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在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1]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实设想并发动过一次整风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共产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 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文作为“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之一”，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和中共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以学习理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2]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3]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八个旗县的材料， 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 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4]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5]在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6]在此前后，报纸上开始报导各地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7]刘少奇甚至向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8]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风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  而且是在党的内部进行，这与后来开展的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整风运动是有重大区别的。第二，之所以选择“学习檔”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整风，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与苏共相比，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9]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 11月1 5日，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 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10]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檔”，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束“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11]可以印证这种判断的是，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12]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13]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做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三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 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4]

    鉴于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他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亲闹事和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 — 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情况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导，当时中国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沧县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命令主义倾向”，“河北省各地基层司法机构中存在的问题”，  湛江市部分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兰州市一些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官僚主义很严重”，河北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业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天津国营工厂“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15]进入1957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新华社福州1月12日讯，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会的504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苏省震泽县没有一个统战物件，却设有统战部；江都县没有山林地区，但却设有林业科；淮阴专区有些县没有工厂，也成立了工会，还要收会费。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16]还有报导说，  湖北省部分农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  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17]

现在，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重点转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

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试图用“两类矛盾”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语言，解释国内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给执政党提供指导性方针。毛本人说，他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18]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  毛泽东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  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毛估计的不错，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胡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20]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毛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  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人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毛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21]

    毛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会后四天，中宣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22]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五分之一。[23]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在谈到整风的打算时，毛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酝酿一个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24]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 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七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归纳起来要点如下：一、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比过去更加深刻。全国各个阶级相互关系都发生变化，所以各种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经过好几年才能巩固。二、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90％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其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习惯，有怀疑，所以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三、有些人好像讲阶级斗争为主就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么过瘾了。八大作了结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四、关于放和收，  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乱，乱也好，乱才有办法，乱然后治。中国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又没有，连小小民主都没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产党准备整风，中央决定今年准备，明年普遍展开，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主要整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整风的方法和延安时一样，就是学习檔，自我批评，也可以批评，用小民主，和风细雨。最后，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25]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对毛泽东讲话反应最热烈的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26]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章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27]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28]章诒和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评述：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  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29]

    毛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 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30]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31]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  “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32]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  陈垣说，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33]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 “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人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34]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35]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无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  “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  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36]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前引(当然不是后来修改的)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  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诚心要请党外人士帮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人民日报》曾报导，许多著名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但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37]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  “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  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38]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亲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39]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阅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40]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  “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80%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41]就笔者看到的资料，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42]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  “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份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43]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檔，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 。[44]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导，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南巡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其实提供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对党内多数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不满，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执政遇到了新问题，  对中央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针有强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试图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和作风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  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  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影响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好像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快或办事不顺，就往南方跑。这次，毛泽东选择了津浦线。临行前，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其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45]从3月1 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46]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47]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到，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48]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共产党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加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49]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  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50]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作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  “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毛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51]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入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  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毛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警惕地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质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导？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导？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52]

    这次南方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并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外的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十分不满。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我们不想好办法，将来要吃大亏”。[53]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2月18日到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刘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  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刘的调查范围包括学校、合作社、工矿企业，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城市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多次同学生、教师、社员、职工、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地方党政干部座谈。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  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54]

    社会分配是农民、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55]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56]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  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57]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58]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59]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  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60]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  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61]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l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阕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62]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63]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64]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65]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  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  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开除。[66]3月1 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67]3月1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68]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69]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70]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71]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72]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  自l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束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束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73]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74]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当然，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整风运动，刘和其它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原则上表示反对。但是，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  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  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75]毛泽东明明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定了决心。

提前行动：毛泽东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泽东决定拿《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长时间对双百方针没有进行主动宣传，报导也很少。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 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导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关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两次会议，《人民日报》的报导异常简单。最高国务会议开完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不足二百字的消息，还是安排在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后面，  位置并不显要，而对毛的讲话只提了一句。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报上连个消息都没有发。[76]这就是毛泽东在杭州质问陆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决定对《人民日报》“动手术”。4月9日晚上，毛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已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导了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它办法，只好让人走路。”[77]

    胡乔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便注销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天看过报纸后，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还特意请来了社论的执笔王若水。毛泽东一上来就大发雷霆：“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赶紧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紧迫不舍：“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 《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

    毛泽东对邓拓发了一通火后，把话题转向了知识分子问题，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80％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还说：“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近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近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最后，毛泽东又批评党报不如非党报纸：“《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毛还给几家报纸排了队：“《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78]

    指责《人民日报》“抵触”中央方针、 同中央“唱反调”，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党报4月10日以前很少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却是明显的事实，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毛泽东迁怒于《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  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积郁的不满才爆发出来。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  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79]

    毛泽东当然不只是发火而已，为了推动整风，他回到北京后一连气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80]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1 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81]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 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  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  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82]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数据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83]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84]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85]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档，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檔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86] 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  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87] 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88]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89]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檔，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做了几处文字改动。[90]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  “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91]

    尽管在檔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檔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 2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显得情绪激昂，比前几次更加放得开，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整风即将开始，毛有些得意地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讲到大鸣大放，毛更加乐观：  “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至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毛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  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  “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92]比起中共中央的檔，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  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93]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对执政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的思维逻辑是：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大多数虽然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已经没有威胁，而思想改造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然而，一旦这个逻辑的前提发生变化，他的估计和自信受到打击，所谓整风就必然会转向另外一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