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沐浴着第三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女性报告文学乘势而起，为本已喧闹的当代文坛别添了靓色与活气。从创作心理学和审美社会学角度看，第三转型期的女性报告文学得力于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具体表现为亲情意识、献身意识、悲悯意识和搭救意识。由此判断，女性报告文学已经拥有了自身初步的美学传统和良好的文学蓄势，这无疑为女性报告文学的进一步拓进提供了平台。
关键词：第三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写作状态；美学特质；前景瞻望
发生于上个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思想解放与经济改革浪潮，显然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次转进——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开放型社会主义的转进，即所谓“第三转型期”，人们俗称新时期（本文下称“转型期”）。这就是本文提出并探讨女性报告文学话题的文化参照与学理背景。
转型期的核心标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人本化和民间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反映在文学上，最为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作家自便意识的高扬、批判性诉求的“亚饱和”实现以及由此而来的非虚构叙事形态的时尚化。报告文学在此期的波翻浪涌便是有力的证明。
“有人类社会就有文学，而人类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自然，谈文学就有女性的文学”[1]，就有女性文学研究。至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便开始了较为系统的女性文学（Women’s Literature & Feminist Literature 的统称）研究。到了转型期，女性文学园地更是摇曳多姿，春光灿烂。五年一届的“中国女性文学奖”已举办过两届，其中就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中国版协妇女读物研究委员会的宝贵参与。法国的费米娜文学奖，原名就叫“妇女幸福生活文学奖”。客观地说，不独男女有别，女性自身也可根据年龄、经历、教养、职业、性格、气质等不同标准而作出很不相同的细分。因此，谈论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性别这一文化视角依理无法忽视。
广义的女性报告文学，主要指向四个层级：一是女性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以女性情怀反映女性生活与情感的报告文学写作；二是女性作家站在女性立场对男性世界的审视与批判，包括礼赞、寻找与对抗；三是女性作家站在超性别角度或中性视角对饮食男女、芸芸众生的感性书写；四是男性作家对优秀、知名或其他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女性个体与群像的文学依恋和艺术咏叹。鉴于“女性主义文学”口号的过于泛化，本文特采用“女性文学”或“女性写作”这一称谓，力图在较为明晰的背景之下来探讨一、二层级的“女性报告文学”及其写作的参照系数、美学特质和发展前景。
女性报告文学：不该被遗忘的话题
我们怀着惊奇而愉快的心情确信，因为女性作家的参与，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更加风情万种，仪态万端。事实表明，正是女性报告文学作家与男作家们一起，创造了此期中国文学绚烂多姿的景观，如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孟晓云、李玲修、梅洁、夏真、田珍颖、唐敏、江宛柳、马继红、长江、何晓鲁、安顿等。没有她们的闪亮登场，原本辉煌的报告文学图景将残缺不全，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将黯然失色，由此作出的关于世纪之交文化结构的理解也难以完整准确。
首先，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的崛起，既有大时代潮流火辣辣的召唤，更有该时代语境中女性身份空前解放和女性意识高度激活的内在驱动。
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使每一位受惠的公民欢欣鼓舞，因为这种语境对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较前积极得多的屏障作用，人性中的健康因素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特别是思想上的解放和艺术领域大幅度的解禁，更是极大地促动了作家们的表达热情，文学的相对繁荣时期已经到来。与此相关，女性由单纯的性别符号进化为多维的社会角色，由“对话”的低声转换为高音，女性话题也由幕后涌至前台。由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喋喋不休到对社会角色的孜孜以求，标志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心态的渐趋成熟。
