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强有力地撞击我们古老的学术传统时，我们的理论与批评世界从未如此这般地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然而，当这一切躁动不安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沉静下来之后，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居然“丢失”了文学理论与批评！
显而易见，当我们于世纪之交全面反思百年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成就时，真正感受到的是它的匮乏和贫瘠——没有自己的理论支点，没有个性与特色。王彬彬这样总结这个时代：“尽管80年代后半期，各种理论满天飞，似乎是理论过剩。但其实，中国当代批评却经受着真正的理论饥荒”。[1] 刹那间，80年代以来由繁华锦簇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批评世界猝然拆解。追忆中，葛红兵终于写了“悼词”，试图真正彻底打破这个众语喧哗的、无序的批评世界，渴望有人在“绝望”的废墟上重建。
一
真正的建构需要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其实，早些时候，“先知们”已洞察了浮华批评词藻下的“失语”困境，并且做出了力挽狂澜的悲壮努力。1989年左右，王宁先生就提出了“学院派批评”的理念，这是批评家们渴望建立当下真正的理论批评话语机制的追寻。接踵而至的是吴炫的“第二种批评”，葛红兵的“个人化批评”，王先霈先生的“圆型批评”等等。这些理论主张或多或少都受到了80年代流行的《批评的批评》的影响。鲁枢元等人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论的“整合观”，试图纳中西文论之精华而整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这些理论并不缺乏高蹈的胸怀和“宏图霸业”的雄心，但仍然较少大师的权威性与震慑力量，也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因而迅速被后起的呐喊所淹没。在不断的争论与匡谬扶正之中，每个人都以救世主自居，似乎可以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贫瘠与荒芜之地而达致希望的绿洲。不幸的是，透过百年来的回眸与反思，我们深感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似乎离我们很远。或许，这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时代，批评家们倾注的激情与献身的热忱是这个时代的浓墨重彩，然而他们的成果会不会在后人的嘻笑中被轻轻遗忘？
无论如何，沉思的90年代并没有真正沉寂。一方面，“失语”的批评在炒作与仿制下盛演不衰；另一方面，批评的呐喊与反思也在不断地做着最真诚的努力和最美丽的梦想。
这也许将是文论史上最富于激情、最充满诱惑、最浮躁也是最功利的时代。不管怎样，我们仍会惊异地发现，在文学批评与批评的批评的璀璨群星中，确实很少有人来真诚地关注批评的基础理论，即批评世界的原生态。而在时代的冷漠与忽视中，文学批评学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或者说，长期以来，在不知不觉中，文学批评学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很多批评家甚至不屑一顾地将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学混为一谈，进而作出似是而非的理解与阐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少批评者肯定知道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学的微妙差异，但却无力阐释。这就是繁华的时代文论话语遮蔽下的理论“空洞”：元批评与元“批评的批评”的含混与鄙陋。我们无法理解，是我们的无知造成了对它们的冷漠，还是我们的冷漠造成了对它们的无知。
面对失语困惑的美学，李泽厚曾经指出，有些人连美学的基本原理都茫然不知，却仍然在谈论美与美的建设，这才是美学真正的困境。美学原理的建构才是最终走出美学困境的阿里阿德涅彩线。同样，我们认为，在文学批评的“失语”时代，尤其需要文学批评学这种元理论来弥补我们理论的缺憾。只有如此，才有开拓一个崭新的批评世界的可能,这就是我们谈论并呼吁“文学批评学”的意义所在。
所幸的是，已经或正在为之努力的大有人在，如唐正序、陈晋、贺兴安、王先霈、黄展人、潘凯雄等。
李国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此列，为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创立、成熟与完善尽心地营构着。所以狄其骢先生说，李国华的《文学批评学》是“对90年代新时期文学批评反思和总结的一种努力，在新时期文学的大发展的无序中寻求批评的秩序，在流派林立的批评实践中探索共同的原则，对文学批评发展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作理论上的调整和处理”。[2] 而且，李先生此书被定为普教“九五”国家重点推荐教材，无疑向我们昭示了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
无疑，体系性是衡量一部著作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彰显作者的全部襟怀、睿智与灵气，也是著作学术价值的基本体现。这是我们特别关注李国华先生《文学批评学》的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著作体系可分为学术专著体系和教材体系两类。本书却面临着“第三种体系”的可能——学术性教材的复合体系。对于目前的文学批评学来说，似乎尚无完全成熟的体系范例。因此，澄明的文学批评学世界的确立便显得尤为紧迫。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文学批评学还是一门建设中的年轻学科，但此前面世的一些著作仍然通过对文学批评学的思考和阐释为其规划了大体的框架。而且，一些学者也把文学批评学的某些局部范畴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这在为后来者提供借鉴的同时，无形中也形成了融合与超越的困难。
