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位高则学能优:40教授争处长原因之一


  学而优则仕,仕位高则学优;学而优不一定能仕,仕位高则定能学优;先仕后学,学优速度更快;只学不仕,你就在那苦熬吧。

40教授争处长原因何在

20080908 10:08 来源:成都晚报 

  日前,广东省政协委员称广大高校存在衙门化问题,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来争。据悉,广东目前有两院院士30余人,比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院士还要少。(97《成都商报》报道)

  这让我想起一则逸事:当年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称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曾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先生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邀其出任所长的先生听后,立即退后作揖;而今,却成“40教授争处长

  不过想想,也不难理解。而今之大学,也还分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所谓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行政级别,体系森严,已如一张大网,将校园套了个严实;一应资源,尽在行政权力一手掌控之中。中国大学,多为国有,与权力近,即与资源近……“经济理性人原理所决定也。

  我们不禁要问:要是教授们都做处长去了,这学问由谁来做呢?大家都知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如北大已故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说。而研究学问,也正如先生所倡导的,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与行政级别所要求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是不相容的。为了保障学术独立性,这就决定了理应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凡学术问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从而生成一个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进而言之,还要实行教授治校——教授也当介入学术、教学而外的,高校的管理等其他公共事务,由学术共同体所生发的学术权力,与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形成制衡。唯此,才不致教授们无心做学问,才不会有“40教授争处长的现象发生。(于立生)

感言:

深圳乃中国改革开放之先锋,观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例如作为孔孟故乡的山东,学而优则仕,仕位高则学优;学而优不一定能仕,仕位高则定能学优;先仕后学,学优速度更快;只学不仕,你就在那苦熬吧。

当然,已经仕优而后学优者,不愿别人来争抢自己的岗位,动辄列举一些学术大师作为榜样来教训年轻后生:潜心做学问多好,你可以自由研究,你可以申请各种课题经费。是呀,成大家后自然不受行政的制约。问题是,成大家之前呢?谁来支持学术研究,谁在控制学术资源?谁来评价学术的优劣?所谓的自由,也是无资本的工人的“自由如飞鸟般的自由。

兹举一例。在山东某理工大学,长期从事某一学科的教师,一直没有对该学科研究和发展自主的机会。十多年来,该学科所在的院所负责人都是行政指派的方式,由通过行政捷径提升为行政干部的人来充任,而不考虑多年来从事该学科教学与研究的老师。学校、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人也很难有基层的教师,行政干部居多。这些人来后不了解学科发展规律,只相信靠管理就能出质量,管理好就能出精品。在这种背景下,学科教师只能把自己当作打工者。

于是,一些年轻老师也熟谙其道。个别教师居然丢弃教学而去从事辅导员岗位。仔细分析,原来本校大多行政干部又是先从辅导员干起的,辅导员——团委书记——学院支部书记——院长,再加上从行政大楼到各院系,行政成员多由本校毕业的或本省毕业的同学熟人,近亲提携繁殖,形成了这么一个铁桶江山,地方势力大大强于外来势力。

连学校书记一次也坦言,“教学有什么意思?”

这样的体制,大家心知肚明。这已经超出书记们动辄以“师德”来要求所能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