我们之所以特别掂出这一话题，是因为女性话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历了相当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以至于到了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命题。在母系社会，女人是天空、太阳，男人是大地、月亮。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性长时间沦为男人的影子，顶多只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工具。“圣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礼记》对女性规定了“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信条，韩非子也明确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要求。这是西汉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直接基础。汉代刘向的《烈女传》，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第一部传记体女性报告文学。不仅男性轻视女性，女性也认同这一定律，并进行残酷的自我戕害，《女诫》就出自班昭之手。伊斯兰的《可兰经》明确规定：“丈夫高踞于妻子之上”。佛教专门制下偈语——“纵然娇声软语，欲壑难填似河。识得妇女本性，理应退避三舍。”在西方，柏拉图认为男人“在各方面都超过妇女”。亚里斯多德称妇女是发育不全的人，她们甚至比男人少两颗牙齿。西莫尼德斯经常将女性比作狐狸、猪狗、泥浆抑或无尾猴。卢梭要求“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者男子的见解”。叔本华鄙夷地说，“大自然用尖爪和利齿武装了狮子，用长牙武装了大象，用獠牙武装了野猪，赋予公牛以尖角，赋予墨鱼以搅浑水的物质，而赋予妇女的则是……装腔作势的本领。”魏格宁宣称，“不论某个男子何等卑贱，他总是大大超过最高尚的妇女，而且大到无法比拟的程度。”尼采叫嚣，“妇女最大的本领是撒谎”，因而他奉劝男人——“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在广泛影响欧美澳非的基督教教义中，背负原罪之责的夏娃备受上帝的惩罚：一是“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二是“你丈夫必管辖你”。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妇女没有灵魂，后来还颁布“圣训”——“每一个女人，当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都应该充满羞愧！”
所以说，人类文明进化的重大标志之一，便是恢复女性的合法人权以及全社会特别是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充分理解和尊重。事实上，仅就人类的繁衍工程而言，女性就是特别高尚和伟大的。因此，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性别文化中女性意识的进一步高扬，是女性逐步回到女性自身的文明之旅，是人类认识上的伟大进化。如今谈起这一话题，很容易勾起我们的“五四”联想。“‘五四’时期，中国女作家首次以觉醒的‘人’的意识登上文坛，创作造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她们的创作成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在进步思想界倡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气氛中发生的，其所表现的‘人’的自觉及其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传达的社会情绪、时代精神，很自然地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作者的女性身份、作品的自传色彩也格外引人注目。”[2] 第三转型期与第一转型期——“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背景、精神与范式虽然很不相同，但二者所提供的文学史意义同样弥足珍贵。
正是受到身份解放、性别意识高涨的大时代的殷切召唤和热情激励，一部分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生命本位感并具备以文学方式向社会“发言”能力的知识女性，再也不满足于个人化的闺阁想象和私人性的爱恨情仇，开始走出书斋，步入田野，秉笔高歌，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由生活的“倾听者”成为社会的“倾诉者”。这一转变的价值藏量，目前还难以作出准确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女性之于报告文学的有效加盟，进一步证明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必要性和完全可能性。
其次，女性报告文学的兴盛受到女性写作总体格局的诱导，并与整个女性文学的繁荣保持了同步。
放眼转型期的文学格局，女性文学与男性写作可谓争奇斗艳，相映生辉。在女性写作内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三个主要层面取得骄人实绩，我们不妨称之为女性写作的“三足鼎立格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确实忽略了“女性报告文学”这一不该被遗忘的重要文学存在。实际情形是，唯有女性报告文学的出场，转型期的女性写作景观才构成相对圆满的文学实体及由此而来的自足性阐释空间。