所以李国华认为，“正是这一批文学批评学专著对文学批评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初步建构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批评学的理论体系。”[3] 但也正是在这初步建立的理论体系下面，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当文学批评学的具体范畴如性质、标准、价值等被作为重点得到深入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时，“文学批评学”本身的定义却十分含混。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批评学的定义乃“终极目的”，所以，只有在解决了诸多局部的、具体的范畴之后，才能求得更为本真的界定。然而，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关于文学批评学的清晰界定是整个学科得以展开的最基本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可以被“无限悬置”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因不可言说而必须保持沉默的问题。
李国华敏锐地发现了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中的当下隐患，即体系性构想虽然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但仍然相当地不健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无法找出一种较完善、较权威的关于文学批评学的界定。譬如，李著对林骧华等人的定义就提出了质疑，认为此种定义事实上未能真正触及文学批评学的真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定义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学混同在一起，很难区分理论与“元理论”的起码差异。经过进一步思索，他为文学批评学勾画了新的蓝图——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以美学和文学理论为基础，建构起关于文学批评的本质、标准、方法、体式、写作及发展规律、基本原则的学科体系。[4] 或许这种框架并非全新的设计，但真正显示其独特之处的在于创造性的叙述思维。李先生指出，批评学体系与范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美学”。[5] 这种思维显示了作者突破与创新的体系观。
作者试图在教材体系和学术专著体系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一条融合之路。这显然要冒极大的学术风险。王先霈先生曾在《文学批评原理·前言》中精彩地描述了两种体系互不相容的对立品格：“学术专著的体系性，建基于作者理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严密逻辑，是他所努力建构的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教材的体系性，则主要是指叙述的体系性。判断学术专著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是著作的观点的独创性，判断教材价值主要尺度之一，是它对自古迄今在本学科领域的最优秀成果反映的广阔度与准确度。教材，特别是大学本科教材，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一家之言，而要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6] 王先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在教材体系的建构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王先生将体系规划为：功能论—主体论—批评方法—批评文本—批评写作及发展诸环节。在他看来，优秀著作不仅应着眼于自身的体系性，而且更要从课程体系的整体性出发。
李国华的著述作为教材显然考虑到了这些特质。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因为，李著同时还承担着梳理与建构文学批评学体系的学科使命。因此，关于批评既成状态的讲述、批评方法的评介以及学科的系统性与最优化便同时成为李著的重心所在。当然，李著在将具体的批评方法作为手法进行观照时，目的在于透视蕴含其中的元方法理论的构成及其规律。因而，当作者在论述中不知不觉地超越了“讲述”的范畴时，学术专著的体系性已悄然融入了教材的学科体系之中了。
如果我们将李著《文学批评学》和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等人合著的《文学批评学》进行体系比较，便很容易发现，李著因复合体系的含容性而拥有更为鲜明的特点。由于这两部同名著作都力图为文学批评学立法，因此，二者宏观体系构建的价值追求应该具有一致性。但是，单从著作的体系布局中，我们看到了二者思维方式的差异。前者的结构顺序是：本质论——标准论——方法论——写作论——发展论，后者的框架结构为：发生发展论——本体论——主体论——文体论——方法论。李著从时空坐标出发，步步推理，层层论证，着重于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思维关联，有较为浓郁的思辨色彩。与潘著相比，李著更多地照顾到接受主体的利益，更善于调动接受者的习得机制，因而也就更便于广大学习者自学。
所以，当我们发现李著既非纯粹学术专著体系又非纯粹教材体系时，同时也就说明了它的包容性与自足性。这意味着，李著的根本目的业已达到。
三
面对驳杂的批评世界，学者将其归纳为三大话语系统：西方批评、中国传统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显然，每一话语系统都蕴含着各自的批评立场、批评性质、批评功能、批评标准以及批评的价值取向等。这使得文学批评学面临着一个沉重的话题，即当文学批评学要解决立场、性质、功能、标准及价值取向诸问题时，学术思维的逻辑原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规定着文学批评学的学科秩序。
