必须遵守的道德。你们感恩上帝，更要感恩父母，你的食品、衣物以至生命都是父母给的，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呢？当他们年老需要关爱时，有什么理由抛弃让他们孤独而死呢？

可是范跑跑恰恰要挑战“孝伦理”，人家西方讲平等、讲自由、讲权利，就是不讲孝，就是中国的老什子传统还讲什么孝！我与老头子人格是平等的，凭什么孝敬你？我的生命与老妈子一样重要，凭什么要救你？中国的不孝子孙当他们要付出时，就讲这个。可他们向父母伸手要的时候，则把西方的规则忘得一干二净。在西方，子女满18岁就独立了，如果子女上大学所需费用，要同父母商量，父母可以不承担，也可承担一部分，不足部分就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在中国，一切费用全是父母包下来，以至结婚买房、生儿育女都得管。当他们得到时，又有谁站出来讲平等、自由、权利？现今中国，孝已经变异，是父母孝敬子女，不是子女孝敬父母。所以，范跑跑挑战“孝伦理”得到那么多人赞同。

孝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可以不爱，没有感恩之情，找种种借口来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他还能爱别人吗？还能有真情吗？关心自己，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关心他人，这也是道德底线。这是人应有的同情心、侧隐之心。范跑跑正是违背了这两条道德底线，不能以多元、宽容为借口而容忍。如果这两条道德底线都不要了，那我们就与动物一样了。

在政治观上，借鉴西方文明，注重保障人的权利；在道德观上，继承传统文化，承担关爱他人的责任；在伦理观上，坚持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概括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就是普世价值观，。

     黎鸣：

今天景安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其实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普遍需求的公共的实然和应然的价值（利益）。普世价值有如下三层：

    第一层是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

    第二层是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

    第三层是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

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是要有饭吃，第二是要有工作，第三是男人需要有女人，女人需要有男人。说白了，就是食、色、性三个字。今天我们在这个层次的普世价值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满足了，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了。在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获得了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谈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以及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

今天在白天所谈的普世价值其实都是谈的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人群，在一起生活，互相交流、合作，来共同维持自己的、人类的生活。大家所谈的普世价值之中明显少了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平等，人人平等。我认为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如下：第一条，政治上（拥有宪法所保证的）人人平等；第二条，经济上（在法治的意义上）人人自主（民主）；第三条，文化上（思想、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等等在法治的意义上）人人自由。

    政治上不能一般地讲自由，不应该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必须人人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公民言论的自由，保证公民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政治代表和国家领袖）的自由。言论自由实际上最集中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平等，只有别人尊重你的人格，你也尊重别人的人格，你才能够真正感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价值。平等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根本的价值。在今天的人类世界，如果没有人人平等的最根本的价值，就不可能会有国家的宪法，而没有了国家宪法的权威，人类就只能回到过去人吃人的奴隶的、封建的社会中去。大家今天没有谁讲到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少的，少了这一条，后面的两条也都不可能有。

    什么叫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大家公共的、普遍的、应然和实然的利益。这种利益必须满足，如果不能满足这种利益，就没有什么价值，价值就是利益。有价值就是有利益，没价值就是没有利益。而这种基本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人人所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政治上平等的权利是第一个社会普世价值；经济上自治、自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权利，这是第二个社会普世价值；人人思想上、言论表达上的自由权利，文化自由的权利，这是第三个社会普世价值。

我同意老徐讲的那句话，这场关于社会的普世价值的辩论实际上就是要改革，还是不要改革的关键问题。今天很多人包括韩德强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刚刚还谈到潘维，其实不光是这两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新左派的一些人，他们就明显表示民主并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法制和公平。我必须指出，人们所说的“法制”并不等同于“法治”。“法制”更多表现在文本上，就像今天中国的宪法，而法治必须体现在人们的实践中，尤其必须体现在人们的主观能动的行为之中。

今天晚上老徐讲的道德底线，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道德也是一种普世价值。道德的普世价值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真理、信仰的意志力，对知识、职务的责任感，对思想、情感的真诚之心。

比如范跑跑，作为一个教师，他就缺乏最起码的知识职务的责任感，更缺乏思想情感的同情、恻隐，还不要说什么“真诚”。地震了，他想跑，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时候必会形成一种同时发生的事情，即叫唤同学们一起跑，而不是默默地自己一个人溜。叫唤同学们跟着他跑，这种叫唤应是发自内心的必然的情不自禁的声音。如果在座的你们是老师，你们会跑，这是必然的，但是跑的同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叫唤，同学们跟我跑啊。但是，范跑跑没有，他没有叫唤，光是自己跑了。他连孟子讲的恻隐之心都没有，只想到自己会死，没有想到学生们也会死。更糟糕的是，事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似乎他这样做是当然的。这是什么？这是无耻，即丧失了孟子所说的羞耻之心。这个人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教育的巨大失败，也说明北京大学教育的巨大失败。他连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全都丧失了。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叫畜牲。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掉到井里去了，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赶紧去救人，甚至忘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范跑跑连这种起码的恻隐之心都没有。