转型期的女性小说是个颇为繁杂的学术话题，这里无暇详述。仅就女性意识明朗的文本而言，就有《爱，是不能忘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的权力》、《女儿经》、《方舟》、《懒得离婚》、《错、错、错》、《同一条地平线》、《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祖母绿》、《错落有致》、王安忆的“三恋”等。从文化原型意义上讲，它们大都带有转型期女性身份或浓或淡的“涅槃”意味。调子虽然说不上高亢，但确实以新女性自身的意愿树起了此期女性文学的标竿。至于铁凝的《玫瑰门》、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以及稍后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说吧，房间》、海男的《坦言》、卫慧的《上海宝贝》等，更是女性或自便到几近“另类”的地步。徐坤认为，9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女性写作，“则完全是以女性成熟的个性化姿态出现并展示魅力的。纷争多义的‘个性化写作’命题藉此女性写作得到良好的诠释。无论是池莉、铁凝作品中基于女性获救之路描画的性／政治文本的双重策略，还是张洁、徐小斌、须兰、斯妤等人的女性迷宫／镜像式写作，抑或是张欣、迟子建等的‘现实一种’的书写，以及何玉茹、叶弥、周洁茹的关于‘成长’的小说，女作家们都将笔触进一步逼向人性的本质，在实施尖利的质问和无望的叩询中，执意寻找一丝审慎的爱意和自我获救的温暖。其间不乏惨淡，不乏壮烈，而更多的则是悲悯和忧怀。”[3] 这种延续下来的“悲悯和忧怀”与女性报告文学的情感价值不谋而合。
如果说，女性小说在写作势头和性别体验方面给女性报告文学以强力刺激的话，那么，转型期的女性散文则给女性报告文学以非虚构化自由书写的诱惑，二者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体缘”关系。总体观察，既有复归后杨绛、冰心等老一辈作家的匠心独运，也有宗璞、郭建英、李天芳、陈慧瑛、马瑞芳、梅洁、李佩芝、黄晓萍等中年散文家的赤诚奉献，更有后起的青年作家曹明华、张洁、唐敏、苏叶、王英琦、斯妤、叶梦、戴露、筱敏、素素等作家的新潮试验。散文作家刘烨园曾以略带夸张的口气说：“没有比散文更自由更本色更浩淼的了。我们费尽心思编拟的小说，为逻辑严密而如履薄冰的政论，独树一帜或亦步亦趋地布满意象、韵脚，在辞藻的荆棘中跋涉的诗歌，都远不如仿佛是在黄土高原或南海椰林里愿怎么喊就怎么喊，愿怎么生长就怎么生长的散文来得痛快！”[4]
转型期的女性报告文学兼女性小说、女性散文乃至女性诗歌、影视之长，以悲悯之心察人间万象，以殉道之情讴创业群雄，以性灵之笔书时代大义，以纤柔之躯和勤勉之脚谱写出一曲曲令男性作家群钦羡乃至汗颜的华章，从而支撑起报告文学的耀眼星空。如果说，小说是“书斋的文学”，散文是“思想的文学”，诗歌是“灵感的文学”，那么，报告文学则是“田野的文学”，而女性报告文学则是田野中那一束“带刺的玫瑰”。
美学特质：亲情·献身·悲悯·搭救
渴望和平，追求安宁，同情弱者，企盼幸福，珍视亲情，眷恋家园，崇尚奉献，对人世间的苦难和不幸异常敏感，似乎是女性的天性。转型期的女性报告文学不仅以特有的女性情怀改善了女性文学一贯清纯柔性的品质，也伸展了报告文学的“阳性”舞台，妆扮了文学世界的表现色彩，拓展了文学形态的存在时空，因而在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格局中别具一格。
所谓女性报告文学的美学特质，实际上就是女性意识在女性报告文本中的文学呈现。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文学环境中的女性意识。从已有和可能的写作状态来看，女性意识在报告文本中主要表现为亲情意识、献身意识、悲悯意识和搭救意识，女性报告文学的美学特质正蕴含于上述诸意识之中。
一、基于家庭、友情、故园之念的亲情意识
亲情是人类所固有的本质之爱，是最真诚、最深厚的情感状态，也是最纯粹、最高尚的情感范畴。小而言之，指亲子、夫妻、手足之爱；广而言之，还应包括亲朋好友之情、故乡家园之恋等。
毋庸讳言，相对于女性文本而言，男性报告文学虽然涉及包括儿女情长在内的亲情内容，如理由的《痴情》之类，但总体说来偏少偏粗，远不及女性报告文学来得真切、细腻、投入、热烈。女性确实更容易动情，所以常常被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感动得热泪盈眶，夜不成寐。女性自身也承认，“在体验生命、生存、爱情、家庭、婚姻等等方面，女性表现的细腻、敏感、多情、感伤、努力、抗争、渴望情感比男性强烈，其创作自然流露出不同于男性的文学形态。”[5] 这也是女性报告文学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深层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女性报告文学的人本情怀更为本真，平民色彩也可能更为浓烈。
众所周知，博大的父母之爱是文学作品千古咏唱的不倦母题。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精辟地指出，上帝之创造女性，便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缺少了这种爱，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像《中华之魂——母亲颂》便是当年延安保育学校的学生写给“母亲”——宋庆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曾志等人的颂歌。林雪等整理的口述自传体报告文学《“双枪老太婆”》，生动地塑造了“革命母亲”陈联诗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郑伯克读后说：“她（陈联诗）以一个女性的细腻，详尽地叙述了这二十多年里华蓥山地区发生的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叙述了她的亲人……的许多故事。今天的朋友们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革命的真实态度，看到一个不同的女性形象。”[6] 柯岩的《美的追求者》、《从一个孩子看中国》、《追赶太阳的人》、《东方明珠》、《永恒的魅力》等作品，以柔情似水的女性情怀、率真稚气的儿童视角或母性崇拜姿态，抒发了另一种求真心理、“唯美”追求与“类母爱”情感。报告文学家马继红的《母爱》、《妈妈，你是一部书》等一系列作品，则直接讴歌了平凡而伟大的母爱。