当下批评学的处境十分复杂。因为，传统批评话语机制在西方理论的渗入与冲击下几乎被完全颠覆，而西方批评话语又给人以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就像务实的罗马人在一丝不苟地模仿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古希腊人时总会从古希腊人带着同情的神秘微笑中感觉到——那世界离我们还很遥远。于是，当批评传统“失语”时，我们也“误读”了西方批评，神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由于长期的庸俗化和政治趋向被严重“异化”。不难想象，一旦传统权威失去其神圣性，新的话语便会不断滋生，以求建立新的话语秩序。陈晓明、吴炫在论及“第三种批评”时，就要求“发现”中西各自理论的长处，以建立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来统摄和超越既有局限。[7]
这种思考正在不断深入。比如，在批评标准上，有学者提出“普遍性”原则，企盼建立批评的“个人化”立场。在批评尺度上，葛红兵强调“心灵说”，王瑶倡导“主客观统一说”。在价值取向上，钱中文重申审美的历史的社会的价值取向。显然，这种局部思考使批评视野得以拓展，并且在视野与思维的不断转换与深入中探求着超越三大话语以寻求普遍的共同规律，进而参悟文学批评的本真奥秘。
李国华先生和其他学者一样，在建构批评学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引领我们穿梭其间的还是马列主义文论的逻辑原点。在马列文论的权威性遭到质疑的今天，李先生重新以理智的、科学的、辩证的目光对待马列文论，并以此重新规划文学批评学，这无疑表达了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使命感。
四
任何批评文本都不是绝对孤立的文化遗存，它必然受到创作主体、接受客体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文学批评的混乱与有序、疲软与复兴，批评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于批评家的关注以及如何关注，便成为文学批评学的又一个思考点。
王列生曾罗举了当代批评的六种缺陷与危机。这些缺陷与危机表明，批评主体必须面对两种选择，要么出于良心构筑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境界，要么在时代的喧闹中从事功利化的智力游戏。
鉴于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现状，有人提出了批评家的批评品格问题。的确，当刻意追求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风雅以及过分仿制之时，批评便由于缺乏实诚和真情而失去生命力，并可能最终造成读者与本文的重重阻隔。
这实际上涉及到批评家的使命问题。毫无疑问，批评家的使命在于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来窥寻文本的内在奥秘，从而为读者构筑通达真、善、美的理想路径与价值体系。这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正因为其神圣，批评家才被赋予崇高的品格——灵魂的导师。因为任何一种浮华的言语都有可能亵渎这片圣地，所以，当批评家认真面对批评世界时，他会发现，批评原本不是轻松自在的事，它无时无刻不在检验、考察着自身的素质与品格。难怪钱理群先生盛名之下，经过痛苦的反思，认为自己似乎仍未窥及研究鲁迅之门庭，并希望自己和其他的研究者能够认认真真地浸染十年，方备言说的资格。
这就是真正批评家的学术品格。心血所聚的背后是批评家们经长期煎熬寂寞岁月和枯燥书斋后的生命光彩。
李国华先生深谙此中真义。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主体决定着批评的生命。当批评家对批评对象作理性审视时，潜在的责任与使命意识便不由自主地浮出水面。稍加留意，我们便可发现，在李先生的《文学批评学》中，主体论是全书篇幅最长、最为丰富、最为翔实的一章，倾注了他的极大精力。在这一部分中，著者从写作的一般程序到批评家的品格素质，从一般方法到具体的手法，从宏观原理到细微操作，从批评家的艺术修养到道德修养等等，无一不作精彩而细腻的论述。著者不仅告诉人们如何批评，还揭示出，在创作中的每一细小环节，漫不经心的疏忽中可能蕴含着批评家的真知灼见。这就是作者何以在宏观建构批评学大厦时仍念念不忘——一个引用恰当与否，一个术语正确与否。事实正是如此，越是平淡、细小、不经意处，恰恰越有可能显示出一个批评家特有的品格与素质。
换一个角度讲，这又不只是一个批评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的问题，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作者本人学术生涯的写照。当此书的接受者被前定为学生时，作为教材，此书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著者力图从接受者的视角来考虑此书的生成及效果。这种考虑不仅仅体现为作者力图向学子们传达批评真谛，单是作者那质朴、准确与实诚的文风就已在潜移默化中打动了学子的心灵。正如狄其骢先生所说：“作者在建构《文学批评学》时，不仅以文学批评的国内外大背景和资源出发，而且还从他心目中的主要读者——那些嗷嗷待哺的学子出发，为此他在设章置节中甚至不避浅俗，宁冒学术风险。这引起我对作者的尊敬。”[8] 这自然也是我们的感觉。
学习了这本教材后，“或许你不但懂得什么是文学批评，而且能跟着做起文学批评来”。[9] 这就是此书的高明和价值所在。在当下的批评困境中，此书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
尽管《文学批评学》不是没有缺陷，如不少例证有嫌陈旧，相关学术新见的接纳还不够及时，既定构架尚可突破等。但完全可以肯定，它终归是由批评家兼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双重使命生发而来的真诚的学理表白。
同时，尽管我们对现时代的论著只有解释权而没有最终评判权，但我们仍能感觉到，当我们阐释了某部著作独特的存在方式时，是否意味着这“独特的存在方式”已经具有了意义？
世界变动不居，“真”常常隐没于黑暗之中。而智者却要使黑暗光明，使真实呈现，使秩序明朗。当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及文学批评学仍隐匿于黑暗之中时，李先生和其他学者一样，以其独特的方式，言说了“真”的存在，并且当引起我们对“真”的进一步思考与追寻。
参考文献
[1] 王彬彬：《回顾与前瞻》，《作家》，1993年第8期。
[2]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7] 陈晓明：《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7年第9期。
[8]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9] 李国华：《文学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此文与赵崇璧合作）