地震发生了，知道自己会死，同时你也知道跟你一起的学生也会死。所以，如果你是有恻隐之心的人，尽管你没有能力救大家，但至少你有能力叫大家一起逃。但是范跑跑没有叫，光是自己跑了。他不仅没有恻隐之心，而且也没有羞耻之心，事后还在博客上自己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讲出来，且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情。他连最起码的教师责任感都丧失了，居然还感觉不到羞耻。

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第一个是真理（比如人人平等）信仰的意志力（对他人人格的起码尊重的道德感）；第二个是知识职务的责任感（起码的职业道德感）；第三个是思想情感的真诚心，对人的真诚的爱心（对人同情、恻隐的道德感）。这其实也就是人的道德底线。可见，所谓道德底线事实上也属于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范畴。

再以范跑跑的事件为例。如果范跑跑的确是属于无知，是傻子，那就不能怪他，因为他是傻子，他自己跑了，不知则不怪。因为他是个傻瓜，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地震，他只知道害怕，所以就跑了。但是作为教师的范跑跑是有知识的人，他知道自己会死，同时知道学生也会死，所以他是有知识的，与无知的傻子完全不同。而且作为教师，他也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他应该有责任叫大家一起跟他跑。可是他抛弃了这个责任，他更丧失了爱心情感的义务，义务是不计较任何得失的行为，他没有这种爱心，他没有对学生的爱心，如果他有对学生的爱心的话，他绝对会叫唤出来，“跟我跑啊！”。

 白天讲的是社会的普世价值，晚上讲的是精神的普世价值，我们又称之为道德底线。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懵懵懂懂地支持范跑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能理解。因为我认识到，当前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严重缺乏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社会。我们今天的中国，既缺乏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就很不平等；又缺乏经济上的人人自主或民主，虽然近三十年在这方面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缺乏文化上的人人自由，很明显，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体现宪法上所明言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社会里面，人们当然不会感到自己拥有那种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也就是不会感到自己拥有那些最基本的权利。你感到自己有吗？你没有，尽管你自己希望有，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的确没有。这个社会体制提供了你那样一种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权利吗？显然没有。一个没有平等感，没有自主感（也即民主感），也没有自由感的人，生活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他会明显地感到自我没有价值，连自我都没有价值，他还会有普世价值吗？不会有普世价值的。尽管人们希望有普世价值，但实际上没有。

    我希望平等，我希望民主，我也希望自由，而这个社会客观的情况却是我既没有平等，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如果很多人都已经实际上感觉到了这样一种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缺失，他还能感觉到更深的有那种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也即道德的底线吗？恐怕没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在网上看到有那么多人居然为范跑跑叫好的原因，即使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范跑跑错了。虽然范跑跑明显是很丑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觉得范跑跑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对抗这个社会的他们所需要的那么一种典型，他们虽然并不把他当做英雄，但他们却感到范跑跑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反抗，至少是情感上的反抗。尽管他们自己很可能不会像范跑跑那么无耻，换作我不会是范跑跑，换作你也不会是范跑跑，换作那么多在网上支持范跑跑的人们也不会做范跑跑，但是范跑跑出来了，他们觉得范跑跑恰恰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没有社会普世价值的社会的产物。这种产物就是对这个缺乏普世价值的社会现实的反抗，或者抗议。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即是说，他们支持范跑跑，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范跑跑的丑陋、无耻，而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无耻的典型来反映他们自己内心对这个事实上缺乏社会普世价值的社会的反抗，或者抗议。正是因此，郭跳跳反而成为了人们攻击的对象。

    还有一个原因，即网上都是匿名的。如果一旦需要人们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出来支持范跑跑，我相信支持的人数会一下子降下来许多。毕竟更多数的人还是有最起码的羞耻之心的。正是因为匿名，他们才表现出了对范跑跑的支持。为什么现在网上很多人骂人，骂得那么凶，他们好象毫无羞耻感，为什么？因为匿名。我骂你，你不知道我，所以我骂你，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我要骂杨帆，还写上我的名字，杨帆马上就会知道我骂了他。但是如果我不写上我的名字，你杨帆知道我骂你吗？你不知道。

    总结一下中国这个社会，的的确确是一个失去了起码的普世价值的社会。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这个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会，抓住了机会中华民族就有希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中华民族就只能回到中国过去不死不活永远停滞的状态。说到底，中国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必然性，将来一定会崛起成为多么的强大。我对现在的形势有一点悲观，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事实上正在倒退。中国人又开始了自吹自擂，又开始了盲目群体的“自大”，更又开始了“复古”，妄以为“古人”、“国学”可以拯救中国，这简直是饮鸩止渴。大家看了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对奥运会的开幕式提出了批评。当局公然在那里向全世界宣扬要“尊孔读经”。你们认为我批判孔子，好象是发了疯只会骂古人。错了，绝对不是。孔子及其儒家传统实质上正就是今天盛行于中国社会的体制的代名词，或共同体。