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作品，也都是飞泪泣血的亲情类女性报告文学。陶斯亮对父亲说：“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您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作品最后写道：
亲爱的爸爸，11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您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11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40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致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
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所以说，不论写那类亲情，何种友情，作家都必须付出真情。陈祖芬在谈到采访体会时说：“看到那一个个历经磨难而依然昂奋地工作的人，我每每勃发起一种使我不能自已的热情。这种热情把我席卷起来，然后抛掷到把我激动起来的那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里。我便站在那个人物的位置上，我‘经受’了他（她）所经受的磨难，我关心他（她）所关心的事物，我思考他（她）所思考的问题。”[7] 孟晓云在《山村的呼唤》中，用抒情诗般的语言报告了30年如一日普及山村小学教育的王振远老师。作者动情地说：“生活打动了我，我把最深沉的感情倾注在笔尖上，用了两天写出了六千字的报告文学《山村的呼唤》。事隔一个多月，我回到北京，在苦梨峪那种新鲜感受依然存留着，内心常有一股急于倾吐一切的欲望，如果不写出来心中就不能顺畅，于是我拿起笔，流着泪，写下了《〈山村的呼唤〉采访手记》，那同样是一篇报告文学。”[8]
黄宗英特别要求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到深水中，到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火与冰的锻炼，切身地感受到社会的冷与暖，美与丑，痛苦与欢乐，光明与黑暗，和人民折腾在一起，负荷那种超负荷的痛苦，然后，才能换来笔浓墨饱的一支笔。”[9] 她的写作视角多是姐妹、女儿、母亲、阿姨或知心朋友，她的全部作品都被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所包围。身为浙江人，故乡的“柑橘”伴随着她的童年梦幻和文学向往，使她毫不犹豫地为女儿取名为“橘橘”。为纪念丈夫赵丹离世一周年，她特意写了《快乐的阿丹》。当了解到同饮瓯江水的中国农科院四川柑橘研究所知名柑橘分类及栽培专家曾勉的感人事迹后，又很快写出报告文学《橘》，其中再次表达了固有的亲人之念：
啊，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练成一笔好书法，为阿丹写墓志铭：“捐生柑橘志，埋骨绿枝情”吗？不，艺术家的墓志铭在他观众的思绪中。橘子啊，难道我不放心我最心爱的女儿橘橘吗？可是橘橘已经长大了，橘橘不会辜负自己的名字，那是他爸爸演《屈原》的时候，取《橘颂》之意，希望她少年有志，矢志不移。那么，橘啊，你为什么此时此刻燎我肺腑衷肠？！
这种将亲情、友情、故乡之情高度融汇起来的文学书写，堪称女性情怀的极致。同时操持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茹志鹃，转型期发表过一篇具有浓烈生命意味的报告文学作品《离不开你》，写善良而坚强的刘桂芬对失去双臂的丈夫耿玉亭的深厚感情。女主人公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对耳聋的父亲说玉亭出差了，安排8岁的孩子睡下，然后抱着两岁的孩子，默默地诉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巧妙地传示了作者作为一个女性所特有的体贴与同情——
她告诉孩子，爸爸已失去了双臂。妈妈以后怎么办呢？孩子啊，你在梦中还会用小手揉揉眼睛，抹掉母亲滴在自己脸上的泪水，但是爸爸不能了；孩子啊，你饿了会用小手拿着馍馍啃，你渴了会捧着杯子喝，你会用手绢擦鼻涕，你会拿着冰棍吮，跌倒了也会用手撑着爬起来，可是爸爸不能了，都不能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不能了，孩子啊！妈妈怎么办呢？
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放逐了亲情友爱，生命不复光鲜，人间不再温暖，艺术不再温馨。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恰恰以深沉的情感、多彩的笔调、多元的手法，多层位地展示了大时代的家庭爱、亲人爱、友人爱、家园爱，充分体现了女性报告文学的柔情美。
二、基于祖国、人民、事业之爱的献身意识
女性报告文学中的献身意识，既是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逻辑延伸，也是新时代女性参与意识和建设观念在非虚构叙事形态中的价值体现。
黄宗英的作品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显示了尊重知识、保护人才、崇尚科学的别一种女性情怀。转型期以来，她陆续发表了《美丽的眼睛》、《大雁情》、《固氮蓝藻》、《八面来风》、《橘》、《小木屋》等一大批颂扬善待生命、爱岗敬业的奉献者、建设者的报告文本。《美丽的眼睛》艺术地再现了兰州大学化学系36岁的化学技术分析员杨光明在烧伤面积达94％的情况下的坚强毅力和美好心灵，写作的重心仍然是表现女主人公的岗位奉献。《大雁情》是作者倾情推出的力作，也是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中最见作者个性的文本之一。作品迎着刚刚拂起的科学春风，顶住极左年代残留下来的世俗偏见，一往情深地报告了女知识分子秦官属献身科学事业的执着精神和高尚品德。写到秦官属坎坷而质实的人生时，作者借几种药物赋诗：“似枝杨沾土就活，效丹参红在根本，如桔梗开花漫野，怀远志感报春晖。”日记体报告文学《固氮蓝藻》通过对黎尚豪的报道，再次重申了“人民需要科学家”的信念。《八面来风》报道了广州东山区缝纫机三厂厂长姚泽生以人为本、以厂为家的创业之道。《橘》颂扬了像曾勉这样“热爱专业胜于生命”的知识分子对于事业的痴迷。《小木屋》以小说和电影笔法生动地塑造了热衷采集标本的南京林学院援藏女教师徐凤翔的艺术形象。黄宗英就是这样，像报告文学的“主妇”一样，精心侍弄着新时期科技领域里的“奉献之花”，被尹均生誉为“清新灵秀，风格独特，在报告文学园地上是一枚绚丽的花朵”。[10]
柯岩是转型期又一位重量级女性报告文学家。她的《追赶太阳的人》、《奇异的书简》以及《船长》等，都是献身型报告文学作品。《船长》和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一起，构成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的三个经典文本。而且，因为贝汉廷这个“硬汉”、“强者”形象丰富的社会和文学内涵，《船长》某种意义上还隐含着“寻找当代男子汉”的女性潜意识。作者坦陈，“因为生活中经常充满风雨，我从来害怕哭浠浠、软塌塌的人物，而喜欢强者。翻阅着贝汉廷厚厚的材料：其中有关于他先进事迹的新闻报道；有各式各样的业务报告（包括汉堡港运载的专题报告）；有他和一些外国港务局官员的谈话记录；有他给咱们新船员的讲课稿；有‘汉川号’在地中海抢救希腊沉船的嘉奖命令及中外文的感谢信……一个精明干练，并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及高度文化的人物形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令我激动的是他强烈的主人翁精神。”[11] 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岩又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女性“自怜”与“自恋”的写作窠臼，显示了特别的拓进意义。
陈祖芬之所以钟情于知识分子，原因之一是其家庭背景使然。极左年代，她的父母被抄家，父亲被迫害致死。这无疑养成了她那“为知识分子申诉”、为新时代献身的原始创作欲念。她的《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活力》、《生命》、《黄家驷的道路》、《中国牌知识分子》、《朝圣者与富翁》、《太阳从这里升起》、《最佳年龄》、《人生的抉择》、《一个成功者的自述》、《美》、《催人复苏的事业》、《理论狂人》、《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性格化与现代化》、《一个问题的几个答案》、《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等，都是为改革擂鼓、为知识呐喊、为进步欢呼的。因为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新生活的由衷感激，使其常常耐不住性子去浅斟低吟，倒是每每浩歌长啸，激情喷薄。王运丰、林俊卿、王昆、黄家驷、程渊如、陈祥祯、郑华明、朱明瑛、朱政、薄熙来……等等，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繁荣幸福而奋力拼搏的“大写”的人。《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创造性地刻划了原大连市长薄熙来的形象。这与此前烈士传记或名人广告式的公仆报告文学有很大不同。薄熙来有句名言：“多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开心。”这显然体现了浓郁的民本情怀，难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张锲读后大为感动。他说：“一边读，一边擦拭着激动的泪水。在尝受了那么多苦辣酸甜之后，现在我已经很少流泪了，尤其是为痛苦和悲伤流泪。但我仍不时为崇高的思想境界，为善良淳朴的心灵，为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流泪。我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是心里很干净，是一种被崇高、淳朴、美好的感情过滤了污秽之后的那种干净。它引起你沉思，唤起你向上，激发你去追求一种更新、更好、更美的生活的热望。”[12] 这就是陈祖芬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孟晓云的《山村的呼唤》、《胡杨泪》，戴晴的《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你醒着么，龙门？》，李玲修的《厄运》、《心，永远憧憬着未来》，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郭慎娟的《碧水丹心》，夏真的《生命之歌》，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孙晶岩的《冲出亚洲的坎坷》，马继红的《写在她远行的路上》，燕燕的《雪域战神》，何晓鲁的《当年他们多年轻》，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述及。
三、基于隔膜、不幸、贫困之忧的悲悯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悲悯意识是忧患意识的女性言说或女性化表现。中华民族的沉重苦难，造成了中国文人悲天悯人的独特情感指向。所以谢冕说，“忧患是一种传染，后来变成了遗传。中国文人和作家提起笔来，便是万家忧乐的注入和传示。”[13] 从性别心理学角度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过去的苦难形成深刻的记忆，对现实的不幸也尤为敏感。