    我讲一句题外话，什么叫传统？传统在哪里？传统就是体制，传统就是中华民族现在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也正就是活生生的传统。你们把中医、中药、京剧、国画、国术这些东西叫传统，不对，这只是现象。传统的本质在哪里？就在中国人言说的习惯，行动的习惯，以及你思考问题的习惯之中。而社会群体传统的共同习惯，正就是社会的体制。这种习惯的传统从上到下，普遍于所有的中国人，正是因此，它们事实上即是当今中国活生生的社会体制。比如说现在有人骂共产党，说他们禁止言论自由。我就不相信，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中国人的什么党，让它当了中国的执政党，他就不会同样禁止人们的自由言论。我可以断言，只要中国人目前的社会体制不变，任何人去当中国的统治者，他绝对还会去禁止言论自由，一定的。为什么？

王铭恒：

因为是同一个传统。

黎鸣：

对，也就是同一个体制。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不准有言论自由，就是不能有法治，而只能人治，就是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没有真理，没有科学，没有思维的规律，等等等等。我批判孔子，就是批判这个。因为孔子和他的儒家留给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实际上也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体制。什么叫传统？我今天告诉你，传统就是体制，就是今天正活在我们周围、活在我们身上、活在我们心中的社会习惯的体制。传统好象看不见、摸不着，不对。它看得见、摸得着，它就在我们说话的习惯之中，我们做事的习惯之中，我们思考的习惯之中，这种习惯不是某一个人的习惯，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习惯。所以，我要对那些毫无忌讳地在网上骂共产党，骂毛泽东的人们说一句，我不反对你们骂，你们尽可骂得痛快，也没问题，但是，骂到底也于事无补。毛泽东（包括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他们）做了中国传统的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在实际上追随、赞同了传统。而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旧习惯势力，实际上就是存在于我们周围、身上、心中的社会习惯“体制”，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最可怕的死敌，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只会去咒骂当头的（虽然骂也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充分的），而轻易地把自己身上的“传统”却忘记了，中国人的事情就将永远都难以得到解决。关键不在骂，而在揭露它（传统—体制）的本质，然后大家一起来改造它，彻底地改造这个顽固、腐朽、愚蠢、邪恶、毒害，而却又特别长寿的（孔子及其儒家的）“传统”和“体制”。

    包括今天韩德强讲潘维有一本书，认为大家对民主有一种崇拜的迷信，应该讲法制。错了，什么叫法制？法制是文本上的东西。中国没法制吗？中国明摆着宪法就是法制。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谁把宪法当做一回事？刘少奇怎么死的？那个宪法的“法制”保护了他吗？如果宪法都不能保护作为主席的人，宪法还能保护老百姓吗？法制如果不能形成行为习惯，就只能是假的无用的法制。很多人讲法制建设，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最根本的位置上，如果都只是文本上的法制建设，那都是虚的，没用的。重要的是必须把“法制”变成真正的“法治”，把“法制”变成全体中国人的言语、行动以及思考的习惯，乃至成为新的文明的习惯势力，那就行了。包括台湾，台湾总是民主社会吧，为什么陈水扁会落到今天这种（贪赃枉法、“洗钱”的）下场？陈水扁也是中国传统习惯势力的一个明显的俘虏，一个“民主”根本就没有真正成熟的牺牲品。说白了，尽管台湾实现了民主，但是，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言论、人们的行动并没有把它变成真正民主的习惯、自由的习惯、平等的习惯。所以它的民主就成了问题。但不能不看到，毕竟台湾已经走到大陆的前面去了。有了民主的形式，总比连形式都不可能存在的大陆要强许多。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现在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我今天还想多讲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长期历史传统的原因，事实上已经是世界上最最落后的政治体制。

政治有三种，一种是实君政治，一种是虚君政治，还有一种是无君政治。实君政治是什么呢？一个明摆着具有君主帝王的政治，说白了实君政治就是人治，不是法治，也不可能法治。虚君政治，例如日本、英国，君主立宪，它们的君主是虚的，不起实际作用，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它们反倒是法治的国家。还有无君政治，例如美国，最高权力是真正宪法的权力。中国的政治明摆着是实君政治，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最高权力属于几个人。这几个人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什么关系？没有。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是这些人的话，或许还有一点点说得过去。几个人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叫什么？这就是实君政治，这就是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根本不可能真正把宪法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美国人当了总统，要手摸着《宪法》向全体议员（人民代表）以及全体国家公民庄严发誓。

《宪法》的最不可忽缺的基石就是人人平等，没有人人平等，这个《宪法》能订得出来吗？根本就订不出来，或者订出来也是假的。正因为有人人平等，才能有这个真正代表最高权威的《宪法》，人人，包括书记、常委，包括主席，包括总理，全都必须服从《宪法》。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实君政治，实际上是今天世界上最最落后的政治形式。中国要崛起，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