孟晓云、梅洁是转型期典型的悲悯型作家。孟晓云的写作理念是，“在生活中一旦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美好的感情，我就十分惊喜，愿把它写出来。发扬和宣传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在同志、战友、亲子、夫妻、上下级之间提倡爱、善良、谅解、宽厚、友谊、温柔，这不就是文学的目的么？”[14] 在苦梨峪学校，当得知13岁的白凤霞没有母亲、后妈用脏话骂她时，作者“心中涌起一层深深的同情”。她总是以悲悯之心打探普通人的的孤独、忧郁、哀伤，呼唤沟通、理解和信任。《把阴影留在背后》挖掘了劳动模范魏永贤的孤独，《春城的一场暴风雪》倾诉了昆明师院附中女中学生王佳做好事反遭诬陷的内心苦闷。而在《人们，愿我们相敬相爱》、《深沉的爱》、《勇敢者的日记》、《普通人》、《穿白大褂的小人物》等作品中，作者为齐利、谢玲、苏健等人的宽柔心怀深深打动，不禁感叹：“这种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多么难得！这种真诚无私的友谊又多么感人！”[15]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她的《胡杨泪》。这部反映具有胡杨精神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高贵灵魂的报告文学，拥有对于国家弊端、家庭不幸和个人苦难的多重悲悯，因而具有慑人魂魄的悲剧力量和审美震撼。
与孟晓云相似，梅洁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如果说，《西部的倾诉》以震颤之笔对西部的贫困、落后及触目惊心的女童现状和女性苦难作了心灵的最高“祭奠”，以泣血的声调唱出了“救救西部”的文学挽歌，那么，她的《山苍苍，水茫茫》则浓墨重彩地为其充满苦难和希望的故乡——郧阳——描绘了一幅悲壮的牺牲与奉献长轴。碧波荡漾的丹、黄水库灌溉滋润了江汉平原4万亩良田沃土，而郧阳人民却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水的无情折磨。大年三十，“刚过门的新媳妇到陕西去挑水，担子压在肩头，她又气又累。出嫁之前，父母再三警告她，但她爱上了这村的青年，就不顾一切嫁过来了。现在她明白了，人可以不顾一切，但不能不顾水。肩膀疼，她放下担子休息，不小心一只桶倒了，水全洒了。她怕挑半桶水回去婆婆和一家人不高兴，只得又返回去装满。等她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家人的团圆年饭因无水没吃成，全家人拿她出气。新媳妇感到无望，在除夕的爆竹声中上吊了。”类似的悲剧不在少数。作品写道：
下地干活、学生上学、病人就医，都得爬坡攀岩，绕路求渡，因而每年都有掉下悬崖、落进水库、陷入淤泥而伤命的，病人因延误时间而死亡的事经常发生。郧县叶滩卫生院医生余顺秀，因患中毒性痢疾，需立即转院治疗，可是当班船已错过，又到处找不到船，结果等赶到医院因来不及抢救而死亡；姚坪区磨山村村民刘国云抱9个月的小孩到卫生院看病，来到河边，隔岸喊医生都能听见，但因无船渡河，只好抱着病孩在河滩等了一夜，第二天有船过河时，孩子已死在妈妈怀里；1975年10月24日下午，汉江大队第四生产队14个社员渡着一只破船过浆子沟种麦，不幸翻船，14个人全部落水，淹死7人，王化善一家5个劳力全部淹死，剩下两个孩子和一个老母，生活无依；红桥大队女社员李太芝，到繁荣大队砍柴返回时，因路被水淹，只好顺着一条渠埂走，一脚不慎，跌下石崖被水淹死；村民王原有给牛抓药，回家时无船可渡，只好泅水，游到河中被淹死……
读罢作品，雷达惊叹：“我真正认真地看梅洁的作品，还是从大型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而起的，此文确实令人惊讶，它不像多以理性见长的报告文学，而是满溢悲壮，一往情深，滔滔乎若大江巨澜，一发而不可收止，七八万字的长卷，竟如一首无休止符的长歌。”[16]
转型期女性报告文学的悲悯意识可谓无处不在。陈祖芬去攀钢采访，了解到杨家政的爱人“小杜”上班太远，既不安全，又不能照顾家庭，便“管起闲事”，很快得到解决。女作家春桃日前与陈桂棣合写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悲悯性报告文学作品。曹岩与邢军纪合作的《疯狂的盗墓者》既是对畸形社会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国民素质的控诉性悲悯。夏真的《世界五百分之三的希望》对乡镇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深感忧虑。长江的《矿难如麻》对屡禁不止、欲盖弥彰的“矿难”给予了悲悯性反思。霍达的《万家忧乐》、《国殇》都是尖锐的悲悯之作。闾丘露薇的《闾丘露薇采访手记》和《我已出发》则在全球视野下以文学方式努力守护着生命规则。唐敏的《人工流产》激愤地检视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公正的女性处境。黄宗英说得好，总不能把人民踏着荆棘流血行进的景象，描写成人们在花丛中跳舞。由此可见，悲悯性报告文学实际上是最具现代意识的文学，因为它最切近人道主义原则，最具有生命的本真意味，因而是操心的文学，实话实说的文学，衷肠柔述的文学，也是最坦荡、最阳光、最美丽的文学。
四、基于健康、进取、超越之思的搭救意识
转型期的女性报告文学作家不仅以敏锐而善良的目光打量着大千世界，以宽厚而温暖的胸膛抚慰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已经并将继续以纤巧而柔韧的双手去开掘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我们将这种追求健康、进取、超越的情感指归称之为搭救意识。这种搭救意识主要体现为身体或生命的搭救、人生境遇的搭救、社会文明的搭救三个基本层次。
黄宗英的《越过太平间》、柯岩的《癌症≠死亡》等堪称生命搭救的表率之作。短短两年中，黄宗英的两位亲人被癌魔夺去了生命，所以她异常关注治癌问题。由此出发，她追踪从癌魔手中抢救生命的女主人公、北京第二医学院附属宣武医院大夫宋慕玲达两年之久，写出了为“生命守护神”树碑立传的《越过太平间》。其中一段抒情式议论表达了她的科技眼光和社会搭救意识：“振兴中华的社会中坚——中国的科研人员啊，他们的政治待遇，学术职称、工资、住房……在路线正确、政策稳定的情况下，可能冲破种种阻力逐步有所解决。可学术研究条件呢？清贫的祖国没有童话里的‘宝盒’、‘魔灯’、‘小金鱼’。科研人员缺少必要的设备、资金、材料；而多的是关系的复杂，程序的繁琐，干扰的频繁。”可见，作者不仅意欲搭救患者的生命，而且力图搭救那些搭救生命的人。《美丽的眼睛》也具有类似旨趣。柯岩住院期间，结识了不少癌症患者，他们不气馁，还乐观地练起气功。从那些练气功的病友身上，柯岩领悟了生命的要义，获得了创作灵感，完成了题材独特、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癌症≠死亡》。
人生境遇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大雁情》中的秦官属、《橘》中的曾勉、《祖国高于一切》中的王运丰、《胡杨泪》中的钱宗仁等，他们的境遇就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悲哀就是民族的阵痛，他们的奉献就是祖国的骄傲，他们的快乐就是社会的进步。女性作家以悲悯之情书写他们的不幸，又以搭救之意为他们人生境遇的些微改善和社会价值的更大实现奔走呼告，显示了人间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卓然风采。针对早年论资排辈严重、青年难以出人头地的不良世风，陈祖芬发表了《人生》，开篇写道：“习惯势力具有这样的盲目性，使一些本来简单的道理人为地复杂起来了。我们有一些潜力很大的青年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老同志还有那么多，中年人尚且轮不上！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了，一些本来可以完全由青年胜任的角色，却依然得由‘不服老’的人们干到老。”老作家杨沫也挥毫上阵，写出了为“小人物”刘亚光正名的《是这样一个人》。作品发表后，遭遇各种阻力，但她不畏权势，藐视成见，毅然写了续篇《不是日记的日记》，为当代女性报告文学别添了信心与活力。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等，有调查，有分析，重引导，对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有很好的指导、搭救效果。柯岩的《特邀代表》选取工读学校校长王胜川全心全意挽救失足青年的题材，同样蕴含着虔诚的搭救心愿。
文化搭救是女性报告文学搭救意识的高级层次。《还是那双眼睛》对王震将军关心知识分子大加赞赏。明确指出：“纵观历史，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刘茵与何启治合写的《播鲁迅精神之火》，“以深沉的文化关怀，饱含激情地报告了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经过。作品充分认识到，鲁迅——中国文化界的普罗米修斯，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在大夜弥天的黑暗中，其作品就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照耀着中国人民在刀光火色衰微之中，瞥见了薄明的天色；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不息，将剑戟刺向各种腐朽势力，把海洋般宽厚的爱献给人民。作者指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400万字的著述，是我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族文化的魂宝，也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因而，整理出版《鲁迅全集》，本身就是最高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救赎行为。”[17]
刘茵的观点是，“报告文学作者在反映当代新生活时理应刻意创新，不遗余力地把握一个‘新’字，要尽力竭虑地描写新题材、新世界、新人物、新思想，从而展现出中国新时期的新风貌，以辉煌壮丽的实例实情鼓舞民风民气。”[18] 由情入理，由理至新，这表明，女性报告文学的创作观念已趋成熟。
前景瞻望：精神积累与重新出发
转型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场经济又进一步拉动了市民文化和通俗趣味。当此之时，具备精英文化性质的报告文学与其他高雅文学一样，自然面临着庸常审美趣味的挑战。正如有人所说，“当中国文化从意识形态的硬壳中挣脱而出后，顺应现代社会的变化潮流，似乎立即沉浸于工业化的世俗形态之中：畅销小说、热门影视、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卡拉OK、广告艺术……狂飙突起的流行（POP）文化，改变了城市生活的色彩和节奏，左右着大众游移不定的消费取向和审美情趣，甚至成为一部分青年赖以生存的日常宗教和世俗信仰。”[19] 在此情形下，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却异乎寻常地贴近了大众审美趣味。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以其大俗大雅的品格成为了“时代的文学”。
对女性报告文学的未来前景作出合规律合目的的估计，有两点需要我们先期判明：一是现有报告文学的总体姿态，二是女性报告文学的自身传统及其蓄势。
关于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总体行进状态，创作与批评界总体上持乐观态度。有人认为，转型期以来，报告文学“不仅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而且，在这世界风云迅猛翻腾，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活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收效之速，往往超过内容相近的其他文学形式，成为最能发挥优势的文体之一”。[20] 柯岩在《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选·导言》中也说：“今天，似乎其他文学样式从来也没有达到和千百万普通读者这样贴心、这样休戚相关、这样血肉相连的程度。这丝毫没有贬低其他文学样式的意思。是的，诗歌可以使人热血沸腾，拍案而起；小说可以使人如痴如醉，辗转难寐……但你却无法找到进入那个世界的道路，因为它并不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地存在，它只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而报告文学是这样贴近你，它似乎就是你自己在观察，你自己在发问，你自己在呐喊，就是你身边甚至就是你自己的事。”[21] 报告文学家马继红同样乐观地认为，“在文学的花园里，无论那种体裁，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都是纷繁多样的。相形之下，报告文学的艺术天地似乎就更广阔，它可以具有小说的生动、曲折、细腻；散文的娟秀、婉约、隽永；诗歌的联想、含蓄、抒情；政论的冷峻、深刻、犀利。”[22] 如此说来，报告文学的现实根基和读者期待决定了它的美好前景，而女性的柔情及由此而来的悲悯性叙事方式又预告了女性报告文学充满希望的未来。
但也有不同看法。如佘树森说，“纵观我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我们不难发现：这支队伍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可谓寥若晨星，顶多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这种‘新闻性’、‘报告性’占重要地位，需要实地采访、详细调查、理性分析，具有较强的思辨、政论色彩和谨严逻辑力量的独特文体，本来就更适合男性作家来操作。”[23] 尽管没有否认报告文学的创新空间，但他确实不太看好女性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更有甚者，在描述20世纪80年代文学概况的时候，洪子诚仍然将报告文学这一绕之不过的重要文学存在不太情愿地归入散文之列。在那本颇具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他给出的总体评价就十分谨慎：“报告文学常常拥有大量读者。原因之一是，由于新闻报导所受到的限制，它承担了新闻报导的某些功能，以‘文学’的形式来‘报告’读者关心的社会新闻和现象。如何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角度来处理这类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调查报告’性质的文字，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24] 陈思和在同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干脆只字不提报告文学，不知这是否有失“民间立场”？但我们在回视中发现，报告文学的发展向来都是不以某个理论家或某本个人化文学史的意志为转移的。
严格地说，女性文学既不是一般的女性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极富包孕性和涵盖力的社会文化问题。特别是在高科技、都市化语境中，以力气和勇蛮取胜的男权中心已经瓦解，人本位和智力化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女性意识的普遍高扬及女性社会参与程度的不断加强，不难断定，包括文学陈述在内的女性话语权就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转型期的女性报告文学远远超越了家庭幸福的基本层次和人格独立的启蒙阶段，正朝着追求深层悲悯和全面搭救的理性建构方向迈进。当然，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使命使之不可能将目光仅仅盯住女人，诸如女性隐私、三角或多角恋、裸露癖、性体验等，而应一如既往地追求健康、文明、现代的价值准则。因为，“价值是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的最高依据。与人类精神直接联系的文学，没有了价值基石，就等于是失去了血脉的生命躯壳。但在新的历史情况下选择和确立新的价值标准时，我们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人类已有的人文精神积累的。”[25]
记得哈贝马斯说过，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它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其使命尚未完成，它始终是向未来敞开的。中国女性报告文学的集成，既是女性高度解放的见证，也是文学全面拓进的表征。作为处在现在进行时态的现代之旅，女性报告文学要做的工作自然还很多很多，但我们十分清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由第三转型期的自觉化和集团式推进，中国的女性报告文学已经享有了亲情意识、献身意识、悲悯意识、搭救意识等较为深厚的“人文精神积累”，亦即已经拥有了初步成形的自我传统和重新出发的良好蓄势，争取其更大更好的再生空间应该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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